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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红颜李晓音助力翻译《瞬息京华》

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内，藏有一册郁飞签赠方修的《瞬息京华》。1992年，新译初成，花甲之年的郁飞携带新著，亲赴星洲。此行是为了赓续一段父辈的未竟之愿——代父亲郁达夫，完成那部在南洋起了头，却终未完成的林语堂译作。夙愿已偿，欣慰难免。 1940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终告破裂。母亲决定离开新加坡。临行前日，她特地来到郁飞就读的美国教会学校，与儿子作别。那年郁飞不过十一二岁，大人的感情纠葛，孩子终究是看不清的。那天下午，他懵懵懂懂地随母亲去看了一场电影，像是履行了一场静默的送别仪式。此后，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客居星洲。直至太平洋烽烟来袭，父亲才匆忙将他送回中国。郁飞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细述了他与父亲在南洋共度的短暂时光，也为今人重现了旧时星洲的街景与人文光影。早年读至文中提及父亲的红颜知己李小瑛，并未十分在意，只当是才子郁达夫生命中又一段萍水相逢的南洋轶事。后来方知，这位女子实则来历不凡——林语堂《瞬息京华》的译事得以在星洲开启，背后亦有她倾力相助的身影。李晓音之名，在郁飞的笔下留下倩影。然而，文献所载，她亦曾以李小瑛、李筱英等名行世。其名之流传，与上世纪中叶风靡新马华人家庭的“丽的呼声”方言广播电台紧密相连。这家源自英国的 Rediffusion Limited（最初名为 Broadcast Relay Services），于1949年8月1日在新加坡启播。据新加坡历史学家柯木林考证，“Rediffusion”译作“丽的呼声”四字，正是出自李小瑛与其同事张轼（战后初期南洋华侨中学的教师）之手。日军撤退后，李晓音自印尼重返新加坡。1949年7月31日，《南洋商报》推出“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辑”。时任该电台首任中文部主任的她，于特辑中发表〈这是丽的呼声！〉一文，详述电台的渊源与发展，成为这段广播史开端的重要见证。这位才华出众的女性，其实更早之前就已走入郁达夫的生活。她曾一度住进他的书房，成为他生命中一位颇为特殊的红颜。郁飞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对她着墨颇多：李晓音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容貌秀丽，中英文俱佳，原任职于新加坡英国情报部，后转入电台担任播音员。约30年后，郁飞娓娓道来少时在异乡的岁月，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少年对这位闯入父亲生活的女性，那份难以全然接纳的复杂心情。文中写道：“随身有条年岁远比我大因而已经发脆的俄罗斯毛毯，是三十七年前星岛临行时这位李小姐送我的”。烽火连天，人情幽微，往事如烟，实不足为外人道。李晓音随后举荐郁达夫出任《华侨周报》主编。该报由本地名流林文庆题写刊名，于1941年4月3日正式创刊（《南洋商报》1941年4月6日载）。据郁飞回忆，其父郁达夫于同年年中接任主编。彼时，林语堂早已将注释本Moment in Peking及500美元翻译费寄至星洲，力邀他执笔翻译，并坚称此书非郁达夫不可译。他在《谈郑译〈瞬息京华〉》中申明四点理由：自身忙于英文创作且不擅京话；郁达夫中英文精湛、译笔老练；其文风纯正，无生硬欧化之弊；并已附上三千余处详注以供参考。此时郁飞已然懂事，甚至鼓励父亲：既已收下翻译费，且《华侨周报》甫经发刊，若能连载父亲译注的《瞬息京华》，必能提升报刊身价。郁达夫后来果真动了笔，李晓音则从旁协助，为他斟酌文字，处理编务。未几时局骤变，战火蔓延南洋，翻译工作被迫搁置。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与远在美国的林语堂也自此断了音讯，林语堂终未能等到那个他所期许的完善译本。约在1941年底星洲沦陷前夕，李晓音搬离郁达夫住所，随英军远赴印度。 1942年2月，郁达夫仓皇避难苏门答腊，于流离间作成《乱离杂诗》12首。其中前7首，常被后世视作对李晓音的深切寄意。诗中“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一句，尤似道尽乱世情谊之，欲说还休。然此中情愫，终难定论——2014年，其女Felicia Zhang据母亲口述，以英文发表〈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女神？〉（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一文，明确否认二人曾有恋人关系。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星洲【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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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赖忠苑/01】繁花虽逝，风华犹在——追忆赖忠苑

“相信怀旧就是前卫，坚持怀旧不死的精神。不要告诉我现在春天有多娇媚，我只喜欢已逝的一树繁花。身为现代时尚生活杂志总编，真正喜欢的其实是写写东西方歌影星的风情月债和灯火银辉。”——生前曾在报章写专栏，简介里赖忠苑如此描述他自己。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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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星洲

1955年，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应陈六使之邀，远赴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可惜，他的办学理念与董事会格格不入，分歧日深。就在南洋大学即将开课前数周，林语堂毅然辞去校长职务，离开新岛。这位自1930年代起旅居美国、以英文写作享誉国际的中国作家，对新马社会的现实与人情并不熟悉，更难体察一所由华人集资创办、寄托民族文化理想的中文大学，其内部复杂的人际与政治结构。林语堂与南洋的情缘，始终缘悭一面。早在二战之前，即1939年前后，他便将自己在美国写就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寄于当时旅居新加坡的郁达夫，请他译为中文。这部小说原是林语堂在筹划翻译《红楼梦》时的创作转折——他原来想以英文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后感《红楼梦》所映照的社会距现代中国已有时空隔阂，遂决意参照其结构与笔法，另写一部描绘近代中国社会图景的长篇小说。为专注写作，林语堂于1938年春举家迁居法国巴黎。他的长女林如斯回忆：“自八月到巴黎时动笔，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晨总在案上著作，有时八页，有时两页，有时十五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十九页，是空前之记录。”这部历时一年完成、长达70万字的《瞬息京华》（Moment in Peking），出版后畅销5万册，被《时代》周刊誉为“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这是林语堂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他年逾40，作品甫一完成，便急于将其译为中文。彼时虽不乏通晓中英文的译者，但能令林语堂信任并托付此任的，唯独挚友郁达夫。那时郁达夫旅居新加坡，任职于《星洲日报》和《华侨周报》。林语堂特地致信相邀，并在信中明言，希望借由小说的译介，弘扬中国抗战勇士的可贵精神。他在信中写道：“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话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显然，从《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到《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再到《瞬息京华》，林语堂逐渐意识到，唯有小说最能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 1940年，林语堂得悉郁达夫允诺翻译后，随即寄去5000美元酬金，并附上原著中引用的古典典籍、人名地名及成语的详尽注解，同时交代小说的中文书名——《瞬息京华》。然而，此时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的婚姻关系已濒临崩解，他已几无心力投入翻译。当年5月26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版刊载郁达夫的〈谈翻译及其他〉，文中提及此事，并说明他曾将译稿呈交作者审定后方刊登。事实上，《瞬息京华》的译稿最终仅在他主编的《华侨日报》上刊出开篇，便告中止。1942年，战火蔓延，《华侨日报》停刊，郁达夫离开新加坡，不久殉难，《瞬息京华》的译梦至此中断。郁达夫与林语堂私交甚笃。尽管酬金早已支付，林语堂却未能如愿得到完整译稿，但两位文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却由此传为文坛佳话。 1975年，林语堂凭《瞬息京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此作也被普遍视为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早在40年代初，郑陀与应元杰合译的首个中文译本已问世，诗人卞之琳评其书名“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弟子赵毅衡后来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亦指出，该译本“并未差到太离谱的地步”。然而，当时的林语堂对此并不满意，特地在国内报纸刊登广告声明，劝告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态度颇为坚决。或许，自始至终，他心中理想的译者，始终只有知己郁达夫。半个世纪后，1991年，郁达夫之子郁飞以“子偿父债”的心意，历经10年完成《瞬息京华》全译本，被普遍认为最忠于原著，也最能传达林语堂作品的神韵。翌年，郁飞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追忆父亲当年从林语堂手中接过书稿的情景——那一年，他也在新加坡，时年12岁，记忆犹新。从郁达夫到郁飞，父子两代跨越时空，在南洋接续了《瞬息京华》的译梦。这段文学因缘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尤其是郁达夫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与南洋大学校友薛依云。薛依云指出，直到今年，在“抗战文学暨郁达夫殉难八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透露，美国国会图书馆或仍藏有至今无人见过的《华侨周报》海外译稿孤本。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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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

20世纪80年代，〈传灯〉唱响马来西亚文艺舞台时，鲜有人留意到，这首歌的作词人正是南洋大学出身的诗人杜南发。1952年生于新加坡的他，1973年考入南洋大学，原想报读经济系，却因分数未达标而转入中文系。未料这一转折，让他在文学院接受熏陶，从此踏入文学创作之路。毕业服完兵役后，他于1977年加入南洋商报，主编文艺副刊《浮雕》与《文林》。其后，在新加坡报业合并的浪潮中，他又先后出任《联合晚报》《联合早报》《新明日报》的编辑要职，纵横新闻与文艺界四十余年。当年，张泛与潘正镭还在南洋大学筹办诗乐演唱会之际，学长杜南发已走出校园，进入报馆接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彼时《南洋商报》销量下滑，初出茅庐的他大胆向主编建议改革，以吸引年轻读者。他说：“武术界有武林，文艺界也要有文林；武术界有高手，文艺界也有高手。”新副刊遂以“文林”为名。凭借在版位设计与内容上的创意革新，《南洋商报》销量渐见回升。杜南发亦积极向台湾文艺副刊取经，走访多位台湾现代作家，使《文林》逐渐发展为新加坡最具现代意识的文艺平台。南洋大学时期的杜南发已显露诗情。1975年，南大诗社成立，他亦是其中的核心成员。1978年，诗社首次公开举办诗乐演唱会，便演绎了他的作品〈生命〉。次年演唱会则以南洋大学或云南园风景为主题，杜南发亦有〈湖畔〉、〈长河〉、〈小画〉与〈那坐在石阶上的女孩〉四首诗发表。其时，南洋大学校园已历经变故，他的诗作流露出浓烈的深沉与孤独感：望断天涯／不见风月／我的生命／流过一片悲辛的旷野／涌向无人的东方朝向北斗／动人的迷信／我是龙灯／舞者一路繁花的希望／去向大地的尽头……（〈长河〉）七月是一串年轻风铃／撒落湖中／便是许多曲折的故事／如多皱的百合我曾在湖畔期待春季的传说／直到星落／一湖雾水，依然沉默／静静的不安……（〈湖畔〉）这两首诗后来收录在杜南发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酒窝神话》。他进入现代诗的门槛，受益于当时在中文系授课的王润华老师。“这也是大二的事……对于一首模仿性相当强烈的习作〈云南之旅〉，王润华老师还颇有好感，这对一个诗国门外汉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在这科结束时，他还特别在另一篇习作上鼓励我应该继续多写下去。”〈云南之旅〉写于1974年，是他在南洋大学的第二年，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首诗，也收入在这本诗集中。杜南发的诗多带古典式抒情，他坦言这是南洋大学给予的养分：“南大给我的感受，就是那股古朴幽远的韵味……”那里的山峦、湖畔、青草、凉亭与丰碑，无论晨曦向晚，时刻滋养着他。 1980年代，南洋大学虽已不复存在，但南大诗社的精神仍在延续。1978年成立的“五月诗社”（顾问为杨松年、王润华、黄孟文）于1984年创办《五月诗刊》；1980年成立的“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顾问为杨松年）则推出文学期刊《同温层》，并积极举办诗乐民谣演唱会、展览、讨论会等活动，蔚然成风，几近喧哗。尤为可贵的是，这并非昙花一现：《五月诗刊》二十余年从未间断出版，《同温层文丛》亦先后出版了12本选集，诗乐创作与演唱持之以恒，跨越长堤，推动了新马两地的文学交流。此时，杜南发主编的《浮雕》和《文林》两份文艺副刊，亦成为另一股重要推力，不仅广泛刊载作品，也报道文学活动，为新加坡的文学生态注入新的活力。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新加坡现代文学的高峰。走过了这些岁月，杜南发或渴求“心情如水”，但盼涟漪不再。我此时才翻读他于1991年出版的第二本诗集《心情如水》，试图揣摩诗人的生命经历，以及那份清明不变的诗心。南大事件，报业风云，怎可能是一潭吹不皱的清水？我自然想去追索80年代初南大关闭后诗人的心境——〈迁徙的鸟族〉〈禁果仪式〉〈无花果树〉与〈野鸽纪事〉，皆为“南大成了历史之后”的印记。当年的启蒙老师王润华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本他所钟爱的诗集，而南大正是其活水源头。诗集的设计独具匠心，每一辑附录诗人手札，读来虽感戚然，却也能理解—— 池塘生春草，仿佛也是一夜之间的事，说不说都没有什么关系，云是云，水是水，都是不同滋味，好在有过一响醉后清欢，知道人世还是多情，也就够了。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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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1978年，南大诗社首次举行公开的诗乐演出，45分钟内共演绎9首诗乐作品，其中开篇之作〈故事〉，便出自潘正镭之手：你是一颗叩落的星／解缆自天际／我是一艘船摆渡／载美丽的故事／破封的港／细碎的浪／宣示着轻轻雷鸣／我们诉说／小小故事／忘了已及岸与陆翌年，《蕉风》月刊314期（1979年4月号）刊载了潘正镭的文章〈一个意念的浮现：南大诗社诗乐演唱会前后〉。文中追述，这首作品的缘起颇为偶然：课堂上，张泛递来字条，说自己“灵感大发，想以歌入诗”。潘正镭遂将高中时期所作的这首诗交予他。课后，张泛便即兴哼唱，引得同学们纷纷赞赏，并鼓励两人合作。潘正镭与张泛同为南洋大学第20届文学士。1977年，他出任南洋诗社第三任会长，同时继续参与诗刊《红树林》的编辑工作。其时，他们已常与一群青年诗人相聚，纵论诗艺，亦不断酝酿着“诗与乐结合”的意念。 1978年的诗乐演出中，除了潘正镭的作品，也有淡莹的〈声声慢〉与王润华的〈屋外〉。后者一诗写道：“我是山茶／含苞三年／春天开后／竟不是花／我是明月／普照冬夜／黎明才发现／被冻成，一片白雪。”据王润华自述，此诗作于他赴美深造、旅居爱荷华之时。诗中引述司空图笔下山茶花的意象——山茶花含苞三年，虽姿容美丽，却未能列入花谱为名花，心生惋惜之情。诗意亦借此暗喻南洋大学文凭不获政府承认的现实处境。同学们传诵之间，深有共鸣，张泛遂为之谱曲，自此流传不绝。《蕉风》亦刊载了杜南发的〈河畔〉。此诗同样由张泛谱曲，并于南大文学院讲堂举行的第二次诗乐发表会上演唱：七月是一串年轻风铃／撒落湖中／便是许多曲折的故事／如多皱的百合我曾在湖畔期待春季的传说／直到星落／一湖雾水／依然沉默／静静的不安。那时已是南洋大学办校的晚期，历史际遇迂回多舛，莘莘学子终将四散天涯。云南园的湖水依旧静默不语，成就与功过，终将交付时间去见证。南大情怀遂化为诗乐的主调，这些诗句当年几乎传遍云南园。诚如刘双慧〈挥手〉中的吟咏——“风雨来了又去／三年时光化一声鸟啼／我要从画中下来了／把树树山山留在云里”——正是当时千百南大人的共同心绪。直至今日，南大人在年度全球校友联欢晚会上，仍不时诵唱这些篇章，一声鸟啼，余音不散。早在1975年，潘正镭便与林也、丘静溪、郑英豪、望无际、陈来水、黄继豪、陈牧元8位青年诗人共同出版《8人诗集》。今日重温，其浅蓝色的封面设计与背面的镜像文字，皆出自学长陈瑞献（牧羚奴）之手；再加上他亲撰的序文，已为当时的新加坡现代主义诗派立下鲜明的标杆。1980年毕业后，潘正镭先后投身新闻界，历任多家报馆要职，曾任《新明日报》总编辑与《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兼副刊主任。2017年退休后，仍不时读到他笔下的专栏与诗作。诗乐的创作当是潘正镭与同代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可以说代表了新加坡现代诗发展的一个高峰。潘正镭本人著有多部诗集，包括《告诉阳光》《赤道走索》《再生树》《天微明时我是诗人》与《天毯》。其封面皆采用学长陈瑞献的现代风格画作，而陈瑞献亦为之撰写序言，不仅精准点评了潘正镭诗歌的精华，更借此传达他对现代诗的观照与思考，意味深长—— 世人但知李白浪漫，杜甫悲伤，而不知王伟的真空妙有。〈睡与醒〉固世间现实，正镭用两句极简的短句，带出至深的出世间现实：“不睡／不要醒来”。你睡了你醒来了，都是真有的事。但你是否知道，意识一转入另一层天，不睡才是睡不要醒来才是醒的真事吗？空花无蒂，玄珠有光，〈天毯〉是一部让你趣向这一真谛的诗集。 1980年，随着南洋大学走入历史，南大诗社亦随之解散。这个汇聚诗人与音乐人的校园诗社，就此划下句点。潘正镭毕业后踏出校门，投身社会，肩负生计，却始终笔耕不辍。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所藏的几本潘正镭诗集，皆题赠于马华诗人林幸谦，不免让人遐想这一段跨越新马的诗缘。林幸谦诗中多有漂泊之感，才华横溢；两位诗人相知相惜，其际遇与文字都映照出一个时代的缩影——“天微明时我是诗人／一如日光灯下我是主编／一册诗集／为你裁剪一方思维的图考”。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校友吴天才——中马互译之桥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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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刚过去的5月中旬，文学院迎来新学期的开课礼。在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先生的牵线下，新加坡“新谣之父”张泛博士亲临讲座，与师生分享他的创作心路。讲题《传灯人与追光者——在世界版图刻下你们的坐标》，乃张博士亲自拟定的。讲座中，张泛回顾了当年为诗人杜南发所作〈传灯〉的创作过程。那是1982年8月25日，《南洋商报》主办“金狮奖创作比赛”。当天，时任编辑的杜南发突发奇想，欲为颁奖礼写一首主题曲，遂邀张泛作曲。灵感乍现，仅花不上20分钟，成事。当晚，〈传灯〉即由张泛亲自演唱。谁料，这首出于新加坡，由张泛与杜南发携手创作的歌曲，后来竟唱遍马来西亚大小文化活动，广为流传。张泛回忆，〈传灯〉的推广离不开新山陈徽崇与陈再藩两位学长的推动与奔走。“希望延续一点陈徽崇老师的遗愿，为马来西亚音乐文化尽棉力。”张泛如是说道。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 我当年入学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长姐也领着所有初来报到的新生齐唱〈传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首撼动人心的歌曲，竟出自彼岸——南洋大学中文系校友之手。张泛是南洋大学第20届文学士，恰为南洋大学分院不分系时期的末代学生；杜南发则是他的学长，南洋大学中文系第18届学生；至于二十四节令鼓创始人陈再藩（小曼），则是第17届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张泛年纪最小，然他与杜南发在作诗谱曲上的默契，早已在南洋大学的校园中悄然酝酿。〈传灯〉面世时，南洋大学已遭关闭将近两年，然昔日的同窗情谊，很大程度是因母校的命运，更显笃定牢固。以诗入乐，或将现代诗铺成歌乐，可说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南洋大学校园。彼时，不少日后为人熟知的新加坡华文文学诗人——贺兰宁、流川、黄继豪、郑英豪、潘正镭、沈璧浩、薛依云、陈来水、杜南发、周维介等，以及后期的陈再藩、王润华等，皆为“南洋大学诗社”（南大诗社）的中坚成员。1975年12月12日，诗社正式注册。成员来自南洋大学各个科系，大多倾心现代主义写作。当时的新马华文文坛，创作风气普遍受到台湾现代诗派的深远影响。诗社顾问为杨松年与王润华老师，皆为推动马华文学发展的重要推手。诗社又创办《红树林》诗刊，由南大校友陈瑞献长期供稿，并负责封面设计与内页插画，为诗刊的现代主义风格树立了鲜明的标杆。尽管南大诗社随着南洋大学的落幕而解散，那一首首曾在校园中传唱的诗乐，却如神话般流传至今。南大诗社成员的现代诗创作，经音乐鬼才张泛谱曲演唱，抒发云南园学子的深切感悟——“啊，告诉阳光啊／我只想唱一唱／我们这一代的声音”（潘正镭〈告诉阳光〉）。首场诗乐演出于1978年8月5日举行，所选九首诗作出自潘正镭、林山楼、董农政、张泛、西河州、杜南发、淡莹与王润华等诗人，获得极大回响。旋即于同年12月1日，在南洋大学文学院讲堂举办第二场演出，此番共演绎了十九首诗乐，规模更胜以往。诗人潘正镭曾记述：“到场约三百名年青的观众中，端坐着全场唯一的文坛前辈——周颖南先生，他凝神聆听，并当场赋诗以抒感受。作为年轻的一群，我们珍惜这份力量。”周颖南不仅是新加坡儒商，更是著作等身的作家，被誉为“南洋一支笔”。演出之后，他将《红树林》诗刊及有关诗乐演出的报道推荐至中国文学大家叶圣陶与林荫前辈，足见其对南大诗社文学精神的推崇与珍重。 1979年4月号的《蕉风月刊》314期策划了“张泛‘诗乐’专题”，其中杜南发的〈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夜谈〉一文，记述了他于同年1月27日凌晨对张泛的访问，忆及当年在南洋大学学生楼宿舍的灯光下，静谧的山头，风过相思树——张泛与周望华、杜南发和潘正镭围坐一隅，一把吉他，一壶清茶，在诗与歌的交汇中，畅谈他为现代诗谱曲的点点滴滴。张泛也是当年南洋大学末代学生会会长。今年5月，我在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会所主持他另一场讲座。会上他说，那时候，有人质疑我的学校，我心里只想着：我可以为我的学校做什么？我应该怎样带着我的学校走出去。南大诗社的一首首诗乐，如今仍在各地传唱不朽。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校友吴天才——中马互译之桥【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李校友李云溪校长的老师——张荃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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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

我读大学时，鲁迅仍是中国现代文学课堂的必修篇章。然而时至今日，鲁迅研究于国内中文系中已显式微，渐入沉寂。反观马华文学传统，鲁迅影响却深刻而广泛。文学史家方修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与左翼思想主轴，其理念与创作无不显露鲁迅的深刻印记。他的杂文《避席记》即为鲁迅研究成果之一。早在1950年代，鲁迅已毫无保留地影响一代学人与文艺青年。南洋大学历史系肄业的谢诗坚曾直言，方修堪称马华文坛鲁迅精神的“代言人”。在那个时代，人人寄望鲁迅之笔能拯救社稷、抗衡权势。尤其50年代初期，殖民余绪未散，社会秩序初定，鲁迅几乎成为那一代人心中的精神导师，时时引领和召唤他们为马华文学和教育事业而奋斗。马华作家云里风即不讳言这一影响。彼时他罹患肺病，久治无效，写作方起步。若不是因为一套《鲁迅全集》读了又读，他后来不可能走上写作之路（〈鲁迅对新马华人社会文化的影响〉）。他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正记述了这段生命转折。吴天才亦是于此时期深受鲁迅精神感召的一人。南洋大学首届中文系毕业之际，校内风波未歇，高层领导悬缺，学术与行政一度陷入动荡。在这般紧张不安的时代氛围中，鲁迅几乎化为莘莘学子心中的精神坐标，借用谢诗坚的话，“鲁迅俨然已成为南洋大学的精神校长”，于无声处提供指引与支撑。至1960年代初，由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主编的《大学青年》与学生会出版的《大学论坛》先后推出鲁迅逝世纪念特辑，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当时校园风气，以“学习鲁迅”为志业，几近成为一种文化自觉的标杆与象征。吴天才生于1936年，恰值鲁迅辞世，命运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呼应。他以笔名“江天”出版诗集《鲁迅赞》，以诗抒怀鲁迅之精神风骨。此书成于90年代，付梓于退休之后，然他对鲁迅之情感崇拜，实非一时之作。早在18岁风华正茂之时，吴天才便写下纪念鲁迅的诗作〈有一个人〉，此见，鲁迅精神早已在这位马华青年心中深深扎根。年过五十，这份对鲁迅的情感始终未退。吴天才亲赴上海，拜谒鲁迅故居与墓地，归来后写下——“鲁迅安静地／坐在石椅上／眺望莽莽神州大地沉思／而今已变成／开朗的笑颜。”这一刻，无疑是诗人对自己半生信仰的一次低语回应。这份执念之于他们那一代文艺人，得以延续数十载，并非没有原由。自1973年起执教于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王润华，便以学术之眼，长期致力于鲁迅精神在东南亚的传承研究。2012年，他特邀鲁迅之孙周令飞访马。面对新马诸多深受鲁迅影响的文化传人，周令飞深为动容，坦言如此广泛而深远的精神影响，令人匪夷所思。然而，鲁迅的思想足迹远不止于新马。王润华其后主编《鲁迅在东南亚》，为我们勾绘出鲁迅思想在本区域传播的文化地图，更印证其影响早已超越文学，深入“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层面”，化为一种深沉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华人社会精神建构的重要支柱。今日之于年轻一代，“鲁迅神话”或已不复存在，然其精神遗产，依旧在时代深处隐隐发酵。也因此，那些与鲁迅精神深度契合的文坛前辈，尤值得我们回望与凝视。吴天才与王润华，皆是南洋大学语脉中的鲁迅传人；他们以自身的写作、研究与文化实践，延续着那股曾震撼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力量。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校友吴天才——中马互译之桥【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李校友李云溪校长的老师——张荃【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多谢海风吹雨过—— 潘受重过南园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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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李校友李云溪校长的老师——张荃

在华校的发展历程中，曾有一段堪称可歌可泣的佳话，那便是邢广生、谢冰莹与张荃三人之间的美好情谊。或许对今人而言，张荃这个名字略显陌生，然其在华文教育与马华文学史上的贡献，实不可小觑。张荃不仅是尊孔时期著名历史学者李业霖的启蒙恩师，更是麻坡中化中学第九任校长李云溪的授业老师。而李云溪校长，正是南洋大学中文系首届毕业生，可谓承先启后、意义非凡。早在谢冰莹之前7年，张荃便已抵达马来亚。1951年，她与丈夫陈恺教授自台湾南来，落脚柔佛麻坡，于中化中学任教。陈恺主授地理，张荃则担任华文科教师。也正是在那一年，李云溪升上中三。新学年伊始，学校一度因师资短缺而华文课悬而未开，数周无人授课。时任校长陈人浩不断宽慰学生，嘱大家再耐心等待数日，便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副教授抵达。果不其然，张荃老师如期而至，自此，她在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旅程悄然展开。李云溪始终铭记张荃老师在教学上的不拘一格，深受其感召。他曾回忆起一次缺考华文课的经历，张老师并未严辞斥责，只是淡淡地说道：“要补考。”随即，便“二话不说拿了一大叠报纸给我，并出了一个题目，叫做《马化政策下的马华教育》，要我从报纸里找资料，按题目写一篇文章，限一星期交卷。”（引自《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 1953年，李云溪原计划自高师班毕业后前往台湾师范大学深造，张荃老师却慧眼独具，鼓励他改而投考即将创办的南洋大学。他遵从师意，遂依言报考，顺利考入中文系。入学之后，张老师念及其家境清寒，又特地为他安排兼职工作，以助学业之需。 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李云溪每日放学后，便需辗转搭乘三趟巴士，前往一所小学兼课，风雨无阻，直至1957年6月底。其间，张荃老师再度倾力相助，亲自出面协助他申请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的贷学金，使他得以安心求学、无后顾之忧，最终顺利完成本科学业。推测当时的张荃，已与在民众图书馆义务协助管理事务的邢广生相识甚深。至1955年，张荃已调任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两人同在吉隆坡，往来亦愈加频繁。邢广生常为身在异乡的张荃料理生活琐事，也常聆听她倾诉婚姻中的诸般不如意，渐渐成为她当时唯一能够倾心托付的挚友。《张荃诗文集》为张荃之遗作，历经三十载辗转，方由其弟子李焕明于1990年在台湾付梓印行。书首篇〈彭亨山中杂写四篇〉，记述她在马来亚的亲历与所感。此书由中国现代派作家施蛰存先生作序。施蛰存与张荃早年同为国立厦门大学教席，彼此赏识，情同兄妹。因昔时音讯隔绝，直至张荃辞世于马来亚，施蛰存始知噩耗，感慨万千，叹曰：“始知其已逝于马来亚，为之掩卷叹悼。” 书中亦辑录了张荃两位至交——邢广生与谢冰莹所撰写的追思文章，深情回忆她于1959年为华文教育鞠躬尽瘁，终客死异乡。文中详述二人为其操办后事的点点滴滴，自选购衣物、遗容化妆、入殓安葬，皆亲力亲为，哀情可感。其时，谢冰莹已在太平任教，接讯后即乘火车南下吉隆坡，前往积善堂，与邢广生及尊孔同仁陈淑贞一同操办丧事。虽张荃之夫陈恺亦在场，然两位挚友对其早年婚姻多所不平，情感之复杂，尤见于谢冰莹所撰〈哭张荃〉一文。文中追忆二人于台北初识，目送张荃婚后远赴马来亚，婚后境况屡屡不顺，字里行间，“至为感人，读后令人泪下”（李焕明语）。至于邢广生，则显得宽容：“缅怀往事，唏嘘感叹之余，也就不忍再如过去那么非议他了。”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自张荃辞世30至50年间，仍有众多友人与门生追思其人其文。曾就读麻坡中化中学的李云溪，正是在张荃担任班主任期间受其引导，顺利考入南洋大学中文系，日后更回到母校执掌校政达11年之久。2008年，时年约78岁的李云溪，为纪念恩师张荃逝世50周年，特将其生前托他誊录的文稿《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整理出版，以传其风范，昭其精神。此书由张荃在台湾师范大学昔日同事、潘重规教授题字。如今，张荃长眠于吉隆坡蕉赖路基督教墓园。她在马来西亚所留下的印记，不应湮没。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多谢海风吹雨过—— 潘受重过南园【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逃难诗人潘受船票送郁达夫【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潘受诗人的卖花词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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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玉无意复出拍戏 1原因多年不看《花样年华》

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2000年电影《花样年华》，今年适逢上映25周年，导演特别版4K于戏院重新上映，更收录从未曝光的9分钟珍贵片段，60岁的张曼玉早前罕有接受外媒专访，透露多年来从未翻看《花样年华》的原因，并指自己无意重返大银幕。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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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多谢海风吹雨过—— 潘受重过南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逃难诗人潘受船票送郁达夫【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潘受诗人的卖花词【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琼瑶南大探父陈致平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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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逃难诗人潘受船票送郁达夫

说潘受是一位诗人，不如说他更是一位爱国诗人。那么他所爱的究竟是祖国，还是南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展开大规模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战火的阴影逐渐逼近南洋，南洋华侨早已蓄势待发，竭尽所能，为抗敌救国、为世界和平以及为公理正义而战。这一年，也是潘受南渡的第七个年头，此时他正担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校长。身在海外，面对日本帝国的肆虐侵略，他对祖国这一场灾难绝不能置之度外。 1938年，来自南洋各地的百余名筹赈会代表齐聚大会，共同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推举陈嘉庚为主席。潘受与陈嘉庚相差37岁，却毅然接受义务秘书一职，深得陈嘉庚的倚重与信任，全力协助推动华侨赈灾工作，掀起了一场席卷南洋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他为该会成立赋诗以明志：“立国五千年忍使黄魂沉赤县；同侨八百万誓扶白日照青天。” 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群情激愤，反日情绪高涨，人们纷纷抵制日货、罢工停产、走上街头示威，巡回演出宣传抗战，并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1940年4月28日，《南洋商报》刊登消息——“华侨回国慰劳团下月赴各路慰劳军”。该团由陈嘉庚组建并亲自率领，潘受担任团长，是全团最年轻的成员。5月间，他带领团员到重庆与陈嘉庚会合，期间结识众多抗战名将及政府要员。1997年，86岁高龄的潘受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回忆道：“那次中国之行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让我第一次亲身领会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精深博大。”这支慰劳团自新加坡出发，经缅甸、云南、贵州，最后抵达重庆。随后又从四川辗转奔赴各地战区，足迹遍布十余个省份。 1941年，潘受重返新加坡。麻坡中化中学校史馆记载，潘受曾于1941年1月至6月担任中华学校（即中化中学前身）校长。当时，《南洋商报》亦有报道，麻坡中华化南校董部常务会议已通过聘任潘受为校长（1941年1月14日）。然而，由于频繁奔走于新马两地，难以兼顾校务，潘受遂于半年内辞职。 1972年，适逢中化中学庆祝建校60周年并出版《中化六十年》纪念刊，潘受以翰墨寄怀，特赠七言绝句二首如下：其一树蕙滋兰六十年，中华声教化南天，芳菲一卷春风史，筚路从头记昔贤。其二：海氛岁值乱离秋，书剑吾曾此小游，痛忆故人冤血碧，羊昙何忍过西州。潘受在诗中既缅怀建校先贤的辛勤付出，也追忆自己与学校在日军南侵时期结下的因缘，并寄托对战乱离散与故人罹难的深切哀思。他更提及麻坡沦陷后，地方上惨遭屠杀者近二十户，其中包括“余在职时之本校董事会主席李君天赐洎董事多名，洵惨绝人寰矣。”此墨宝如今仍珍藏于该校馆藏。日军的爪牙迅速伸展，战火蔓延，新加坡旋即沦陷。潘受在战后1940年代的多首诗作中，及时记录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1948年，他在新加坡怡和轩与友人追忆郁达夫这位南来的中国文坛巨匠，写下〈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郁达夫于1938年12月底应《星洲日报》之聘抵达新加坡，直至日据时期，最终在1945年8月29日日军战败投降之际，于避难地荷属苏门答腊离奇失踪。 1942年2月，潘受原已购得小电船船票，计划携家眷自新加坡这座“围城”逃往临近的苏门答腊小岛。郁达夫得知后，亦表示希望同行。临行前一晚，众人下榻怡和轩，郁达夫携行装前来，除衣物外，还带了一瓶白兰地、十余块牛肉干及一部《诗韵》，准备在船上吟诗唱和。当晚，他们畅谈共饮，别绪未生，反添几分欢愉。酒酣之际，潘受忽然决定将自己的船票让予郁达夫与胡愈之，送二人先行离去，自己则另寻他法分途逃亡。世事难料，郁达夫终客死异乡。战乱之际，他化名赵廉卿，滞留印尼，最终遭日本宪兵杀害，尸骨无存。潘受悲痛不已，赋诗悼之：“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 “一死换千生”，确是对郁达夫的至高敬意。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潘受诗人的卖花词【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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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潘受诗人的卖花词

首先，潘受是一个诗人。近几年，潘受像颗出土的珍珠，逐渐进入学人的研究视域。无论是谈他于1950年代初筹办南洋大学，先是担任陈六使先生的参谋，后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还是提及他毕生致力旧体诗或书法，他都是新马数一数二的作家、书法家和文化人。曾因被视为左倾反动分子而于1958年被当时的殖民政府褫夺公民权，却在1995年被新加坡政府宣布为“国宝”，潘受从无国籍之人到文化象征的命运辗转，招来他晚年自嘲：“当年是强盗，后成了国宝”，写尽新马华人在文教史上的复杂处境。徐持庆著的《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2007）已然将潘受的诗作成就梳理出来，特别是他对潘受诗的注释，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诗人一生的思想脉络和创作奋斗。潘受，原名潘国渠，于1930年19岁时南渡新加坡，先在《叻报》担任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此后，他于1935至1940年任道南学校校长6年，并于1941年1月至6月间担任麻坡中华中学校长半年。今日麻坡中化中学校史馆仍记录他为“战前校长潘国渠”，并珍藏着潘受校长于该校1970年创校60周年时编纂校刊《中化六十年》的翰墨题词《芳菲一卷春风史》。潘受的三本诗作——《海外庐诗》（1970）、《云南园诗集》（1984）和《潘受诗集》（1997），为他创作之路的重要总结。《海外庐诗》收录了他自1937年至1966年30年间的部分诗作，最早交由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85年由新加坡文化协会再版。《云南园诗集》则是他专为南洋大学而作诗的总集，记述了他参与南洋大学筹办以至创办初期的心路历程。然而，厚达八百多页的《潘受诗集》却是潘受的人生归结，其中收录了他一甲子的诗作1300首，数量尤为可观。诗集还附录作者的生活照、文友赠诗、书函，以及作者的笔墨手迹，不愧是国宝级人物。专攻古体诗创作的潘受，实际上也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他于十三四岁便开始尝试创作白话诗，甚至初到南洋后，在《叻报·椰林》副刊以笔名“衣虹”发表的小说、散文和新诗，也还是新文学创作。潘受曾为抗日时期到访新马巡演的武汉合唱团作了一首〈卖花词〉：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胜利之花呀！买了花，救了国家。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不是要你爱花，不是要你赏花，买了花，救了自家。这首朗朗上口的白话歌词当时唱遍了新马的大街小巷。1937年，潘受应陈嘉庚主席的邀请，担任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任秘书。他深受南洋地区的中小学生为抗战筹款而纷纷制作纸花沿街叫卖的事迹感动，写下这首后来小学生卖花时传唱的爱国歌曲。据传，这首歌词让合唱团团长夏之秋为之落泪，随即为其谱曲，并由合唱团内年仅18岁的女高音江心美领唱——“先生，买一朵花吧……买了花，救了自家”，唱音丝丝入扣，华社上下无不动容。今日，恐怕再难想像，那些穿着校服站在街头巷尾的学生哥妹，手捧花朵，华侨筹款救国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武汉合唱团自1938年12月开始巡演，至1940年4月回国，所筹善款屡创高峰。1940年，陈嘉庚号召南洋各地华侨代表组团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劳军赈灾。深得嘉庚先生器重的潘受，再度受任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慰劳团”团长。潘受当时年仅29岁，肩负重任。他从中缅上路到中原战区，跋涉大半个中国山河，沿途坎坷险阻与耳闻点滴，后来皆一一入诗。其诗作〈自西安赴咸阳，望太白秦岭，夜雪盈巅，感日来所闻所见，成此短述〉有一句写道：“青山本是无情物，一夜伤时也白头”，道尽回国路上的沧桑感怀。彼时，章士钊先生身在重庆，读到潘受的诗作，不禁感叹：“诗在南洋矣！” 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琼瑶南大探父陈致平【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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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琼瑶南大探父陈致平

琼瑶走了，但她曾来过。 1964年，琼瑶到来新加坡，探望时任南洋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父亲陈致平。据《南洋大学史料汇编》载，陈致平于1963年至1966年受聘于南洋大学，后来以一己之力完成十二卷本巨著《中华通史》，并于1979年付梓。此外，他亦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等作品，其治史之勤勉严谨，为早期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他同期任教的，还有时任系主任王德昭、余英时之父余协中、梁启超的高足贺师俊，以及助教崔贵强、颜清煌等。陈致平在南大的最后两年，正值该校反对改制的学潮高峰。尽管风波不断，但教学和研究该做的事，南洋大学始终兢兢业业。1966年，该校迎来建校十周年，毕业生人数达到468人。同年，陈致平离任，返回台湾继续学术研究，并于1969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任教南洋大学期间，陈致平与中文系教授苏雪林交情深厚。当时，众多名师南渡齐聚云南园，学术气氛浓郁。邻近义安学院亦有昔日旧友，往来频繁。苏雪林在《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中欣喜提到，中文系的孟瑶已先一步抵达，又细数了当年的南渡教授们，感叹道：“熟人如此之多，当然不会寂寞的。”苏雪林教授《诗经》《孟子》等经典课程，与专攻历史的陈致平虽一文一史，却同样对传统文化怀有深厚热忱，多了一份亲近。 26岁的琼瑶来到南洋大学探望父母，并与苏雪林见面。彼时，琼瑶凭借首部长篇小说《窗外》一举成名。这部取材自她师生恋经历的作品，因其大胆新颖而引发轰动，使她顿时名声大噪。琼瑶家族的传奇色彩更为这位才女增添几分传奇：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哥，而金庸则是琼瑶的远亲，琼瑶的堂舅。然而，命运弄人，琼瑶的经历竟与母亲袁行恕如出一辙。袁行恕出身名门，求学期间爱上她的国文老师陈致平。这段恋情掀起轩然大波，袁行恕意外怀孕，生下了龙凤胎，其中女儿陈喆正是才女琼瑶。《窗外》的出版给琼瑶带来了“毁灭性的风暴”（琼瑶语）。社会舆论终究难以接受师生恋这一题材，台湾文坛“狂人”李敖笔伐琼瑶，批评她违背传统道德（〈没有窗，哪有窗外？〉）；她的丈夫也因此“无地自容”，夫妻关系恶化，最终于1964年正式离婚。 1964年1月21日，正处于人生低谷的琼瑶，在南洋大学的校园里与苏雪林相遇。年长琼瑶40岁的苏雪林，珍爱她的才情，特意写下〈永远莫放下你这支笔——给琼瑶〉（1965），叮嘱道：“你就永远写下去。天生你这一支彩笔，实不比寻常，你该好好利用它，假如你再能推出几部像《几度夕阳红》的创作，岂但你将屹立台湾文坛，永无人摇撼得你动，世界文苑将来也该有你一席之地呢！”后来，我们都知道，琼瑶不负所望，成为一代文坛大家。一向创作现代小说的苏雪林，还为琼瑶写了两首古体诗〈狮城寄琼瑶女士〉。诗序云：“琼瑶乃名教授陈致平先生之女公子，凤凰其小名也，有夙慧，自幼即善属文。致平先生现与余均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夫人与余颇相得。岁初，琼瑶省亲来此邦，余始得遍读其著作，叹为一代奇才。乃忽闻有妄人故加推毁，心甚不平，赋此二诗慰之。”字里行间，流露出苏雪林对这位年轻才女的赞赏与关爱。尽管苏雪林专注于纯文学创作，但她仍然遍览琼瑶的作品，面对文坛的恶意抨击，更是愤然不平，为琼瑶发声辩护。苏雪林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长寿的一位，享年102岁。她在〈当我老了的时候〉一文中如此写道——“我生来不美，所以也不爱美，为怕老丑而甘心短命，这种念头从来不曾在我脑筋里萌生过。……只希望多活几岁，让我多读几部奇书，多写几篇只可自怡悦的文章。多领略一点人生意义就行。”琼瑶大概也曾读过这些文字，但她对生命的终章有着不同选择，随风“不如归去”。相关文章：【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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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

潘重归的三舅刘太希，是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翘楚，尤在古代文学的教研与传播方面享有声誉。刘太希于1957年抵达南洋大学，比潘重规稍晚一年，负责讲授《历代诗选》《诗经》和《各体文习作》。虽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便在父亲翰林学士刘楠轩的熏陶下浸染古文，累积了深厚的文学修养，奠定了“北大才子”之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太希投身抗日救亡，出任国防部秘书要职，抗战期间常以诗作赠予将士，鼓舞士气，由此结交了诸多军政要员。战后，他归心治学，未再涉政。甲子之年踏足南洋，他的行事愈发从容自适。相比其他南来的中文系教授，刘太希似乎更为“安分守己”，潜心于古诗词研究。在南洋大学，刘太希倾力推动师生古体诗创作。他与同期的凌叔华教授各擅其长，两人一专于古典，一擅于现代，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南洋大学中文系新旧文艺交汇的盛景，成为新马高等府学中推动马华文艺的重要力量。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了首届毕业典礼。1955年，大学初建，横空出世，举城为之欢腾；4年寒窗，学成之日盛典如期，必然再掀欢腾，盛况空前。惜我辈来迟，星洲虽近实远，唯有凭借文字，梦回云南园的美丽与喧闹。园中有八角亭数座，漫山相思树影婆娑，又有红墙绿瓦互映成趣。据传引得佘雪漫教授作诗云：“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自此传颂不息，成为每位南大人心中的千古绝唱。毕业礼前夕，刘太希于《南洋商报》发表了〈南大文学院同学录题辞〉，寄语文学院莘莘学子。他写道：“文学院里所形成的风气，往往就是一个大学的学风。一个大学的学风，又往往就是一个国家的士风。……所以文学院的教育，书本还在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培养或感化人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所应注重的是人格教育。”（《南洋商报》，1959年12月19日）彼时，报章对于毕业礼的报道如潮涌来。南洋大学学生会正举办文学周，文学院礼堂连日文化学术座谈，校内各大社团代表登台论道；晚间游艺会座无虚席，全校师生纵情欢聚，乐声不绝。就在这一夜，中国文学研究会诗词组在顾问刘太希和佘雪漫教授的引领下，于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特邀中文系师生及新马诗坛名流共襄。席间，南大师生纷纷展出诗词创作，雅集中亦不乏“即席诗”佳作，才情尽显。同年7月，诸诗汇集成册，结为《云南园吟唱集》。刘太希作序道：“今者吉日良辰，群贤毕至，赏心乐事，倾盖题襟。”时隔一甲子，重读吟唱集，会稽兰亭修禊之翰墨风流，原来曾几何时再现南洋。此吟唱集子中，刘太希以雅集即席诗七律居首，可见其领航典范风采。其中一首〈前题〉既记述当年毕业典礼盛况，亦描绘他身居云南园的悠然——“……老我居夷德不孤，讲舍偷闲狎鸥鹭。兹邦游赏殊寂寥，云南园境差堪赋。……”诗中得见云南园中鸟鹤流连、景致天然。刘太希虽暂居五载，却怡然自适，寄情诗词。授课与写作之余，刘太希迅速融入本地文化圈，与在地诗友建立起深切情谊。1960年，他参加了新加坡“新声诗社”主办的“庚子诗人节雅集”，会后诗作发表于《南洋商报》。此诗社由南渡诗人黎国昌与当地诗人共同创办，旨在弘扬旧体诗词的创作。刘太希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南渡同道，彼此谈诗论道，抒发对时局变迁的感概以及去国之后的忧思之情。刘太希的〈夜过南洋报社与振夏、心影诸君纵谈〉一诗，诗题提及两位好友——陈振夏和曾心影，皆为当时报界才俊。尤其是《南洋商报》主笔曾心影，其笔力犀利，社论老成，古文功底深湛，常与刘太希共话，畅谈诗文。云南园雅集之上，总少不了他们二人的身影。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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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执教约5年，1960年离开新加坡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这短暂的5年间，他在马华文坛和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迹。除授课之外，潘重规还积极写作和演讲，并专注于学术研究，尤其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红学研究上的见解，却与马华文学史家方修产生了分歧。一场“红楼之争”正好反映了《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研究动态，更标志着红学研究在马来西亚一个重要起步。南洋大学中文系是新马早期从事汉学研究的高等学府之一，潘重规等专家开设的古典文学课程成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当时，许多中文系学子对这些中国南下的教员敬仰备至，而潘重规的教学风采尤其为人称道。据当年毕业生追忆，潘老师讲课时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一口气从上课讲到下课，内容引人入胜。尽管现有文献中并无明确说明他在南洋大学专门教授《红楼梦》，但他在新马地区的演讲和写作已经奠定他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南洋大学宁静的学术氛围，加之母亲和妻子黄念容陪伴左右，使潘重规得以全心全意投入《红楼梦》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楼梦》逐渐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读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1958年2月9日，潘重规应邀在吉隆坡尊孔学校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演讲。他在讲座中开宗明义，对曹雪芹的身分提出了颇具争议的质疑。事实上，关于曹雪芹的身分问题，早在30年前便引发过一场学术论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认为曹雪芹是汉人，胡适则主张其为满洲人，并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潘重规在演讲中还回忆了自己与胡适的书信往来：胡适在回函中戏称他的观点与蔡元培一致，是“笨猜谜”，也是“猜笨谜”，此言一出，引得在场听众哄堂大笑。（《星洲日报》）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学界一直在考证派和索引派之间争论不休。从胡适、俞平伯到周汝昌，考证派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潘重规则承袭了蔡元培的思路，他在南洋再度大胆重申自己的质疑立场。1959年，他的《红楼梦新解》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可以说是他在南洋期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写到：“南来后，又在南洋大学、义华中学、吉隆坡尊孔校友会、雪华高师同学会学术研究会演讲多次。……明知全世界人士认定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而个人独持异议，自然很难得人认同……” 果然，潘重规的观点很快引起了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反驳。彼时方修正积极投入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并在50年代末发表了多篇与《红楼梦》相关的文章。1960年，方修以“任辛”为笔名出版了《红楼梦简说》，同样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发行，成为推动本地红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方修无法苟同潘重规的主张，认为在马新地区重新讨论《红楼梦》作者问题，只会“使到他和当地的文艺界对于红楼梦问题的见解距离得更远”。在他看来，作者身分的问题早已尘埃落定，如今再提无异于徒耗精力而已。因此，他特撰文章，凭借扎实史料逐一反驳潘重规的论点，一场前所未有的“红楼之争”随之在马华文坛蔓延开来。潘重规或以为索隐派大有机会移师南洋，东山再起，然而他却在这里遇上了秉持严谨实证精神的方修，这位不假想、亦不作猜测的史家，与他日后书写马华文学史的态度一脉相承。潘重规南渡新马的日子不长，却与方修结下了这一段难得的学术情缘。两人当时在红学上的交锋，展现了我国学人在汉学研究上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较量。 1960年，南洋大学首届毕业典礼结束后，潘重规与妻子黄念容离开新加坡，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继续教职。在香港，他不仅延续了《红楼梦》研究，还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创办了《红楼梦研究专刊》，至今仍在出版。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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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

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首批聘任的院长与教授名单约有19人。据《南洋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即占据三位：佘雪漫、潘重规和凌叔华。前两位教授专攻古代文学，凌叔华则是民国时期的才女与现代作家。南洋大学中文系一贯追随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此时在新马地区能够成功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直系弟子潘重规前来执教，实属难得之举，为后来海外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中国国学基础。潘重规教授出生于美丽的江西婺源乡村。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字学家黄侃。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与章太炎共同开创了“章黄学派”，并与另一位恩师刘师培并称“民国三疯子”，三人因个性鲜明、学术独特而广为人知。 1929年，黄侃携潘重规前往上海为恩师章太炎祝寿，席间章太炎问其所学，对他的才华格外欣赏，借鉴唐代文人李百药之字，将原名“崇奎”改为“重规”，借以劝勉他学有所成。1932年，潘重规应黄侃之邀，回到中央大学担任助教，延续了与师门的深厚情谊。黄侃对潘重规的学识与人品颇为赞赏，曾评价道：“在千百文卷中，只有潘生一文，不但文笔精美，而字字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来请益，诚为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他对潘重规器重有加，不仅高度认可其才气，更寄望他“可望传业”，继承自身的学术真传。最终，黄侃欣然地将长女黄念容许配予潘重规，两人成就了一段令人称羡的姻缘，成为学界佳话。 1956年，潘重规从台湾师范大学来到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将年迈母亲接抵新加坡同住。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兼诗人潘受曾作诗〈赠潘石禅教授〉以记载其孝行： “远为蛮荒至此奇，吾军旗鼓益张之，安仁涕掩西征日，子美魂销北望时。独解红楼探古梦，不妨皂帽作经师，板舆一路春先后，伫共高堂拜母仪。”诗中传达了潘重规远渡星洲讲学，不忘孝敬母亲、悉心奉养的深厚亲情。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国学导读”、“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史记”和“诗经”等课程，延续了“章黄学派”的学术脉络，积极推动汉学在海外的传播。翌年，潘重规的妻子黄念容也加入南洋大学中文系，两人在异乡的学术园地携手并进、琴瑟和鸣，共同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育奉献心力。期间，他们又为南大中文学会出版首刊的《中国语文学报》供稿，在南洋大地上播撒学术种子，为新马早期的中文系学生奠定基础。首届毕业生如余秀斌、翁世华等人对恩师怀念不已，即使到了90年代末，仍不远千里到访台北探望恩师。与潘重规和黄念容有亲属关系且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还有刘太希。刘太希是潘重规的舅舅，1919年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破格准下入学，深受当时在北大的梁启超的教益。刘太希精通书法、擅长作诗，古文造诣深厚。应时任系主任佘雪漫的邀请，刘太希前来南洋大学讲授“历代诗选”和“诗经”，与外甥潘重规夫妇及其母亲在异乡重聚。这一段学人的家庭因缘，为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增添了一段引人注目的传奇。刘太希在南洋大学推动旧体诗创作。1960年，南洋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连七天的“大学周”诗人雅集，并邀请刘太希和佘雪漫担任顾问。这次雅集堪称一场大型的马新诗坛总动员，吸引了李冰人、陈晴山、孔祥泰、潘受、刘楚才、黄孟文等著名诗人参与。雅集借以“云南园”为题，诗人们各抒怀抱，纷纷留下诗作，最终还出版了《云南园吟唱集》，由刘太希作序。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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