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原住民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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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珂普

【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去年圣诞节晚上，我和台大人类学研究所的同学与导师在酒吧里庆祝这一学期又圆满落幕，接近半夜，这里的顾客已陆续离开，但混有邹族和拉阿鲁哇族血统的同学却兴致勃勃地拿出了吉他，排湾族同学则随性地给了一个key，等节奏十足的伴乐声响起时，台北这座寒冷的城市，瞬间被阿美族的情歌给深深温暖。我一直觉得第一次来台湾念大学，只认识了这座宝岛的“表面文化”，第二次来念研究所时，才让我看见了那些藏在山林、河水、泥土与植物间的“生命细节”。听到的故事过去一年，我去了台湾离岛兰屿，与穿着丁字裤的达悟族在地下屋会面，听他们诉说飞鱼季禁忌，包括夫妻不能行房，1至2月出生的小孩会被当成“偷生的”；我还去了宜兰的泰雅族部落，他们告诉我，若gaga（祖先流传下来的话）没有找回来，那传统文化便会消失。离开前，他们给了我一个名为qaluh（鸭腱藤）的幸运种子，声称族人若捡到它，便会携带在身，保佑打猎大丰收。由于这种植物只能在浅山生存，而浅山又偏偏是开发活动最多的地方，所以如今已越来越少见了。最近，我又登上了嘉义的阿里山，在邹族部落看了满天星空，品尝了人生第一口山羌，还听了一对艺术家母女诉说祖父如何被布农族黑巫术“杀死”又被邹族巫师“救活”的故事。有趣的是，虽然邹族和大部分台湾原住民都已信奉基督教，但他们依然相信任何仪式日期都不能公开，因为担心植物会“偷听”，害怕恶灵来“打扰”。被遗忘的半岛原住民若你觉得这些故事听起来很魔幻写实、甚至像在写虚构小说，那很有可能，你和我一样都是底下无根的城市人。事实上，马来西亚也有一群仍实践着万物有灵论的人，他们的族名或许没有出现在历史课本、国家系统或族群表格里，但他们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森林如何思考、动物如何说话、植物如何哭泣。这些人在半岛被称为Orang Asli、在沙巴被称为Anak Negeri、在砂拉越则被称为Dayak和Orang Ulu，三邦原住民统称Orang Asal，所有族群加起来应该将近100族。若以马来半岛为例，官方承认的有18族，学术界承认的则有19族，即Kensiu、Kintaq、Lanoh、Jahai、Mendriq、Bateq、Temiar、Jah Hut、Che Wong、Semai、Mah Meri、Semaq Beri、Temuan、Semelai、Jakun、Orang Kanaq、Orang Kuala、Orang Seletar和Temoq。被政府落下的那一族正是“Temoq”，这群住在彭亨的原住民不知为何被宣判“绝种”，也没被归类进英国殖民者划定的三大半岛原住民群组里——矮黑人（Negrito/Semang）、赛诺伊人（Senoi）和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像幽灵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先不论你有没有听过这些族名或亲眼见过他们，但一般西马人可能都不知道半岛有原住民，而东马的朋友，则会以为原住民是婆罗洲的专利。马来西亚建国超过60年，政府到底是如何隐藏这群人的？原因很简单——人数很少。根据原住民关怀中心（COAC）协调员Colin Nicholas的最新汇报，半岛原住民在2024年的官方总人口为240,000，但若以7万户家庭乘以平均5.5个成员的话，非官方数字则为385,000人，仅占了全国人口0.7%至1.13%左右。由于大马政府长期沿袭了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遗产，以至于人民对国家族群的结构认知，一直停留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三大种族”框架里，也懒得去思考所谓的“其他族群”（Dan Lain-lain）到底是谁。至于那些住在偏乡地区的西马人，虽然有可能会意识到，附近的森林住了一群Orang Asli，却容易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将这些不符合资本主义理想的人，丢入“懒惰”和“落后”的那一方。印象深刻的是，有次在半岛原住民论坛上认识了彭亨州的嘉户族（Jah Hut）、砂拉越的比达友族（Bidayuh）和本南族（Penan）的社运分子。虽然这三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在村里经常能听见不同的鸟叫声，而每种声音都代表了不同的时辰、好预兆或是灾难前的警报声。接着，其中一人透露：“2019年年尾的某一天，我们的森林突然安静得可怕，没有虫鸣，也没有鸟叫，过不久，新冠疫情就暴发了。我们相信，这些动物是神灵的使者，它们住在土地里面，而我们这些踩在土地上的人类啊，只是过客。” 过去几年，我国频频发生大水灾，以前受难的都是这些住在山林里的人，但如今，城市人也渐渐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反扑。我一直很喜欢挪威歌手Aurora的〈The Seed〉，里头的副歌不断地怒吼着： “When the last tree has fallen And the rivers are poisoned You cannot eat money, oh no” 接下来，还有多少山林会消失，还有多少古老的智慧将灭亡，我不知道。但唯一能确定的是，若再不种下“文字的种子”，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没有人记得晨间的鸟是如何报时的。于是，【山林珂普】就这样诞生了。

11月前

山林珂普

周刊专题

【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9】18：历史课本上未曾出现过的他们

【We have the Numbers!】相比起文字，现代人可能更偏爱数字。今年的【年终专题】，干脆就让副刊同仁来选出自己的年度数字吧。它们有的是一整年工作里印象最深的数字，有的则源于生活的启发与自省。挑出这些数字，多少也算是对自己的2023年有了交代与总结。你的年度代表数字又是哪个？欢迎你也来想想，检视自己一年来过得如何，或许也能从中找到让明年过得更好的幸运密码（文：副刊全体同事）副刊【新教育】【家庭】编辑夏靖柔：历史课本上未曾出现过的他们 18，一个对我而言平平无奇的数字，却在今年9月的某一天于我的世界留下了印记。那是西马原住民的族群数量。是的没错，半岛住着原住民，而且是18个不同的族群。身为西马人，身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二十几年的人，我竟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不解，为何从未有人向我提起过他们；我也不解，为何历史课本上他们连一小篇幅都没有。倘若今年没处理到这篇稿件，我是否永远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是最早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却变成了没有身分的他者。在国家族群分类下，他们只是“dan lain-lain”。不受保护、失去家园、没人在意。写着这篇文章时，也顺道翻回了这篇报道——〈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照片上的他们，笑得多么灿烂，多么开心地向记者展示他们的文化。他们会被更多人看见吗？我不知道；他们的声音会被听见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不要来得太晚。延伸阅读：【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01】6‧4：槟城渡轮的现实与情怀【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02】30%：支持本地电影，发挥30%的最大化【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03】1 & 0：AI时代下的文学创作挑战【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04】3唔识7，9唔搭8：谈赌──灵光乍现的专题【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05】1%：1%的期待与希望【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06】5：人生需要挫折灰暗，才能学会成长【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07】6446，6:4 VS 4:6：大马cham vs 香港鸳鸯──你能喝出茶啡的比例吗？【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08】100：100的尽头──在收与舍之间【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09】4：排名世界第四的本地大学【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0】400：一年读400本书，谁能这么牛啊？【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1】3-78：不再是香港独有，劏房文化袭击吉隆坡【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2】11：我们的牙齿竟细分成11个专科【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3】08:22：8分22秒短片教会我的事！【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4】AE86：一代人的经典Dream Car 【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5】3：3首同场点播，挖掘本地优秀作品【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6】999：“永久地契”的期限【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7】60：养老金不够养老，60退而不休【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8】167：消失的167号【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19】18：历史课本上未曾出现过的他们【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20】16：你的MBTI是什么？【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21】2023年度我们的数字密码：12,000——时装设计师玩物不丧志【年终专题：副刊年度数字／22】2023年度我们的数字密码：3403——副刊用户调查报告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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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

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

“东马的伊班族和卡达山原住民还占据课本的一两页，但在我们国家11年的义务教育中，却容不下西马任何一个原住民。” 5年前，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偶然在巴生遇见雪兰莪原住民玛美丽（Mah Meri），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西马原住民的存在。她说：“当我发现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的愧疚慢慢地变成愤怒。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曾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存在？” 西马原住民在这片土地生活的痕迹难寻，更甭说从网络上深入了解他们是谁。但心底对他们的好奇再也按捺不住，郭于珂开始属于她一个人的追寻，“我想听见他们的声音，让这些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让他们的族名在马来西亚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 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林明辉抵达相约好的采访地点，郭于珂提着装满一本本笔记簿的帆布袋前来。翻开其中一本，首页列出与原住民相关的组织、机构或学者，上方的日期写着：2018年12月15日，这亦是她接触半岛原住民的开始。一本接着一本，她将心中的疑问、眼前所看到的，通过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看着29岁的她，在过去5年努力的痕迹，不禁好奇在众多课题中，何以选择关注西马原住民。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得从郭于珂在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实习的经历说起。返马寻找切身议题 “在台湾求学时，我加入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的报导摄影工作坊。在那之前我都在写字，当时才明白‘摄影’和‘拍照’的差别。摄影是一门专业，不是谁都可以拍的。” 配合工作坊的课程安排，郭于珂选择白化症患者作为拍摄主题。在展开为期一年的计划中，工作坊的指导老师时不时抛出 “为什么要由你来讲这个故事? ” “你和故事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别人做? 为什么是你? ”等疑问。 “我发现关心他们（白化症患者）是一回事，但我一个外国人跟他们又好像没有直接关系，我没有一个理由为这些人发声。凭什么由一个外国人帮台湾的白化症患者发声? ”当时的她陷入自我怀疑，心中不断思索：“我的创作会否因此掺杂了虚伪在里头？” 郭于珂在台湾找不到解答，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在找、一直去想，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 发现被遗忘的西马原住民回国后，她进入本地一家电视新闻媒体工作，却不曾停止寻找与这片土地的连接。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但从小在华文教育体系内读书。加上我的公民意识觉醒在国外，我回来后发现真的不了解马来西亚，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不深。” 直到在一次的采访中，郭于珂与来自半岛雪兰莪的原住民玛美丽相遇，“我当下非常吃惊，追问后发现半岛原住民有18个族那么多。” “我很好奇这些半岛原住民是谁，我们常常听到的土著（Bumiputera）又怎么定义？谁又可以被称为原住民？”她进一步释出心中的疑惑，“为何我们可以和这些族群在平行时空下生活，但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你甚至会惊讶他住的村落，离你非常靠近。为什么我活到二十几岁，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带着心中的好奇、不解和困惑等五味杂陈的心情，郭于珂开始了仅属于她的找寻，再将所见所闻化作影像和文字。 “可能也是我太想要异族朋友吧。”郭于珂在访谈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着这么一句话。报道面向过于单一不足揭隐性问题 “‘玛美丽’在这群原住民的族语里，为‘森林之子’的意思。只要他们戴上木雕面具和穿上尼帕叶编织的服饰，便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森林里的植物显灵了。”——摘自本刊〈看见玛美丽，发现马来西亚式Fusion文化〉一文。这是郭于珂第一次以半岛原住民为题材撰写报道，内容侧重在玛美丽族的文化和传统。重读生涩的文字和内容架构，她说：“我太迫不及待想让大家认识他们，那时的功课做不够，是不成熟的。”同年，吉兰丹发生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 “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的冲击，对我来讲太大了。从那时我才开始研究历史、马来西亚制度以及这些人的生活。”她认为单从文化、传统、歌曲、舞蹈等单一面向，来诠释原住民，往往只流露于表面。 “往更深去挖掘，就知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哲理，我觉得更可贵。当然我希望在文字里能保留文化的部分，但我不能遮住一只眼睛，不去看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不能只写漂亮美丽的那面、残酷黑暗那面我也要写。”她说。西马原住民资料太稀有采访难度大增一群被义务教育遗忘的人、一群没有名字的人、一群与我们活在平行时空的人，正意味着记载半岛原住民的资料稀缺。 “今天要报导城市的课题很简单，你很容易到达这些地方、拿到联络方式和受访者沟通。当我接触西马原住民时发现很难，首先我要接触到这群人，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透过网络，她搜寻撰写原住民学术论文的学者，抽时间参与原住民展览“巧遇”受访者，“多远我都去，因为我知道那里一定有人可以让我问。”即便从学者手中取得联络方式，但却无法保证打通原住民的电话。 “村里没有讯号，电话一直打不通，等他（原住民）从村子里出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了。”然而，一通电话不足以减低原住民对陌生人的戒备心，她无奈地笑道：“所以我很常分享，为了跟一个原住民沟通，我要跨过一座森林，而且真的只是单纯为了沟通罢了。” 原住民看待时间亦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好比从市区到村子的时间，他们不会以公里、时数来计算，而是“三根烟”。 “从市区到村庄的距离，他会跟你说三根烟的时间，非常抽象。”但实际走过以后，郭于珂发现不是三根烟那么简单的距离，“我觉得完全是一包烟的时间，怎么会是三根烟呢？”一开始的难不仅如此，采访后资讯量过大无法消化、间中储存素材的硬碟被偷……这一切都是在她趁工作之余，牺牲休假日到外地采访调查取得的资料。 1年半后，中文网络媒体《端传媒》刊登了题为《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调查》的报导，分为上下两篇。将“写新闻”等同于“交朋友” 现代社会的步调越来越快，科技更加快新闻生产节奏。花上1年的时间“写新闻”，郭于珂走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路。 “现在媒体走得太快，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我们太习惯‘有就好’或‘大概写一下就好’。但我现在做着一个很慢的东西，等于是交朋友的概念。我大可想办法把所有原住民的村落找出来，拍一天‘touch and go’就完了，可是我做不到。” 2021年，该报道入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主办的“2021年度卓越新闻奖”。从前人人都是“森林之子” 今年9月，郭于珂选择重返校园进修人类学硕士。她分享，在撰写报道的过程中，很常无法理解原住民的对话，却意外地从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中找到解答。 “看完那本书后，我一夜间脑洞大开。当重看原住民的逐字稿，我突然明白他们跟我讲什么。”她举例，当问及巴迪族关于“被同化”的课题时，村长默默说了一句：从前所有的人都是巴迪，华人的妈妈是巴迪，马来人的爸爸也是巴迪，是你想要跟我们变得不一样，现在却想要我们变得跟你们一样。对此，郭于珂疑惑不已，不禁思索：我的父母怎么可能是巴迪族？直到读了基础的人类学后，她才发现全球原住民的族名都代表“森林之子”的意思。若套用此说法，巴迪族村长的话意味着：从前所有人都是森林的人，你们不要做森林的人，却希望我们成为你们这些城市人。 “我一瞬间更了解原住民的身分，无论我们或他们，最开始都是和森林连在一起。换句话说，若今天森林没有了，他们的名字也就消失了。所以人类学帮助我了解生命的演变，解读一些无法用城市人视角理解的行为。” “其实我做的东西不伟大，反而从他们身上得到疗愈。”采访过程中，郭于珂一而再地强调自身的渺小。而看似艰辛的采访路，她反倒从原住民受访者身上，看到人性的纯粹。于是，她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们适应外界的努力传递予大众，“如果今天这个环境无法让我们相遇，我自己去制造巧遇的机会，听听他们的声音。”否则，无法左右国家局势的少数群体，极容易在社会中被同化，然后消失。郭于珂为第9届TEDx Petaling Street的讲者之一。媒体伙伴：活动日期：2023年10月14日（六）活动时间：9AM-6PM 活动地点：马华大厦三春礼堂购票详情： https://www.facebook.com/TEDxPetaling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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