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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

  (新山10日讯)在霸凌事件中,旁观者往往扮演着扭转乾坤的关键角色。教育工作者揭示,霸凌现象无处不在,渗透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旁观者的态度与行动却能深刻影响事件的走向。只要每个人都能觉醒自身的角色力量,就能为终结霸凌注入强大动能。 星洲日报《大柔佛》社区报针对校园霸凌投诉事件,访问校长组织代表、校长及执牌心理咨商师,各别谈及处理标准、程序、方案和建议,更提出了“预防胜于治疗”,反霸凌步骤,以及从加害者及受害者周遭同齐搜集讯息的重要性。 受访心理咨询师更点出,很多时候谈及霸凌事件的发生,大众都习惯性把眼光放在加害者和受害者身上,却忽略了事件主要的角色:旁观者,而往往霸凌事件旁观者的人数更多,而且有着反转霸凌事件的能力,可以终止一场霸凌事件。   全国校长职工会柔州主席兼教育研讨会工委会联合主席蔡俊杰表示,教育总监莫哈末阿占阿末发出的“我们痛恨霸凌”(Kami Benci Buli)等口号,不仅是外界认为的口号而已,而是可以潜移默化地让学生了解反霸凌、讨厌霸凌、不霸凌别人的方式。   也是柔佛州校长协会主席的他指出,学校老师在处理霸凌投诉事件时,必须与校方、董家协商量,透明化处理。 “学校老师在霸凌事件发生前,就必须先纠正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针对性对学生进行辅导,这才是反霸凌最理想的方式。”   他举例说,若情绪不稳定的学生在炎热天气下准备参加运动会,老师应先正向引导,建议其将情绪转移到运动上,通过运动排解负面情绪。 他表示,老师不应将学生问题全推给纪律处,而应管理班级纪律,找出需改进品性的学生,采取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   他表示,教育研讨会工委会一直与社团合作,欢迎社团到校举办反霸凌活动,过去反响良好,但家长出席率需提高。委员会鼓励家长参与校园活动,了解学校情况及孩子进展。 他鼓励该工委会各区主席,必须通过社交网络或班级群组,让家长知道校方推动的活动,取得家长的配合,双管齐下,在家、在校都灌输一致的反霸凌理念。   马来西亚注册与执牌心理咨商师余秋玲指出,霸凌事件旁观者可以分为三类:一、彻头彻尾的旁观者;二、从旁观者变成加入霸凌行列的人;三、成为吹哨者,而不管是哪一类的旁观者,其日后都需要为霸凌事件付出一定代价,但相较起来,成为吹哨者的代价相对来的少。   她指出,在霸凌事件中,旁观者反而是一群很主要的角色,可塑性更大,如果人人都可以意识到这种身份,对霸凌事件是有帮助的。 “如果说,霸凌事件加害者的行为是从社会、流行文化或家庭学回来,旁观者的角色和行为也是向周遭的人学回来的。” 她表示,无论是选择沉默的旁观者,还是加入霸凌行列的人,日后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都可能面临深刻的内疚和自我谴责,这种心理负担可能伴随终身,难以摆脱。 “反观从旁观者变成吹哨者的人,虽然在事件过程中终止了霸凌事件继续,让事情终结,但代价也是存在的,包括成为霸凌事件加害者的报复目标,但相对其他旁观者来说,其受到的日后影响最小。” 她表示,语言或暴力霸凌过程漫长,期间必有警讯,如受害者哭诉,但若众多旁观者选择无视,将形成严重局面。一旦事件曝光,旁观者的“不作为”将被揭露。   “美国一些州属,在发现霸凌事件存在旁观者时,这些旁观者也会需要负上受法律对付的代价;如果说加害者是犯罪行为,旁观者就是疏忽行为。” 她认为,社会文化不应等到司法介入才采取行动,否则社会将缺乏公义,令人悲哀。她建议,鉴于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及教育部的多次指示,学校没有理由不制定防止霸凌的白皮书。 她分享一个案例:一名学生曾乱涂同学簿子、撒笔削在对方头上,还称是玩笑。后来,辅导室引导他从“加害者”转变为“保护者”,教他保护他人,塑造正义形象。这个过程不仅重塑了他的行为,还让他建立起自信与正义感。 另一方面,她指出,家庭预防霸凌有四点,包括:培养孩子自我价值感,降低被霸凌可能;建立学校“保镖”支持系统,找到同甘共苦的朋友;教导孩子与人为善,学会创造友谊;以及让孩子参与团体生活,学习察言观色、合群及解决冲突,形成天然屏障。 她说,家长面对孩子被霸凌时也需要采取四个步骤:一、揭露事件,并且要确保孩子不再被伤害;二、安抚孩子情绪;三、要求学校安排会面,在与学生家长会面时,见证孩子对谈,但不插手介入孩子的问题;四、确保加害者承诺自己不会再犯。   转校不是处理校园霸凌的最佳方式,因加害者可能继续作恶! 余秋玲指出,受害者则因未能在原事件中为自己发声而更脆弱,若在新学校再遇霸凌,可能更感无能。她主张“零容忍”霸凌等于“零思考”,不健康,加害者应有改过机会。 她表示,确认霸凌事件后,校方需立即介入,优先确保受害者安全,隔离加害者与受害者,防止接触;同时收集其他学生信息,安抚受害者情绪,安排辅导,并建立支持系统,如组织同学陪伴。随后再追究加害者责任,通知家长并进行调解。 她表示,校方有必要在事后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让他们重新对话,而在惩罚加害者时,也要顾及对方的尊严,因为对方是行为不当,但还处在人生需要塑造的阶段还未定性,尽管行为可恶,但切记不可为加害者贴上撕不掉的标签,而是给予对方机会建立往后可以成为正直可改错的人的自信。 她表示,“霸凌”在当今社会是严重指控,不应将所有小摩擦轻易定性为霸凌。否则,孩子可能因一时冲动或非恶意举动被贴上“霸凌者”标签并受罚,这并非任何人所愿。 新山宽柔中学校长蔡劲雄表示,霸凌事件是社会各界都有遇上的问题,在校园内,该校向来有既定方案,处理霸凌事件投诉。 他说,当收到霸凌事件投诉后,训导处和辅导处会同步处理投诉,当中包括向第三方如同班学生等,进一步了解情况,进而界定投诉事件的类型。 “一般上,校方通常不会当下立即分辨谁对谁错,而是花时间进行调查和处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校方均会从中调解,让事件止步不继续发生。”   他表示,校方会在了解情况后,界定事件是否涉及言语霸凌、肢体霸凌仰或是网络霸凌,如果事件已构成身心灵伤害,校方就会采取纪律行动。 他说,为预防霸凌,校方通过集体宣导和生活辅导课探讨霸凌话题,帮助学生认识霸凌风险,提醒他们避免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并鼓励学生勇敢说出来。                
3月前
4月前
“想躺平又躺不平,想卷又卷不动”——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怎么活? 每次和朋友聊到“未来打算”这四个字,空气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有人苦笑着说:“我想躺平,又躺不平;想卷,又卷不动。”这一句话,说出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声——疲惫、迷茫、无力,却又不得不继续前行。 “躺平”这个词火了好几年,从最初的调侃、戏谑,到如今变成一种有温度的社会现象。它背后其实藏着很多问题:阶级固化、内卷压力、价值重塑、身体透支,还有越来越清醒的自我意识。 有人说,躺平是因为奋斗的性价比太低。上一代人吃得了苦,是因为苦过。他们从物资匮乏的年代走来,能吃饱穿暖、住上楼房,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奋斗在那个时代是高回报的,拼一拼就有可能“鸡窝变凤凰”,所以他们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而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从小就过上了“中产梦”的生活。吃得不差、穿得不旧,教育资源也还算不错。我们站在上一代人打拼出来的平台上,反而没有那么强烈的原始动机再去“逆天改命”。不是我们不想,而是现实给不了我们那样的预期收益。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城市里寸土寸金,即使拼到筋疲力尽,也不一定能握住所谓的“成功”。 更残酷的是,那些曾经的奋斗神话,越来越难复制。比如富不过三代:第一代白手起家,第二代稳扎稳打,第三代要么去读艺术、搞哲学、玩摄影,要么直接沉迷在灯红酒绿中迷失自我。他们不再延续“必须赚钱”的人生轨道,转而去寻找所谓“有意义的生活”。这虽然看起来像是“垮掉的一代”,但换个角度看,也是价值多元的体现。 我认为,“躺平”并不是一种退却,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觉醒之后的选择。当代人不再完全认同“工作是你的福气”“996是福报”这类传统观念。我们开始质疑:人生的意义,真的只有拼命赚钱吗?如果奔波劳碌只是为了还房贷、被上司PUA、连体检报告都写着“亚健康”,那这样的“上进”,到底有什么意义? 西方人早就“躺平”了。他们崇尚“work to live”,而不是“live to work”。法国人35小时工作制,北欧人四天工作制,生活节奏慢得让人羡慕。有人说:“我旅行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不让生活逃避我。”这是多么清醒的一种生活哲学。 “种田、隐居、极简、躺平”这些看似边缘的选择,其实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对抗与修正。躺平不是不做事,而是不以追求高薪、高位、高效为唯一目标。有人辞职回乡种地,有人写字为生,有人开个咖啡馆慢慢过日子。他们满足于小富即安,满足于精神自足。他们想从“成为别人期待中的成功者”中抽身,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第欧根尼的故事常常被躺平派提起。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住在个木桶里。亚历山大大帝慕名而来,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只说了一句:“请你闪开,因为你挡住了我的阳光。”这句话,是对权力和财富最直接的无视,也是“极简人生”的最高境界。 当然,也不能忽略另一个现实原因:身体真的卷不动了。前几天和人聊起体检,他们说公司里三十多岁的人大多开始有病症了,甚至有领导年纪轻轻就猝死。焦虑、熬夜、内卷,正在把人一层层压扁,身体是最诚实的反抗者。很多人“想躺平”,是因为再不躺下,命就保不住了。 人越来越像机器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躺平”的人。有一种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比如司马懿、诸葛亮。他们不是不卷,而是选择更适合出手的时刻。另一种则是对社会彻底失望,于是选择“避世归隐”,比如竹林七贤、陶渊明。他们的隐居,不是逃避,而是对一个荒唐世界的清醒回应。 所以说,真正能“躺平”的人,其实是相对有条件的人。一个长工在旧社会里躺平,可能就会被地主打死;一个流浪汉躺平,就会饿死街头。因此,躺平其实是有底气的维持:不是不努力,而是有选择权的人决定“不再持续内耗”。这是“体面生活”到“体面退场”的自我调节。 上一代人没有躺平的机会,是因为那个时代“信息慢、效率低”。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加班文化,没有24小时在线的办公系统。机器不像人,人还不像机器。而现在,科技让一切更高效,但也让人更像螺丝钉,连轴转、不停机。 世界发展到今天,有一个让人难以忽视的趋势——人越来越像机器,机器却越来越像人。而人真正的解放,或许并不是卷得更猛,而是开始思考:为什么要卷?为了谁而卷? 傍晚的时候,我吃完面,日落正好。又买了一根冰糖葫芦,边走边吃,觉得这种“不求上进”的生活的确惬意。不是不思进取,而是终于明白,人生的意义未必在高楼大厦,也许就藏在这支酸甜的冰糖葫芦里。 “躺平”,并不是终点,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一份清醒与自在。或许,我们这一代人,并不迷失,只是走在一条更不一样的路上。
4月前
自从知道自己确诊软瘾以后,一切都变得有事了。 当我睁开惺松的双眼,看见围绕着我的是一堆课本时,我知道自己又睡着了。遇到这种情况的我丝毫不慌,马上努力调整心态,告诉自己:“没事的,最多今晚迟点睡,再恶补一下好了。”结果,晚上的我还是准时入睡,书也没碰过几下。 当我发现手机应用程式给我发来超时提醒时,我知道自己又在复习的过程中分心了。每每要温习,我都时刻提醒自己只能把手机当作辅助工具,来查询那些不明白的知识点。一直以来,手机在我的合理化下都会变成:“没事的,读书那么压力,放松一下没事的啦!” 当我知道自己的成绩考砸,而且全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认真学习,我依然会毫无愧疚地和自己说:“没事的,下一次再努力。”我的下一次大概又会同自己说多无数次的“没事”。 直到有一次,阴差阳错之下我在学校图书馆邂逅了一本书籍——《软瘾》。这本书让我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尽管读完这本书后的我仍然把“没事的”这句话挂在嘴边。原来我已经把玩手机、睡觉等等一系列的行为变成“软瘾”(满足表面情绪释放的迫性行为),甚至把“没事的”变成合理化自己那些迫性行为的口头禅。 2025年,我最想删掉的一句话就是“没事的”,因为一切都有事!读书读到一半睡着了就有事,读书读到玩手机不能自已就很有事!
9月前
这是在公园扫落叶的第二个星期。偌大的住宅区公园四周皆是绿植大树,风铃木或黄花盾柱木盛开时,幽径落英伴鸟鸣,晨步其中极为舒心。即使平常日子,绿荫下枯枝落叶的,偶有幽兰暗香随风而至,也欣喜。 数月前,印尼移工Akas回乡后生了场重病,不久竟撒手人寰。Akas是负责打理住宅花草的老臣子了,我搬来不久便对他颇有好感。他总着一身陈旧浅色长袖上衣与深色长裤,顶着大草帽,像松鼠一样隐身于各处花木草丛,勤勤恳恳维护花草。他来我家割草,认真理完草坪后,会顺道将杂乱植株修除,多余树枝截掉。每每完工,草香伴着焕然一新的园圃,有阿兵哥刚理完榴梿头般的羞涩青春感,很是美好。我常跟先生说:Akas不是割草工,他是很棒的园丁,多补些割草钱也值。 Akas走了后,也许人手不足,居委会的工作安排未尽善,公园落叶常无人打扫任由累积,草地都失了绿 ;大风大雨后落下的枝丫散落步道,踩着易绊脚。有一特大树枝,雨后咔嚓骨折似的,落到篮球场旁的照明灯柱上,就这么骑马般静挂二三月仍含冤不落地安息。几个月来,我在公园晨跑时总皱眉抱怨,怎没人投诉?怎拿了薪水不做事?Akas还在时,公园从没这般邋遢……越跑越不忿,边跑边踢开脚边落枝,某天,直跑到灯柱下将骑马大树枝扯下。树枝怨气重,落下时差点砸伤我的头! 人类与动物最大不同点之一是:人会主动改变环境。好,既然看不过眼,就缩短每日晨跑圈数。我拿起工人搁在篱笆角落旁的耙子开始狂扫落叶。被邻居看见会尴尬吗?落叶怎积得那么厚?我会不会闲事管太多?不断涌出的念头推动耙子,扫得我又急又躁。低头扫完就丢下耙子匆匆回家,如此打扫了一两天,双手竟磨出水泡。这般娇嫩不经事?拿条厚手帕裹着耙子把柄继续干活,三四天扫下来,手掌依旧冒泡。唉,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不觉想起Akas,天啊,扫落叶看似轻盈却为之不易。看着天空,看着树上蹦跳的松鼠,我在心里唤着:这些年辛苦你了啊,Akas。 回家洗了澡,剪掉手掌虎口几处磨破了的表皮,给伤口上药。伤口一阵灼热,心却冷凉郁闷:得停摆几天了,到底怎么做才能扫好落叶?我坐在书桌前随意翻开读了一半的书《存在的艺术》。20世纪著名社会心理学者与哲学家埃里希·佛洛姆说:“要迈向存在的艺术,最重要的步骤,是学习能够提升觉察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一切方法。这无关智力高低、教育程度或年龄大小,而是品格问题……。觉察,是指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知晓或意识到,譬如,‘我在呼吸’的知识完全不同于‘觉察’呼吸行为本身。”读着读着,我正襟危坐起来。 专注并觉察的“扫落叶” 这天,不再去想大风刮散了落叶咋办、怎么扫才有效率、旁人把我怎么看、投诉了怎么没下文,都——不——想,只纯粹觉察“扫落叶”这件事。专注,让我感受到耙子与草碰触时的微振,我的手掌也跟着共振、渗汗,晨风沾上我汗湿的双臂,带来沁凉。手随着心放慢速度,动作因而稳定轻缓,枯叶们似乎活了起来,沙沙沙彼此亲近私聊,而非如过去那般胡乱碰撞滚作一堆。像为阿猫柔和梳毛那样梳妆草地的我、此时、此地,听见了彼此的呼吸。 风铃木、雨树、黄花盾柱木,大树们都开了口,在我澄澈心湖映出笑脸悄悄说道:谢谢你啊,接住了我们所有的下降与失落。这真是出乎预料!我感到一股暖暖的快乐与自在在彼此之间流动。这是在公园扫落叶的第二个星期,不知不觉比平时扫了更长时间,扫了更大的面积。从身边跑过的人和我道早安,对着我微笑,我也回以微笑。等日头真露完了全脸,放下耙子的当儿,我发现双掌仅有些通红,却不再磨出水泡。 Akas,原来是这样啊。这么多年来,扫落叶对你而言不仅仅是工作吧,也许有一份安于当下的觉醒,让你在专注过程的当儿便完成了责任,成就了自己。真的,你还在时,公园永远那么整洁干净,我却以为理所当然,并未觉察那其实是你人生的深厚功力年复一年地维持着天地的有机运转。我是不是也该经常这样,在自己下降或失落时,以专注当下来好好接住自己,回应自己? 你看,听我说完你又腼腆憨厚地笑了。真是的,此时此刻,真的好想念你的笑容,想念你安静扫地的身影。我说得没错,你真的是个专业的好园丁,这一生,你是值得的。Akas,谢谢你。
1年前
在这段还在持续“成为”(becoming)什么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身为女性的生活经验,有时遭遇不舒服的境况,不是因为我自身能力或先天身体的缺失或瑕疵,与此同时,我好像也因为这样的觉醒,而更懂得对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不合理要求感到愤怒,并且也越来越不愿意轻易妥协。 懂事以来就隐约感受到在这副女性身躯里,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要多花上一些力气,即使仅仅是“成为自己”这件事,也好像被一张无形的渔网罩住。当时年纪还小,没有受过任何性别平等教育的启蒙,却似乎懂得自身有挣脱这隐形大网的必要,至少去尝试。 于是,在小学,当老师要求帮忙搬动作业簿的时候,分配给男同学的分量较多,因为他比较有力气,而我总要较真,请老师给我一样或更多的分量,然后再三步并作两步地想要比男同学更快回到班上。我要证明些什么呢?不过是我和你一样,你能够做到的事,我也可以而已。 然而在体育课的时候,老师依然经常点名男同学去搬动体育用具。女同学,你们都到树荫下,别晒伤了白皙皮肤。脏活累活儿让男生来,他们天生就该那样。和女同学站在一起的,还有那位体格较弱小、说话轻声细语的男同学。不过他和其他男同学好像都合不来,因为他们下课时的游戏时间都不会叫上他。 在家里有天我也不再听话,因为突然发现身为长女的我,比起小两三岁的弟弟,分担家务的时候经常都是我在负责,我就该学会洗碗晒衣添饭。我不满为什么母亲点名的总是我,而不是同样也在紧追电视卡通剧情的弟弟。所以,我自主发起一个人的“不服从运动”,甘愿冒着惹到母亲青筋浮现吆喝的风险,来争取要做家务的话,就得和弟弟一起。印象中这个家庭革命偶尔会成功,而在父母眼里,却可能只是迟早要降临的孩子的叛逆。 因为身处环境使然,养成自身早熟性格,我很早就深知“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的现实条件。所以在中学时期,顶着应付繁重课业压力的同时,也积极参加了很多的课外社团活动并担任干部。高中三毕业前夕,一位男同学在给我的毕业纪念册,薄薄的一张彩色纸上,祝福语的栏位,写着这么一句话:你是个很有能力的女生,但每天这么忙,你现在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将来肯定要花时间相亲的。就这样,得到了一句我没有请他预测的预言式“祝福”。 不愿意轻易妥协 其实,结合自身以及身边女性或男性友人的经验,成长过程中多少遭遇过性别不平等的境遇,而这一切我还得要等到念了社会学“开了天眼”后,学会看见很多社会制度下的“肮脏东西”,才了解自身所经历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像20世纪西蒙·德·波娃在其影响后世深远的《第二性》里被无数次引用的名句一样:“女人并非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 在这段还在持续“成为”(becoming)什么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身为女性的生活经验,有时遭遇不舒服的境况,不是因为我自身能力或先天身体的缺失或瑕疵,与此同时,我好像也因为这样的觉醒,而更懂得对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不合理要求感到愤怒,并且也越来越不愿意轻易妥协。相比小时候的自己,现时的我虽仍有疑惑,但不迷惘;仍有担忧,但不畏惧,因为我知道,走在这条趋向平等的道路上,我并不是一个人。我以女身感到骄傲,我可以坚强也可以柔软。深深期许在人生百事前,我们都可以先是一个人。
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