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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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有痣青年】是什么让我们不去做坏事？/陈奕君

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做一件坏事——为什么他不去做？是因为他本性善良吗？或是因为他惧怕后果？这问题像是伦理课上的假设题，但若真诚地对自己提问，它会变得令人不安。许多人在讨论善恶的时候，常常以道德为名，把自己放在安全的位置。然而，诚实地说，我们的内心并不总是干净的。谁没有过恶念？贪婪、自私、嫉妒、报复、想伤人的冲动。只是，它们最终被搁置了，没有变成行动。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它们止步于念头？最表层的答案是，恐惧。害怕法律惩罚，害怕让家人蒙羞、朋友失望、路人唾弃。又或者，害怕社会性死亡？我想，这些理由都部分成立，但又都不是全部。人类早期的道德规范，本就建立在惩罚与威吓之上——“不可以”是最初的伦理语言。恐惧虽然粗糙，但却是一种必要，用以大范围地划定界限，维持文明的秩序。道德教育让我们知道善恶和对错的分野，理智把我们从情绪和欲望里拉回来。但我想，一定还有什么微妙的东西，在那一瞬间决定了我们在常常模糊的伦理地带里，最终做出什么道德抉择？我被法律震慑，担心家人或自己蒙羞，因此压抑自己做坏事的念头，背后可能还是出于某种羞耻教育。这是来自外部的制约，是规训而来的被动服从，是他律。但若是我希望让身边的人平静快乐，希望他们不被伤害，希望自己能成为那个让他们安心的人，于是我决定做个善良的人——那个内在动机就不同了。我做一个好好的人，是出于对自己的珍爱；而这份珍爱，来自于我知道这世上有人爱我，我在乎他们，也想照顾他们。我深知，让自己始终好好的，就可以让我在乎的人感到放心。我并不恐惧因为失德而失去他们的爱，而是因为我也纯粹地爱他们，于是我用温厚纯善来呵护这份连结。那么，无论我是选择“做一个好人”或是“好好对待他人”，背后都指向一种“主动施予的力量”。我可以控制自己，不是基于恐惧和规训，而是因为我有足够的爱的能力，爱的意识，也懂得如何表现爱，是吧？爱让人愿意柔软这就是很微妙的差异：被动约束自己，或是主动去爱人。如果把道德约束分层：第一层是恐惧带来的约束（我不能）。第二层是羞耻教育内化的规范（我不该）。第三层则是爱与连结所生成的自我照护（我不愿）。到了第三层，善良不再是一直被外部要求的德行，而是自然而然的、主动的存在状态。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爱、被信任、被期待时，他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一种不同的责任感——那不是惧怕失去爱，而是想让爱延续下去。于是他开始小心地生活、谨慎地选择，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安好，与他人的安好紧紧相连。恐惧让我们止步于恶，但唯有爱的力量，让我们主动选择善。我之所以不愿为恶，是因为我曾经被爱，我现在也想要爱人。我知道被爱的感觉是什么：它让人愿意变得更柔软、更体贴、更细致地对待他人。我们出于理解、共感和连结，而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于是在最低限度的律法之上，规避惩罚的机会之余，在伦理的模糊地带，我们依然选择尽可能待人善良。这样的善良，带着自由的气息。选择做一个好好的人，不是因为我不能为恶，而是因为我不愿让爱蒙尘。我不伤人，因为我知道自己与他人共享同一份脆弱；我不放任恶意，因为那最终也会伤及我所爱的世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一直维持这样的清醒和自觉，也不确定爱和善良是否永远都会战胜恐惧。但我想，也许诚实地面对这份挣扎，就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部分。

2星期前

星云

文艺春秋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能力与责任

在文学写作的产业链上，我的身分履历从一个普通的文学读者，到领钱的写作者、获奖者、讲座主讲人，文学奖评审、文学期刊编辑、专栏作家角色的一次次刷新，今年又多了一重身分——负责派钱的文学奖主办方。除了奖金不是我找的，剩下所有的工作、活动策划、写简章、设计海报、提议初审和决审评委都全程参与。两星期前刚结束了一个微型小说的评审会议，这是我第一次以旁观者的身分列席会议。全程不需要我发言，只需做好会议记录工作，三位评审讨论点评了一个多小时，得奖与否的喜悦和失望都仿佛与我无关。这层身分体验是新奇的，能够以上帝视角看到所有入围和淘汰的作品，还能知道所有投稿者的身分，将全局看得一清二楚。唯一无法预测的是评审所选的作品。每个人的文学理念和审美不同，我心中的名单竟然与其他评委的心仪名单有着如此大的差别。当看见熟悉的名字出现在得奖名单时是惊喜的，但其实更期待看到陌生的名字出现在最后的位置，或许有人就这样对文学开始产生兴趣，进而关注文学，然后投入这个行业了呢？我是这样乐观地幻想着。经常有学生来问我：“当作家能赚到钱吗？” 我答：“能，也不能。” 我在这个行业赚了些钱，也付出了许许多多的精力和时间，而这与金钱的收益其实完全不成正比。但为什么还能坚持下去呢？我想当你能够超越对金钱的执念，去做一件看不见未来，不知何时才能抵达的理想，不也是一件浪漫的事？人总需要有点幻想，如果看到注定失败的结局就不去执行，那么所有的理想都不可能会实现。机会除了靠自己争取，我想创造机会和派发任务的引路人也同样重要。当有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上时，我想我也必须有义务去做些事情。我是如此走过来的，自然也会想把一种理想传递下去。我非常喜欢电影《蜘蛛侠》中本叔对彼得．帕克说过的一句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许多投入的热情都是无法看清回报的，我们无法知道随手洒下的火苗，是否会点亮下一个时代的引路灯，让后来者在黑暗中靠着光芒摸索前进。当年我还只是个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就接获牛油小生《SEAL》杂志的邀稿；担任《什么？！诗刊》编辑的羽伦也找上我，说要为我设立一个新人推荐专题。后来我相继接获坤成中学、新纪元和南方大学学院的讲座邀约去分享文学心得。那时的自己不仅一部出版品都拿不出来，甚至连大学毕业证书都还没拿到。回顾早期乱写的作品和讲座分享，许多都惨不忍睹，能够受邀，心里其实都知道只是因为鼓励和提携的缘故。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代，正好赶上了一个文学时代的末班车，许多副刊版面、期刊杂志和文学奖都快寿终正寝。再后来一场疫情袭来，将所有苦苦支撑的文学产业都击碎。现在这个时代办文学奖、文学期刊，维护文学园地还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只要我不去做，或许就再也不会有人去完成了。 John Lennon有一首歌曲〈Imagine〉，歌词是那样唱的：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每个时代的文艺青年都有着各自的理想世界，上个时代有人办杂志，有人开书店，有人创办出版社。每个时代都需要这种白日梦想家去不求回报地付出。那我们呢，这个时代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有时我也会对自己这样问。相关文章：【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我的游戏库【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活着的名字【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有学生问我AI和写作的问题

3星期前

文艺春秋

即时国际

柬国会谴责向平民开火要求泰方承担责任

柬埔寨国会周四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泰国军方向柬埔寨边境地区平民开枪，造成1死3伤，要求泰方承担全部责任。

3星期前

即时国际

星云

【我的工作台】空荡荡/林间小草（太平）

似乎好久没提笔写文章了。最后一次落笔，久远得连记忆都模糊了。那场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疫情，像一阵狂风暴雨，间接地把我从朝夕相伴的工作台上抽离。回想起决定离开岗位的那一刻，心情非常复杂，不知是该高兴，还是不舍。离开的那天，有位同事突然对我说：“反正你在与不在都一样，我就当你还在吧！” 我愣住了，错愕地看着她，心想这告别方式可真“别出心裁”，难道在挖苦我？就在大家的目光都停留在她身上时，或许她意识到说错了话，赶紧补充：“你们看哦，XX上不上班，只要人不在，桌子就空荡荡的！前一秒还在和一堆文件作战，下一秒人一走，桌上连一支笔都看不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没来上班呢！所以她在不在，好像也没差。” 她说得确实没错。从我第一天踏入职场开始，由于工作的性质，我很少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更多时间都在厂里和设备打交道。也许是强迫症作祟，每次离开办公桌前，我总要把所有东西收拾整齐，归位妥当才离开。整齐桌面惹祸上身这个小小的“洁癖”，倒也闹出了不少“笑话”。记得刚上班那会儿，经常忙得焦头烂额时，老板总是突然打电话过来查岗。我总是慌得一头冷汗，生怕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任务，或者哪里做错了。后来同事才“爆料”：原来是老板看到我那张干净得毫无人迹的桌子，以为我“失踪”了，于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捉人”。一时间，同事们都笑称我成了“老板寻人榜”的榜首人物，“自作自受”！最令我哭笑不得的一次，就发生在某个长假。老板为了找我收集的样品，居然亲自翻遍了我桌下的收藏盒，最终样品找到了，办公桌却被瞬间沦陷，翻得七零八落，堆成一座小山。等我休假回来时，同事们还神采飞扬地向我展示他们拍下的“灾难现场”：“哇，难得一见的乱桌风景，某人的黑历史，不拍照留念可亏大啦！” 大家都笑我是“自寻麻烦”。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小坚持。这个“空荡荡”的桌面，其实早已装满了我对工作的责任、对秩序的执念，还有一点点，自己和自己较劲的小倔强。

1月前

星云

星云

用双手守护家庭的物流员/曾嘉敏（蕉赖）

立秋后的宁波，依然每天持续在37到39度的高温。那个身穿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工作服，皮肤黝黑，额头上流着豆大般的汗珠，脖子上挂着湿毛巾，弯着身子在大太阳底下搬货的，就是我的物流员老公日复一日的工作日常。我们是一对90后夫妻，本应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可我老公的双手早已长满了老茧。还记得第一次牵他手时的触感，是磨人的、是粗糙的、是与他年龄不相符的。为了更了解他的工作，我决定跟车一天。也是在这一天，我深深体会到他的不容易。早上9点，吃过早饭后，我俩各拎着昨晚提前冻好的大水壶匆匆下了楼。货车停在公司，摩托车是我们的代步工具。我坐在后座，虽说是早上，可迎面袭来的却是一股又一股的热浪。才刚出门，我就已经冒了一身汗。哪怕已经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防晒面罩、防晒衣、长裤，我仍然能感受到太阳的毒辣，仅露出的双眼早已被晒得睁不开。一抵达公司，分拨中心，先映入眼帘的是列队装货的大货车，接着是看见到处堆积如山的货物。我们做的是快运，件件都是有分量的大货，每日到货量都以吨计算。到达老公负责的区域，各种编织袋、纸箱、木箱、油桶、玻璃、家具放在托盘上，是我们今天要装的货。“今天有5吨货，给。”老公说完，递了把扫描枪给我。我负责扫描点货，检查包装有没有破损，核对系统上显示的货物是否全到齐。而他则像堆俄罗斯方块一样，依照派送次序，把货物一件件地装上车。面对上百公斤的货，还得动用叉车。看他搬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使劲时憋得满脸通红，我也想搭把手，可无论我怎么推，那些沉甸甸的货就是纹丝不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买瓶冰红茶和盐汽水，让他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我们备着的大水壶，早已喝剩了一壶。爱是疲惫中也不忘你历经两个多小时的奋战，托盘上的货终于全清空了，货车也已装满。发车时正是中午12点，烈日当空。每到一个目的地，老公都必须打电话通知收货人，还得将卸好的货拍照上传公司才算完成。遇到不好卸的货、货车开不进去的地方或厂里没人，还得自己想办法扛下来。如果需要客户签回单或对方要求开箱验货的，那更是耽误时间。一旦延误，后面的派送就更紧迫，还会接到催货的电话。看着老公上蹿下跳地卸货、送货，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别说吃午饭，能抽空上个厕所都算奢侈了。看他贴着云南白药创口贴的双手，我问他为什么不戴手套，至少可以减低在搬货拉扯时造成的擦伤。老公笑了笑说：“没事，我有真皮手套这一双手。”其实，是因为戴手套后手指的敏感度会大大下降，难以抓稳货物，更不方便操作叉车，所以他宁愿徒手完成。手上的老茧就是这样来的。好不容易把货送完，都快下午5点了。这时，又得开始为今天要发货的客户而忙碌；和客户谈好价格，赶在他们下班前去提货。实在饿得不行，也只能在小店买点干粮充饥。把货拉回公司，还得打包、开单，把单号发给客户。至于今天所签收的回单，还得交去办公室，才算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跟车的这一天，我真切地感受到与时间赛跑的压迫感，全天都处在战斗状态。骑着摩托车回家时，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他问我累不累，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他才对。本来想着回家做饭，但老公却说：“今晚我们在外面吃吧，去吃KFC。”其实，干体力活的他，怎能离开米饭呢？只不过是因为我下午说了一句好久没吃KFC了。于是我回他：“小炒肉也可以。” 我想，这就是爱情走进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明明自己很辛苦，却还惦记着对方随口一提的愿望。长年累月的劳动导致他的手指关节肿胀，戴不了婚戒。每天睡醒都会浑身肌肉酸痛，腰疼更是老毛病。即便是这样，他依旧拼尽全力，朝着我们三年内必须买房的目标前进。说真的，日子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对的伴侣，幸福是能感受得到的。这双手也许无法戴上戒指，但却早已把对家庭的爱与责任深深地刻在掌心里了——老茧。

1月前

星云

星云

【我的工作台】在路上的工作台/三夹板（史里肯邦安）

有人说，工作台是个“静止的空间”，给人专心埋头苦干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台，却是一幅“流动的风景”，不在书房，也不在办公室，而是藏在我车子的后车厢里。车子停下，尾门一掀，那方小小空间便成了我的工作台，我随身携带的诊所。药箱、文件夹、记录本、氧气瓶、消毒用品，一件件紧紧挤在一起，像临时拼装的方舱。乍看凌乱，却各有其位，伸手就能找到所需。别人桌上摆着咖啡，我的“桌面”堆着止痛的“吗啡”、手套和输液瓶。偶尔，手套和消毒棉片还会在车颠簸时自己“滚动”，像在提醒我：“滚一滚，前面还有一站，别偷懒。” 车子是我的同行者。它载着工具，也载着责任，奔波在大街小巷。当临终病人无法来到诊间时，我便把安宁疗护带到他们的家门口。于是，我的后车厢便在城市街道、公寓停车场、乡间小路边轮番亮相。家，也许是一个故事的终点，但也是临终关怀照护的起点。推开家门，总会遇见不同的眼神——有焦虑的、疲惫的、也有释然的。卧床的身影、紧握的手、压抑的叹息，这一切让我明白，所谓工作，不只是记录数据，而是陪伴痛苦中的人，守护他们在家中的尊严。在这里，我写下病患的心跳和呼吸频率，也轻轻记下“今天，他笑了”。有时，那是疼痛缓解后的笑，轻松而温暖；有时，那是走到旅程尽头的笑，平静而安宁。无论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我都愿意将笑容，作为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后温柔。颠簸中的温柔然而，这样的温柔并不轻易得到。这条旅程并不轻松。午后的赤道阳光炙烤着车厢，闷热得像一口蒸笼，空气里混合着汗水与雨前的湿气。忽然，一场突如其来的热带骤雨，让我在后车厢下活动时，纸张被雨点溅湿，墨迹一度化开。驶过乡间小路，泥泞与坑洞让工具在车里颠簸摇晃。可就是在这样的风雨与颠簸里，我学会了坚持，也更加珍惜那一声平稳的呼吸。每当疼痛缓解，病患安然入睡时，那份满足感总能冲淡所有的不便。旅途中，也常有意想不到的温柔。有人悄悄塞来一包自家栽种的红毛丹，里头夹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写满谢意；有人递来一包Kopi-O-Ikat-Tepi，说一句“辛苦了”，眼神里盛着深深的感激。那一刻，后车厢已不仅仅是工具箱，而是一座临时的港口，承载着温情与记忆。它简陋，却写满片段，存放无数故事。它让我在一段又一段旅程里，见证生命的重量，也收藏最温柔的瞬间。今天的工作从车里开始，明天也许也一样。只要路还在延伸，只要还有人在家中等待，我的后车厢就会继续打开。它是一张会移动的桌子，带着责任与温柔，在一条又一条道路上，照亮那些需要安宁的家，也照亮我自己前行的路。

1月前

星云

北马新闻

才华启航 | 文告不只是文字，更是一份责任

华团要记住，文告不只是文字，而是一种社会责任。

2月前

北马新闻

记者心视线

陈世传 | 革命尚未成功，不羞耻

某日的报章版位，左边版位新闻标题：“预科班‘大满贯’也受挫”，右边版位标题：“6满分生获心仪科系”，正是近日引起议论的申请入读大学的相关新闻事件。

2月前

记者心视线

焦点

【校园霸凌/05】从预防到追责，如何用制度守护他们？

一宗校园霸凌案往往牵涉甚广，不仅关乎当事人，还涉及教育、社会等多方角色。其中，法律如何介入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法律既是受害者捍卫自身权利的重要武器，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然而，由于大众普遍缺乏相关法律知识，进而影响案件的进程。当霸凌事件发生时，受害者及其家属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现有法律体系在应对校园霸凌时存在哪些挑战或机遇？其背后又涉及哪些法律责任与应对之道？受害者如何追责？ “现有法律其实已经为校园霸凌设下了许多框架，但问题往往出在执行和认知不足。”执业律师兼律所创办人覃祖斌直言，校园霸凌并非单一面向的课题，它涉及刑事和民事责任、校方的法律责任、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以及社会整体对法律的理解和落实。他进一步解释，若要追究霸凌者的法律责任，需区分刑事和民事两个层面。刑事责任可通过报警，由警方调查并交由检控官决定是否提控；而民事诉讼则由受害者或家属自行聘请律师向法庭提告。两者的差别在于刑事案件由执法机构主导；而民事案件的主动权则掌握在受害者手中，当事人需自行承担费用与程序。校方的法律责任在霸凌事件中，校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覃祖斌指出，根据既有判例，校方对在校学生存有“看护义务”（duty of care），必须在合理范围内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若校方知情却选择冷处理，则构成失职，未能履行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起诉校方，若胜诉校方须支付赔偿金。此外，法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赋予校方和成年人强制报警的责任，尤其涉及未成年性侵或严重伤害。若置之不理，校方不仅可能承担民事赔偿，甚至触及刑事罪责。法律如何平衡惩戒与保护未成年涉案者？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霸凌案件，法律体系的目标在于保护而非单纯惩罚。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18岁以下未成年加害者享有的机制包括： ˙审讯保护：案件以闭门形式进行，记者与公众不得入内；未成年人不得被扣上手铐。 ˙判决考量：法官会优先考虑警告或社区服务，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会判处监禁。未成年人不会被判死刑。 ˙进入感化院：未成年罪犯会进入感化院服刑，里面提供教育和社区工作机会。 ˙无犯罪记录：未成年罪犯的档案将被封存，公众也无法查阅。只有在成年后再次犯下同类罪行时，相关记录才会被参考。而对于未成年受害者，法律允许他们匿名作证，或通过视频远程作证，以减少二次伤害。执法与认知的不足今年7月，《刑事法典（修正）法案》新增的507B至507G条文，将言语骚扰、恐吓、跟踪等行为纳入霸凌范畴。这似乎为受害者撑开了一把“保护伞”。但覃祖斌直言，问题在于执法人员的训练不足。“受害者去报警，警方往往说这是民事纠纷，无法处理。”他曾处理过多宗相关案件，发现警方在面对新型霸凌如网络群组辱骂、深伪合成影像攻击时，常因缺失标准作业程序或不熟悉法条而拒绝立案，导致报案者求助无门。此外，检控官、律师和法官等司法人员也需要时间去熟悉新增法条，因为尚无相关判决供参考。尽管如此，他表示，每起霸凌案件的判决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些案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在关注。”从“Justice for Zara”（为查拉伸张正义）到各类反霸凌的社会运动，每一次掀起的舆论和法院判决都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契机。《反霸凌专法》近期，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拿督斯里阿莎丽娜表示《反霸凌法案》预计于今年10月在国会会议上提呈，以在明年落实。对于设立《反霸凌专法》，覃祖斌认为虽有必要，但需谨慎。“《刑事法典》与《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已涵盖大部分霸凌惩处，如果再立新法，可能与现有法律产生冲突，让执法变得更复杂。” 他建议借鉴日本的做法，将重点放在赋予校方、家长和社会法律责任，例如强制学校制定反霸凌政策，并明确成年人在发现霸凌行为时的处理流程，若不遵守则需承担法律责任。构建校园安全网覃祖斌认为预防比惩罚更重要，因此需要家长、校方与执法单位紧密合作，以遏制霸凌问题。他建议成立跨领域合作机制，既校方、家长、警方、律师和辅导员组成“反霸凌顾问小组”，在事件恶化前及时介入。他曾协助数所学校推动类似机制，并取得良好效果。若遇到校方对霸凌事件消极应对时，他鼓励民众善用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通过该系统投诉后，州教育局会派官员介入调查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调查报告，也能跟进整个调查流程。对于教育部要在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覃祖斌认为是合理措施，前提是安装在走廊、食堂、课室等公共场所，而非厕所或更衣室等私密场所。他表示，此举能发挥警示和取证作用，有时为了保障群体权益，适度牺牲部分公共空间的隐私是必要的。覃祖斌总结，校园霸凌不能单靠新增法条来解决，执行能力、校方责任和社会普法教育同样重要。“我们已经有制裁加害者的法律，但如果缺乏责任分担和意识提升，霸凌事件仍会一再发生。” 相关稿件：【校园霸凌/01】霸凌频酿悲剧谁来守护校园安全? 【校园霸凌/02】霸凌隐藏权力关系辅导员：须关注双向创伤【校园霸凌/03】营造友善校园守护孩子远离霸凌【校园霸凌/04】赋权孩子改变制度，让儿童勇敢发声！

2月前

焦点

焦点

【校园霸凌/04】赋权孩子改变制度，让儿童勇敢发声！

当孩子遭受霸凌时，现有制度是否能全面保障他们的权益？在长期推动儿童权益工作的Sri看来，霸凌不仅是对制度和教育的双重考验，更凸显了社会长期忽略大众，尤其是孩子的声音。因此，赋权孩子，让他们有勇气和渠道为自己发声，同时推动制度的改革使其完善，校园安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统一反霸凌政策的必要 8月末，Child Right Innovation & Betterment Foundation（儿童权利创新与改善基金会）发表了一则关于学校全面反霸凌政策的声明，指出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和《2001年儿童法》已为儿童保护定下方向，因此教育部推行的任何方案必须考虑现实，例如并非所有儿童都有手机，地域网络的稳定性、语言和理解门槛等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求助能力。因此，有关单位必须设立涵盖所有类型学校的全国统一反霸凌政策，而不仅仅依靠线上投诉平台。此外，基金会提出三大诉求：制定涵盖政府、私立、国际与宗教寄宿学校的统一标准；设立可强制执行的要求，包括每间学校成立反霸凌团队、合格辅导员、清晰举报渠道、快速回应机制和安全记录系统；以及提供充足的资金和监督，用于增设辅导员与培训预算。声明指出，霸凌剥夺了孩子的安全和学习机会，因此，解决方案不能只依赖线上投诉平台，而必须由受训的专业人士在规定的时间表与安全空间里执行，并落实全国统一标准，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同等的保护。赋权孩子：从倡导到实践作为执业律师和CRIB基金会联合主席的Sri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儿童权利与保护议题，因为她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制度的改革。2016年，她和友人向律师公会提议成立儿童权利委员会，并担任联合主席逾两年半。期间，他们不仅推动儿童权益的社会倡导，还创立了The Talisman Project——一个赋予孩子成为倡导者的计划，为12至16岁的孩子提供儿童权利、儿童保护及相关议题的培训。她说：“孩子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不会求助大人，而是向朋友倾诉。”因此，她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赋权孩子，让他们了解自身权利并学会应对。在营队里，孩子们学习倡导技巧和了解《儿童权利公约》，讨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议题，如网络安全和校园霸凌。“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过霸凌的经历，通过交流环节，他们会彼此分享经验，也学会如何应对。” 2018年，参与该计划的孩子主动拟了一份校园反霸凌政策草案，提出在校园公共空间设置“紧急按钮”，以便在目睹霸凌时能安全求助。2019年，这份草案收集到许多联署签名，原本计划提交到国会，却因政府更迭和疫情暴发而被迫搁置。 Sri指出，近年来有关校园霸凌的报道增长，意味着孩子们更敢于发声及懂得借助社交平台传播讯息。随着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近期会开始讨论相关议题，这份草案也成为了CRIB基金会倡议推动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重要基础。此外，她肯定教育部于2023年发布的《校园霸凌处理指南》，但也指出这仅适用于教育部管辖的学校，而独中、国际学校、私立学校和宗教寄宿学校，分属不同监管体系。“无论孩子就读哪种学校，政府都有义务保护他们。”这也是她呼吁政府制定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目的，既确保所有学校严格遵守，也要建立申诉机制，让家长在校方失职时能够向仲裁机构求助。谈到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Sri表示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许多孩子没有稳定使用手机的条件，有的家庭甚至几个孩子共用一台手机。”她也举例，偏乡地区的网络覆盖不足、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严格管控，以及语言与理解上的门槛，都显示线上投诉平台难以真正成为普惠的解决方案。“即使是8、9岁的孩子也可能遭遇霸凌，但他们未必懂得操作线上投诉的流程。” 从监控到教育当孩子在学校遭受霸凌时，家长往往难以及时察觉，孩子可能会出于羞耻或害怕而隐瞒事情，父母也常因忙碌而少了与孩子深入沟通的机会。Sri强调，学校须建立多重保护机制，如培训老师识别霸凌迹象，观察学生的细微变化，例如身上频繁出现瘀伤、衣物损坏或情绪低落等。 “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界线并非绝对分明，许多孩子可能曾遭受霸凌，但为了自保而加入施暴群体。”她指出，社区能通过觉醒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将霸凌塑造成可耻的行为，而非彰显权力的手段，从而夺回霸凌者手中的权力。同时，社会也可以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让更多学校得以推行类似The Talisman Project的项目。对于教育部宣布在全国200所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Sri持保留态度。“CCTV只能用于事后取证，无法预防霸凌。施暴者完全可以避开摄像头，在监控盲区实施霸凌，而且许多霸凌行为已经转移到网络上。”在她看来，与其依赖监控，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和提高意识，才能真正减少霸凌事件的发生。提到法律层面的问题，她表示目前只有《刑事法典》涉及对霸凌行为的惩处，而《通讯与多媒体法令》虽涵盖网络霸凌的部分，但整体仍显不足。她认为，如果政府能立法设立专门的仲裁机制，将更有助于政策的落实。不过，这一举措必须经过公众咨询，而非流于形式的说明。 “If not me, then who? If not now, then when?”这是Sri最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她说：“改变必须有人去做，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推动改变的人。”在她看来，霸凌的影响远不止于校园，还会延伸到成年，影响工作、家庭甚至国家发展。她表示教育的意义是让孩子了解自身的权利，并赋权孩子，让他们不仅能为自己发声，也能在面对不公时挺身而出。同时，社会也应传递“杜绝霸凌，鼓励善良”的讯息。相关稿件：【校园霸凌/01】霸凌频酿悲剧谁来守护校园安全? 【校园霸凌/02】霸凌隐藏权力关系辅导员：须关注双向创伤【校园霸凌/03】营造友善校园守护孩子远离霸凌【校园霸凌/05】从预防到追责，如何用制度守护他们？

2月前

焦点

即时国际

选举审查报告将发布石破茂：评估自身责任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周六表示，他将根据即将发布的选举审查报告以及自民党议员的意见，评估自己对执政阵营在近期议会选举中惨败的责任。

4月前

即时国际

即时国内

反贪会向赵家道歉|陆兆福：道歉只是最低限度责任 “反贪会欲捐助赵家不代表结案”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反贪会事隔16年后首次就赵明福命案公开道歉，虽然来得迟，但却是最低限度应当履行的责任。

5月前

即时国内

VIP文

陈云娟 | 丧偶式婚姻

她的丈夫每天工作、应酬，回到家基本不说话。周末，不是在刷手机，就是补觉；对儿子的教育不上心，对她的情绪也毫无回应。她尝试沟通，但他总说：“我累了一天，能不能别说这些？” 在闺蜜聚会互诉女人之难的话题时，她忽提及丧偶式婚姻，并称不少妈妈都亲身经历。闺蜜提出，一位妈妈长得柔柔弱弱的，婚后育有一子，丈夫在公司里是高级职员，而她则是自由业者。相比丈夫，她的时间相对灵活，育儿重担自然就落在她身上。儿子从出生到入学，她独自熬过育儿、家务、处理老人情绪，以及孩子的教育。 “我老公不是坏人” 她常这么说。 “他也不出轨、不打人、不冷暴力，他就是……不在。” 不是肉体的缺席，而是心灵的失联。她的丈夫每天工作、应酬，回到家基本不说话。周末，不是在刷手机，就是补觉；对儿子的教育不上心，对她的情绪也毫无回应。她尝试沟通，但他总说：“我累了一天，能不能别说这些？” 久而久之，她停止了倾诉，学会了独自承受。她在亲密关系里变成了“独身者”，而他在名义婚姻中成了“隐形人”。 “我并没有丧偶，但我每天活得像寡妇。” 闺蜜学着这位妈妈的口气，她说这妈妈眼里没有愤怒，只有深深的疲惫。同样身为妻子的我，听见闺蜜的形容，只觉汗毛竖起。这种婚姻状态，就像一座种满枯萎玫瑰的花院，空有院却无生气。有一种孤独，不是一个人生活，而是两个人的婚姻，只有一个人在过。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家里的一切，但不是“他”的伴侣；他是丈夫，是父亲，是家庭经济支柱，却不是“她”的依靠。他们同床共枕，却在情感上渐行渐远，像合租者一样分享着时间，却不分享彼此的心。这种状态其实并不是个别案例。在现代婚姻中，它是一种广泛存在却难以说出口的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丧偶式婚姻背后，反映的是家庭性别角色分工的固化与情感劳动的不平等分配。在很多家庭中，男人仍被社会以“工作成就”为衡量指标，而女人则被期待兼顾家庭与子女教育。即使女性已广泛进入职场，但在家庭中仍承担大部分无偿劳动——做饭、打扫、照顾孩子、照料老人、维持家庭关系。而且，这些劳动不仅没有工资，还极其耗费精力和情绪。社会告诉男性“现代男人要兼顾事业与家庭”，却没有告诉他照顾孩子、参与家务、情感回应也是丈夫的职责。更没有教导我们女性：你可以拒绝独自承担一切，你有权要求一个真正“在场”的伴侣。也有人说，丧偶式婚姻不仅让女性失望，也困住了许多男性。许多丈夫其实并非故意逃避，而是困在 [vip_content_start] “男人不能脆弱”的文化里。他们不懂如何回应伴侣的情绪，也不晓得如何参与育儿；他们被灌输：赚钱是最重要的责任，以为只要在经济上付出就是好丈夫，却忽视了情感陪伴与家庭互动。有个男性朋友对我说：“我真的很累，我也不是不想帮她，但她好像总是嫌我做得不对。久而久之，我也不想插手了。” 在家庭里，男人常常成为功能性角色，而非情感性角色。久而久之，夫妻成了搭伙过日子的合伙人，却不再是愿意互相聆听的亲密伴侣。责任不该全然推向任何一方，很多时候，是两个人都在这“习惯模式”中逐渐失联，无力挣脱。走出丧偶式婚姻，不只是多说一句我爱你，也不是一个人迁就另一个人。它需要意识的觉醒和结构的调整： 1、重新定义“参与”  参与家庭生活不是帮谁一把，而是“共同承担”。换尿布、做饭、陪写作业，这些都是家庭成员的义务，而非附加的恩情。 2､给予情感回应伴侣不是家庭的员工，她（他）需要被看见、被尊重、被理解。哪怕是一个拥抱、一句“你辛苦了”，都能缓解长久积压的疲惫。 3､尊重女性的“不愿意”  女性不是天生更擅长做家务、更懂孩子、更多情绪，而是长期被迫在这些位置上。她们的拒绝不是叛逆，而是重新找回自我。传统模式要改变不是件立即可成的事。但，如果可以从制度层面松动，例如社会有更多对“父职”的呼唤和允许，如鼓励男性育儿假、平等家务的倡导、公平的工作等，那么婚姻不该是女性的“第二份全职工作”概念就可逐渐形成。婚姻从不是责任分摊表，而是一种愿意回应、愿意同行、愿意共情的连接。愿我们都不在婚姻里孤身一人， 愿你的身边人，不只是名义上的家人，愿我们累了、哭了、怕了的时候，她（他）愿意陪坐在身边。一句“我听着呢”，就足够了。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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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胡作非文】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时光？/胡骁萍

人一旦长大了，责任重了，思虑深了，牵挂多了，时间少了，要说走就走谈何容易。对成年人而言，或许需要一整个世界让位，才有这份自由。我很感恩，我有这样的机遇，而且是一个人说走就走一个月，出发时连回程机票都没买。有时候，幸福就是不按牌理，往往在你快忘了梦想会不期然地成真时，突然出现。急需清掉的28天年假如同天降的礼物，我只有一件想做的事——到我喜欢的城市来一趟久违的一个人的旅行。人生漫漫，尤其步入职场后，能真正按下“暂停键”的机会实在太少。除了转职的间隙，像这样突如其来的一个月假期，简直可遇不可求。如此珍贵难得的时光，不正是最适合说走就走？或许是意念足够强大，就像那句老掉牙却依然管用的话：“当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时，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正好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兼职、没有家人的复诊安排、没有零零碎碎捆绑时间的大小事，所以安顿好家人所需，处理紧迫的工作后，接下来就是“放下”，带着笔电、一中一小件行李，还有热血又平静的心飞往泰国曼谷，目标是“旅居”一个月。“旅”是带着全新的视角与期待值去探索这片阳光灿烂的土地；“居”是好好生活，把自己照顾好就好。打从朋友们得知我要展开那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人的旅程，反应大致可分为几个层次。最初，是眼神里带着光的羡慕；但很快，那光被担忧取代。我理解一个女生独自在外需多注意安全，毕竟新闻和现实从不缺例子。但男生一个人在外就百分之百安全吗？那也不一定，性别不该是衡量“安全”的唯一标准。除了羡慕与忧虑，再来就是“勇气”——一个人旅游，需要勇气吗？我想，不是所有人选择独旅，都是为了挑战自己或证明什么，有时只是我们与自己最自然舒服的相处方式。早在2012年，我就带着满腔孤勇与好奇，把人生第一次独旅，定在了缅甸，一个对我来说既神秘又陌生的国度。那趟旅程不仅在我的地图上增添了一个新标记，也让我深深爱上独旅，自此我一个人旅行，已经不是关乎勇气的事了。它更像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一段走进深心所在，与自己对话甚至安静相遇的旅程。多得朋友们的反应，让我重新看见“无所畏惧”的力量。我开始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踏上一段一个人的旅程。有人不敢一个人睡；有人怕黑、怕鬼；有人无法独自用餐；有人过于在意他人眼光；有人因语言不通、环境陌生或事情发展偏离预期而容易陷入焦虑。有人缺乏安全感，大小事紧抓不放；有人不怕路途遥远，只怕孤独如影随形；有人坦承与自己相处三天是极限；不怕夜深人静，只怕诚实地面对自己；而有些人似乎一直在赶路，其实是不敢停下来。一人旅游轻盈又强大我们每个人害怕的事物不尽相同，也许我没有前述的难题，但人生路上，我有属于自己的不安。这一个月在旅途上的“无所畏惧”，像是身体松开了一道无形的枷锁，让我尝到内心极致的轻盈与自由，也在在地提醒着我，是时候正视那些因恐惧而衍生的牵制，尤其深藏心底、不轻易触碰的阴影。因为当你不再畏惧时，心会变得既轻盈又强大，脚步也跟着柔软而坚定，连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很愉悦。无所畏惧，不是因为没有害怕，而是愿意不再被它左右。而所谓“无所畏惧”的力量，不是张扬的勇敢，而是静静地明白，那份安然是内在真正的自由。这是这次独旅的一大收获。我们的一生里，能有多少这样的一个月时光？在没有角色负荷的时刻里，把时间全然交还给最纯粹的自己。在异地沿着光影，随意走走停停，生活简单得像一口热汤、一阵清风，却因此更靠近自己。或许，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自由，就藏在一次随心出发、甘于独行的选择里，直到某一刻突然明白，自由不是逃离什么，而是无惧无畏地迎向未知的风雨。

7月前

星云

星云

拿不出手的菜/谢智慧（加影）

每次看到别人书写“家的味道”，大赞妈妈的厨艺，我都会认真回忆，试图找出妈妈的一道代表作。可惜，每次都想不出来。不是记忆模糊，而是根本没有。我们家从来没有什么“妈妈的招牌菜”。妈妈的厨艺不怎么样，不是她没有用心，而是她的“搭配逻辑”总是异于常人。她能在猪脚醋里加香菇，在肉骨茶里加醋，甚至连号称零失手的日式咖哩块，都能煮成糊成一坨的“烂泥浆”。她试验新菜色的失败率高达 99%，有些甚至难以下咽。糕点、烘焙更是她从不涉足的领域。她曾兴致勃勃地学做潮州糕点，却屡战屡败。我从未吃过家里自制的甜点，也从未体验过妈妈亲手做的年饼。所有关于“妈妈亲手做的美食”的童年记忆，在我这里是一片空白。后来，她尝试煮糖水。虽然味道寡淡，但至少能入口。她很自豪，每次家里有客人，总要煮上一锅来招待。看着客人喝得有点勉强的样子，我都有些尴尬。我劝她别煮了，她却笑道：“你看，人家不是喝完了吗？说明是好喝的。” 或许正因如此，我对食物没什么讲究，也算不上吃货。我发现，会做饭的人往往嘴巴也很刁，知道食材的新鲜度，懂得调味的微妙，讲究火候的精准，甚至能喝出汤底的层次。而我们家不同，吃饭的目标从来不是“享受美食”，而是“吃饱就好”。我习惯边吃饭边配“电子榨菜”（手机、电视），既能填饱肚子，又无须太在意食物的味道。第一次带男友回家吃饭时，他满怀期待，觉得“住家饭”一定最温馨。尝过妈妈的“精湛”厨艺后，每次去我家前，他都会叮嘱：“跟你妈妈说不要煮，我们出去吃。” 妈妈的厨艺影响了我许多事。小时候，我胃口不大，吃饭慢吞吞的，但只要有辣椒提味，就能多吃几口。长大后，我对食物的需求依旧不高，在外吃饭，从不特意寻找网红餐厅，也不爱排队尝试热门美食。我很少有“特别想吃什么”的冲动，反而经常是“随便，能吃就好。有辣更好。”吃得简单，反倒能把钱花在更喜欢的事情上。也许是从小习惯了“将就”，我对食物的包容度比一般人高。懂吃的朋友对菜色的酸甜咸辣、烹煮方式诸般挑剔，而我总觉得“可以接受”。旅行时，我从不担心“水土不服”或“吃不惯当地食物”，因为本就没有固定的味觉标准。妈妈的“随意料理”让我对食物少了执著。有些人觉得，不懂欣赏美食，就是不懂生活。但我认为，食物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讲究吃，并不妨碍我享受人生。过去我总觉得，煮饭不过是切菜、炒菜、调味，没什么难的。后来自己下厨才明白，做饭不仅是技术活，还是一门需要天分和热情的学问。即使爱做饭的人，也难免会被繁琐的备菜、漫长的烹饪过程，以及事后的清理收拾弄得疲惫不堪。幸福是有人为我们做饭妈妈曾担心我不会做饭，在外吃不好，将来组织家庭后怎么办。可后来尝过我做的饭，她惊讶地发现，我竟然比她更有天分。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有网络的便利，想学做菜，上网一搜就有详细的食谱，跟着步骤做，几乎不会出错。而她们那一代人，想学新菜式，只能靠口耳相传，或凭自己的悟性摸索。我大姨是个天赋异禀的厨艺高手，每次在外吃到好吃的菜，回家随手一做，总能还原得八九不离十。而妈妈不同，她的“创意”和大胆尝试，总能给味蕾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她不热衷做饭，或许是因为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事情占据了她的心思。她不喜欢下厨，却为了家人，一日三餐地忙碌，把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熬成了习惯和责任。这样的妈妈，或许不会被写进“家的味道”里。但她的付出让我明白，心意比美味更重要。每一个愿意在厨房大汗淋漓的人，都值得被珍惜。世上最幸福的饭菜，不在于味道多么美味，而在于有人愿意为你做这顿饭。有时我会想，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我会不会怀念这些“难吃的菜”？或许会吧。那些把不该放在一起的食材硬凑在一起的奇怪搭配，那些失败率 99% 的新菜色，那些味道“一言难尽”却吃了几十年的家常饭，或许，它们会在某一天，成为我最怀念的味道。家的味道是什么？或许，就是这些“拿不出手”的菜吧。

7月前

星云

星云

我最想删除的一句话是——“我好累啊！”/锺宝玲（太平）

“我好累啊！”这句话，早已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它无声地向自己、爱人、女儿，甚至亲人诉说着我心中的疲惫。它不仅是我的生活写照，更像是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随时随地准备释放压力。然而，每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深深地质疑自己：“真的这么累吗？我是不是忘记了如何去好好照顾自己？” 每天清晨，当我睁开眼睛，发现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便开始匆匆忙忙地为家人准备早餐。孩子还在酣睡，丈夫也已经开始匆忙地准备工作。我习惯性地照顾着他们的需求，自己却仿佛成了时间的奴隶。接下来的一整天，似乎总是在家务和工作之间打转。没有片刻的停歇，我似乎从未真正有时间静下心来，做些属于自己的事情。就连工作也常常被生活的琐事拖住脚步，变得杂乱无章。对于一个即将上小学的女儿，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她的成长和学习上，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好，错失了她教育的关键期。每当丈夫回家，看到他一脸疲惫的样子，我也不忍心向他开口要求帮忙。毕竟，他的工作压力也不小，回到家就已经筋疲力尽。我开始习惯了自己一个人默默承担所有，也渐渐变得不再抱怨。可每当夜深人静，我站在窗前，回望这一整天的忙碌时，心里总会浮现出一个声音：“你真的不累吗？” 腾出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常常不禁想，如果我能有更多时间去关注自己，是否会少一些疲惫，多一些满足呢？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好累啊”这句话就像一根隐形的绳索，把我牢牢地绑住，让我无法自拔。我意识到，这不仅是身体的疲劳，更多的是心灵的累。当一切的责任和义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似乎忘记了什么才是生活的真谛。我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去读书，去旅行，去做一些没有负担的事情。我多么希望，能像许多智慧的前辈所说的那样，学会放下，学会求助，学会为自己留下一些呼吸的空间。在这新的一年里，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理智地面对疲劳，学会适时放下。毕竟，人生不必事事完美，有时“将就”也是一种智慧。家务事不必做得一丝不苟，孩子也不必每时每刻都操心。 “学会放手，学会适应，学会对自己好一点。”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我也开始给自己设定一些小小的目标：每天哪怕只有半小时，也要腾出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可以是一本久违的书，一段悠闲的散步，或是一首喜欢的歌。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摆脱“我好累啊”的牢笼，学会照顾好自己的身心，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要像一朵盛开的花朵一样，散发出属于自己的光彩，不让疲惫和不满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我相信，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生活将会充满更多的正能量。

7月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