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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书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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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前
我在2005年出版的第四本散文集《激情满人间》,由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出版。虽标价15令吉,但从未在书局上架,也没有私下出售。其中的600本送给了新山宽柔中学图书馆(向前辈作家蔡家茂学长看齐,他也捐出了600本著作给母校宽中),另外100本送给了古来宽中,当时该校新建成,为鼓励学生报读,学校负责人向我建议将书捐给入学考试成绩优秀的前100名学生。 剩下的多分赠给各地图书馆、社团,如当时的南方学院、华研和亲朋好友,及喜欢阅读或爱好写作的同道知音人。现在只剩寥寥可数的几本伴随在身边,生活无趣,日子难过时翻翻看看,聊以充“实”空白的大脑。 岁月不饶人,匆匆一转眼到今时今日,恰恰是20年光景。给拙作做嫁衣的两位前辈蔡家茂(赠词一阕〈踏莎行〉)和写序的林明华,还有新加坡《赤道风》杂志的负责人前辈作家方然也都已作古,让人不胜唏嘘。 记得几年前,也是慈济资源回收处义工的文友吕才易约我见面,递给我一本书,是他在处理回收物件时发现的。这本书混杂在旧报纸堆、玻璃樽、瓶瓶罐罐中,他心血来潮,一时眼尖,忽然察觉,说“现在奉上,完璧归赵,物归原主。”他开玩笑毕恭毕敬地双手捧着一本书弯腰作揖,夸张的表情让我啼笑皆非。 那本书,封面暗红,有几个汽球在天空飘舞,上面写着《激情满人间》——不正是拙作吗? 才易从事资源回收时,偶尔会收到字典、杂志等刊物,遇见心头好人弃我取,他会珍惜地收藏起来。不过这次看到这本书,好奇之下不敢怠慢,第一时间交还给我。 我翻开内页,看到自己的签名,至于收书人的名字,却是陌生的。错愕一阵,终于想了起来——是已故好友,也是诗人的田土(陈振汉),生前向我多要几本以转送给他的佛友等师兄师姐的著作。受赠者正是佛友之一。 我有些好奇,送给朋友的拙著,不知道他们曾不曾拿来翻阅,还是始终束之高阁,让它蒙尘积埃? 曾经到南方大学学院图书馆找寻拙著的影踪。还好,两本书依旧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封面崭新、纸张光滑,可见少人读少人看,可怜兮兮地,就是没有受到青睐。我私下检讨,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字里行间欠缺吸引力;是不是拙作太输文采,更逊风骚? 这些日子以来,关心我的文友、前辈们都这么对我说:“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不是宝剑锋芒毕露,不是群魔乱舞,宝剑欲出匣,而是区区散文近年来在各报刊杂志上已发表了近百篇,他们纷纷鼓励:凑足个整数吧,该是出版第五本书的最佳时间点了。甚至还替我想好了书名:《达拉散文百篇》(模仿海涅诗集名《海涅抒情诗100首》,不敢媲美)。 但有时候翻阅拙作剪报及笔电记录之后,会悔其“少”作,总觉得还差还差,始终不很满意;虽不愧于心,但还是不尽如人意。 但他们又会热心地继续说下去:不是要得罪你,是年纪一大把了,再等就时不我与了。 夜深人静,我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是该作出决定的时候了。 相关文章: 【我的那本书】林成兴(冰谷)/《橡实爆裂的时节》 【我的那本书】eL/一切是否无恙,还是,内伤依旧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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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20封信向各大学找事,15处回信没有事,只有5封信说信已转给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慨叹。”1950年5月22日胡适日记中写道。 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认识朱经农。1916年朱经农赴美,经济拮据,老家有七旬老母,1919年3月11日致胡适信说“来此三年,官费仍无着落,半工半读,所得有限。”他几次向胡适致谢,1919年5月27日说“在纸币低落,发薪误期”时胡适雪中送炭,让他“铭感何极”。1920年初胡适希望他回国执教,他以所学不够不想走。1920年8月9日他谢胡适“借垫”,并提朱母要他珍惜情谊,因为胡适是他“第一个真朋友。”1921年在胡适穿针引线下,他担任北大教育学教授。 1948年12月,朱经农以中国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感受局势难控,决定居美。他曾担任中国公学、齐鲁大学校长,1930年及1944年分别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1945年至1948年担任光华大学校长,汤涛所编《朱经农校长与光华大学》,可见其投入和贡献。 中国学界地位在美国无法着力,教职难觅,空缺少之又少,晚景凄凉的学者比比皆是。虽有学校欲聘胡适,却不对口。1950年1月24日日记提St. John’s College新校长Richard D.Weigle盛意,说“每年给他一万二千美元。”可惜该大学只有两百多名学生,三十多位教员,学校虽有水准,待遇虽高,他认为无用武之地:“Weigle校长可能用不上中国哲学一类的学科吧?” 他后来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两年聘约,暂时安定。职位本是Hodder Fellowship,校长觉得待遇太低不妥,为他另设新职,享有正教授头衔。 专事笔记掌故撰述的徐一世在〈与胡适博士之一席谈〉中称赞他“天分之高,非常人所及”,他却“自谓非天分高,惟用功耳”。读书人最怕无书可读,心痛藏书留在北京,在美国却也有意外之喜。在〈我早期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关系〉英文稿中他说1942年9月卸任大使后,经常出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及葛思德图书馆。1944年发现葛思德图书馆藏有二十册赵一清《水经注释》手抄本,喜出望外。他判断这套书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从手稿本抄录下来。他接任馆长,薪金是原因,馆藏水经注资料也是原因。1950年5月23日致赵元任信说:“古董书库,于我应该有用”。 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 “万物各有时,蟋蟀以秋鸣。我老自少眠,那得憎此声”。这是陆游的〈杂兴〉,胡适抄来送给伯度先生。万物有特定活跃时节,蟋蟀习惯在秋天鸣叫。年纪渐长,睡眠自然比年轻时少,怎会因而厌恶此声?一切发展有其轨迹,不怨天,不尤人,遇不顺心事,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让人精神焕发的空间无处不在。旧纸堆是避风港,有谈不完课题,有他雀跃趣味。 1951年11月19日,他写信邀杨联陞和友人到普林斯顿:“看看我们的古董。其中佛藏有《碛砂藏》南宋刻本及元刻本,有明《南藏》配本,有明万历末期影抄《碛砂藏》本。另有明《北藏》二千几百本。另有明清刻经残本不少”。又得意说其馆有“八百年佛经雕刻史”资料。 几年后他替葛思德东方图书作宣传时,提起四百五十四卷,四万两千多首的乾隆诗全集。他说乾隆诗太差,识者不屑收藏,唯独葛思德图书馆不嫌累赘,前人此举为他审校《水经注》省去不少麻烦。 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说他得到温哥华侨领支持,筹了五千元,想购买胡适私藏伪满原本《清实录》。他知道胡适困境,打算以超过市价买进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大书,不料1952年6月5日见面,“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该舍则舍,但要选正确地方。同一个月两年聘约结束,被委荣誉馆长,善本室至今还挂他照片。只感恩,不为聘约没有延长不快,他了解学校财政困境。这是他在美唯一正式工作。 虽然邀约不断,演讲中所获酬劳,毕竟有限,得靠储蓄生存。离职后赵元任担心他处境,多次在信中讨论工作机会,1956年加州大学聘他讲学一学期,赵元任实为推手。 他对美国没有幻想,心中有选项,或去台湾,穷有穷的过法和尊严。1951年3月9日他接朱经农心脏不济死讯。日记中说“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哈特福德神学院最后给资助,以为可以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他感叹说“极惨极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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