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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编按:在资讯汹涌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如何以独立判断穿透集体性的迷雾?许知远,这位以犀利笔锋与深度访谈著称的作家、媒体人,以《十三邀》访谈节目引发广泛讨论,他的写作与思想轨迹,折射了中国社会20年来的精神困惑与价值裂缝。 阅读许知远的文章始于《亚洲周刊》专栏,对专栏左上角作者照相内那头酷似摇滚歌手的微卷长发印象深刻;随后在网上浏览他的评论书籍《时代的稻草人》,书中刁钻的批判手法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开始阅读他的著作,并逐步购买他那些在中国由于涉及政治敏感课题而被禁,甚至已绝版的书籍。 《时代》点出群众盲点 《时代的稻草人》收录了许知远评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时事动态,冗杂的社会课题在他细腻的分析后不再生硬乏味,独到的见解一针见血。2010年韩寒在中国互联网的知名度高涨,许多人对他赞赏有加,甚至推崇他为青年领袖,是能与民权斗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相比拟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当众人皆醉于韩寒的魅力时,许知远却道出了韩寒的知识匮乏:他形容韩寒只是一个擅于在媒体前宣传自己的聪明人,拥有数种技能于一身更加显得韩寒的与众不同,赛车、表演、写作,他都会一些。 “他还下意识响应了日趋悤烈的反智倾向,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群众痴迷于韩寒外强中干的酷劲时,许知远认为这暴露了中国快速膨胀的浅薄;中国确实影响了世界,但它只是数量上的造就,而非真正值得尊敬的成就。韩寒适时不越过政治雷池的社会嘲讽,更凸显他圆滑的个性,但争取人权自由需要付出真正的道德勇气,当群众以为自己正经历与强权不公的对抗时,事实却是群众只是在麻醉自己,逃避严峻的核心问题。 《那》对中国的忧虑 许知远毕业于北京大学电子系,他在大学撰写的第一部著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展开了他的写作生涯;受到好友兼作家余杰的鼓舞,余杰自印的黄色封面散文集诱发许知远出版书籍的念头,并在《三联生活周刊》编辑王峰的鼓励下投入新闻界及专注于写作。《那》里收藏的文章让人见识到一位年轻作家对未来的憧憬,以及他对中国社会自由日益封闭的忧虑。 年少的我们都会受到某位作家或歌手的启发而折服于他们的才华,并沉浸于崇拜偶像的快感。〈那些曾经的年轻人啊〉道出了当人们逐渐老去后,对偶像崇拜度消褪的感受。李敖50岁时出版了《李敖回忆录》,再次风靡了两岸读者,接受杨澜访问时,李敖展现一贯的尖酸风趣,但“他在指点台湾地区某些候选人时,依旧是嘴不留情,挖苦对方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他的笑声依旧那么爽朗,他的脸似乎也还年轻,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激起我任何感觉了”;崔健是中国80年代的摇滚歌手,他第一次在北京大学食堂里演出时并没引起多大反响,但不到一年后再次来到北大讲堂演出,在只能容纳1500人的礼堂却挤满了三千多位慕名而来的学生,歌迷描述第一次听到崔健歌曲时的感受:“走在大街上,我突然被击倒了”;36岁的崔健推出了新专辑,歌曲加重了摇滚力度及批判元素;但迈入中年的崔健,眼袋开始浮现,头发亦明显稀疏了,青春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于青年后再次呈现反叛显得格格不入。许知远形容对偶像崇拜的幻想破灭就如一对恋人情感消失后开始互相指责,并缅怀于一去不复返的甜蜜时光。 《醒来》:从甲午到六四 《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许知远叙述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后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历史重大事件,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某过于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成功取代了政治对手华国锋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凝聚了党内各阶层人士推行政治及经济改革,得到胡耀邦与赵紫阳的辅助,邓小平把中国从文革中停滞多年的经济发展推向高峰。中国于1981年突破10亿人口大关,他是第一位领导如此庞大人数的中国领袖,确保人民温饱就是巨大挑战;邓小平亦成功收复割据给英国的香港,香港最终于1997年回归中国,开始了中国一国两制的新篇章。 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政治生涯后期的一大挑战,胡耀邦的伤逝引发了学生对他的感怀,凭吊他的聚会逐渐演变成学生抗议体制腐败的游行,而总理赵紫阳声援学生的举动更导致他和邓小平的关系破裂。最终,邓小平下令军队于6月4日血腥镇压聚集于天安门广场的民众。 带“成见”的《十三邀》 《十三邀》是许知远正在录制的清淡节目,他访问了各界名人如作家罗振宇及蔡澜、导演张艺谋与李安、大提琴家王健、演员王宝强及姚晨等。精辟访谈激荡出不同见解,让人一览引领各项领域先驱的挑战与挣扎。访谈集结成书后与视频相辅相成,视频中能见到嘉宾在思索时陷入沉思的有趣画面,而书籍却更加细致的描述了各位受访者的回答。 在访问姚晨时,由于先入为主认为演员不敢过于剥开自己的内心世界,许知远在与她的访谈遇到了无法深入对话的窘境,但两人互相配合好让访谈能顺利进行。姚晨成名后不忘回馈社会,偶像安祖莲娜·祖莉(Angelina Jolie)热衷于公益活动的善举鼓舞着她。姚晨出任了联合国大使,她前往泰国、菲律宾、阿富汗、埃塞尔比亚的难民营探望难民,身体力行把大爱精神转播出去。 访谈结尾前,姚晨谈到了收录于日本名导黑泽明书籍里的一则故事,据说日本有一种奇丑无比的蛤蟆,它的体积比一般蛤蟆庞大,当人们抓到它后,会把它放在镜子前,蛤蟆见到自己丑陋的外表而惊出一身油,而民众会把油搜集起来当成珍贵药材,寓言故事阐明了人们只有通过自省才能完成救赎。 《十三邀》第一季的引语是,“每个人都是带着成见看待世界的,若没有带着成见,那你对世界并没有看待的方式”。当群众集体迷失于镀金时代,更彰显了许知远真知灼见的批判勇气。从第一本著作到这几年出版的梁启超传记三部曲,许知远不断在锐变,引领读者了解中国近代史时亦让读者一览中国先贤的内心世界。 更多文章: 张启川 / 金庸小说及各版本趣闻 张启川 / “别当我面鄙视塞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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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月1日迎来第73年的国庆日,中国经济不仅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高速发展,其影响力更是在全球与日俱增。中国在经历了这几十年的变革中,到底是否真进入了全面现代化的社会?而中国的崛起是否真如中国共产党所宣扬的一般,始于1978年邓小平掌权之后?这一切或许能从德国汉学专家余凯思的《从清帝国到习近平:中国现代化四百年》中一窥究竟。 本书是一部通史类型的历史著作,旨在从清朝兴亡、中国革命、改造中国与中国崛起这4个部分讨论中国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所以作者并未把篇幅注重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反而从制度(institution)入手,试图以制度作为理解现代中国的切入点。对于作者来说,制度是了解社会运转的主要框架并处于变化之中。制度的改变不断会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影响,甚至会影响社会的运作、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本书把现代中国的形成视为它克服制度弱点和失灵的过程,而同样的制度弱点和失灵将会是阻扰中国继续发展富强的因素。 首先,根据作者的观察,中国在21世纪期间的崛起,不只得益于开放的全球经济和内部有限度的经济改革,也得益于历史遗产。作者认为如果要彻底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就必须追溯更遥远的过去。历史的角度凸显了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今天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一场已经进行了百余年且方兴未艾的改变所致。除了如之前所提出的“中国是否进入了全面现代化的社会?”,读者或许能透过本书来回答某些十分关键的问题,如在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到底与清朝时期有什么不同?中国是否能超越美国? ◢清帝国的政治与衰退 作者把清朝作为本书的开端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对如今的人来说仿佛还是不这么遥远的过去。“制度”更是在清朝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清朝时期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越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清朝政府独特之处就是在早期建立了一套有效率的制度,让地方享有自理的空间、维持尽量不侵扰社会的帝国官僚体系。 当时的清帝国治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维护体制,而不是最求最高效率”。这是由于清帝国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维护体制稳定及帝国顺畅的运作就成了主要的目标。当满人入主中原时,就使用汉人的行政体制来统治汉人的区域。然而,当面对藏人、满人和蒙古人的治理,清朝则另行推出一套体制。这里与一般认知不同的是,其实当时的北京城只是满人在汉人统治的都城,而在承德的夏都及蒙古人的几座古老王宫、西藏拉萨的都城,都是为了各族而设立的都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清朝统治者由于察觉文化差异而启用不同的多族群治理方法。 ◢与“一国两治”异曲同工 清帝国统治的核心在于不直接涉入地方社会,反而鼓励地方在社会与政治领域有主动作为,目的就是为了以相对较少的资源巩固对中国的控制。这种统治方式与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治”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比起如今名存实亡的“一国两治”,清帝国这种真正“抓大放小”的治理模式在帝国早期和中期确实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这种统治模式的缺点也在后来19世纪一览无遗,政府十分难以控制因经济恶化而反抗的社会。这或许是为何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虽也以维护体制为目标,可是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却比清政府更加强大。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报告指出,中国2022年在“维稳”上的预算为1,949亿人民币,而教育及卫生健康的支出仅为1,734亿人民币。 清帝国后来的消亡,除了西方贸易对农村经济的冲击并破坏清朝经济循环,还有与日俱增的人口数量对现有资源所造成的压力,如土地、水源、燃料等天然资源的密集使用把清朝的生态环境推到了危机的边缘,才有了后来的饥荒与洪灾。在经济上,货币体系由于大量的外来贸易而被打乱,则导致了经济衰退的开端。到了19世纪末,政府为了满足自身的发展开销也投入了与地方人民的资源争夺战,更是加剧了帝国的衰败。 清政府虽然想通过改革,大张旗鼓推动自强事业来改变自身的困境,可是受制于不愿从根本上改革政治程序和政治制度的心态而成效有限。清政府在面临外国威胁时只想发展陆海军力,导致自强运动期间的改革流于零碎。正因如此,一个相对繁荣、治理良善、离现代化只有一步之遥的国家在不到百年间变成一个混乱、腐败、落后以及贫困的国度。 清帝国的衰败很大程度是由于封闭型的制度和由上而下的压榨型经济造成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只不过是加速了其崩溃的过程。从当时的全球格局来说,帝国面临的困境也非清朝独有,而是19世纪各个帝国普遍遭遇的难题,只是清帝国害怕失去手中的政治权利而对改革体制以因应环境改变一事犹豫不决。 如果要深度挖掘为何帝国早期富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制度会在后来变得不济,原因或许可总结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经过了盛世以后,帝国逐渐形成了由统治阶层、学界精英、商界精英和地主阶级构成的既得利益群体。这群体会阻碍任何防止他们前进的势力和改造,且历史的事实不断表明了此群体既难移除,因为这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力与权力来源互相依存。 ◢当今中国面临的挑战 今天有许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都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与社会进步而感到自豪。可是,中国政府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归功于二战后的逐渐全球化,中国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全球多种商品将其当成最终的组装地。可是随着各种基础建设的完善和劳动价格上涨,近年来供应链已经逐渐转移到了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迟早要告终。 清朝对于当今最大的启示,是虽然经济改革能够在不依赖社会和政治改革之下前行,却会在某个时期遇到瓶颈。真正的改革必须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来进行,才能鼓励经济有多方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多年来鲜少面对来自民间社会的挑战,很大程度归功于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发展。人民在得以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同时,也不会对中共的统治有任何的怨言。可是,随着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的影响,这种统治模式已经失去优势。 正因眼看中国社会将会出现失控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在面临这种挑战时与清朝一般,宁愿选择走向另一条道路也不愿意选择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中共由于担心人口老化会危及经济成长,所以于2015年末开始松绑数十年的一胎政策。此外,在习近平上台后,由于害怕无法维持经济成长和无法控制日渐多元的社会,开始通过凸显党国的伟大以及“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叙事,来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背书。 ◢对政治和社会松绑,打造新社会 当今中国或许在许多人眼中已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可是这不能掩盖由于其政体缺陷而逐渐紧张的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改革政治的情况下维持政权,并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清朝甚至许多帝制国家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中国要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必须从政治和社会改革入手,只有对政治和社会松绑,才能真正打造出那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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