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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渡河

张贵兴以描绘充满生机、人性、兽性,画面冲击感十足的雨林著名。他说:“写小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所以住在砂拉越的人一定会觉得书里的婆罗洲不像砂拉越,因为我写的是文学上的婆罗洲。” 报道:实习记者 周艺敏 摄影:本报 黄安健 张贵兴的作品里,动植物具有人性,反而人物毫无遮掩地释放阴暗面。而张贵兴则用兽类的写法来描绘其阴暗面: “女人摇摆着肥大的屁股,发出饥饿的咆哮,用老虎的姿势爬入屋内。两个男子猜拳,站下半夜哨岗的男子仰着脖子发出得意的虎啸,也像老虎爬入屋内。”——《鳄眼晨曦》第六章 这类表达出人类对情欲的原始欲望,张贵兴回应这是他即兴式的写法。他没有想这么多,当时想这么写就这么写了。 “虽然写了很多动物,但我主要还是写人。动物在里面只是象征。”他也表示动物是一个衔接,但它有要表达的意义。好比《群象》虽然写象,但故事主要是一批共产党分子的命运,并且以婆罗洲濒临绝种的侏儒象象征他们即将灭亡的情况。 《猴杯》虽有只名叫总督的犀牛,却是一个家族侵占别人土地后发生的故事。总督象征华人在婆罗洲当地的顽强生命力,“猴杯”亦然。它是一种非常顽强的植物,可以在任何环境生长,从高山到平地,甚至火势刚灭的荒地,最早萌芽的就是它。张贵兴用犀牛这原始生命力所展现出来的残暴,和猪笼草顽强的活动力象征当地华人垦荒时的情况。 他说《野猪渡河》写猪,是因为小时候居住的猪芭村曾是野猪的栖息地,华人的到来使野猪被驱赶、饲养,当地变成“养猪的山芭”,久而久之就成为“猪芭村”。野猪渡河是当地的自然现象,每隔6、7年,野猪就会从婆罗洲西南部翻山越岭到东北部觅食,张贵兴觉得华人屠杀野猪就酷似二战时期日本人屠杀砂拉越的华人。 《鳄眼晨曦》则写了在生物大灭绝中顽强存活的鳄鱼。在婆罗洲的河流,经常发生鳄鱼吃人事件,张贵兴就用它可怕的力量和顽强的生命力来象征即使生物灭绝之后,生命力仍然源源不绝。“它(鳄鱼)同时代表人类犯下种种罪行,和历经浩劫之后,在黑暗中赖以生存的一线光明(从鳄眼里散发出来的,如同晨曦的光明)。” 怎么解读作品是读者的自由 将人比喻成兽,对张贵兴而言是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却认为人兽确实存在共同点,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见得是比喻而已。他说,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里提到人和老鼠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张贵兴来说,人兽有时很难区别,甚至没有区别。 “人类都有阴暗、兽性的一面。我们是文明人,所以会把它压抑,不轻易显露。”张贵兴又补充,虽然人披着理性的外表,但内心一定有阴暗面。常人受到刺激,心理产生很大的变化,导致兽性发作,平时他们只是把面具戴得很好。虽然他没有亲眼看过,但社会上有很多“这个人完全想不到会做这种事情”的例子。人性的复杂值得探讨,张贵兴认为十分有乐趣,因此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将兽类融入,不会刻意思考这个应该象征什么,只觉得这个行为和野兽有点类似。 “很多人诠释《老人与海》的鲨鱼和马林鱼象征什么。事实上,海明威说鲨鱼就是鲨鱼,马林鱼就是马林鱼,没有什么别的含义。”张贵兴笑着举例,同时也觉得别人要怎么去阐释他的作品,当然是别人的自由。别人的阐释、解读,甚至误解,他从来没有辩解,因为他觉得作品一旦发行,它就不再是作者的物品。 “尝试去解读作品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别人要怎么看(我的书),我都没有意见。” 既然人兽很难区分,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张贵兴觉得是理性、文明、伦理,这些恰好就是和野兽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有些野兽(大象、狮子等)会避免杂交。“没有理性的文明,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反而)会和野蛮人一样茹毛饮血。” 写作内容并非一直和动物有关 张贵兴回忆起未到台湾求学前,他写的都是风花雪月、散文诗等和动物无关的内容。到了台湾,他写的短篇故事,同样与动物没关系,一直到《群象》才慢慢和动物串联。 《群象》的诞生始于砂拉越的诸多禁忌。当他来到台湾,读到很多当年被禁止的文献,包括砂拉越和砂拉越共产党的历史,发现与自己所知道的砂拉越有很大出入,萌生起想为砂共写故事的想法,《群象》就此诞生。 从《群象》到《鳄眼晨曦》,张贵兴以外来者的角度写砂拉越故事,使他能够看得更清楚,写得更深入。他以移民作家石黑一雄为例,他就是移民到英国后回头看故乡日本,看到了更广大的视野、更多必须去书写的东西。 “如果我没有离开砂拉越,我可能还会继续写作,但写的东西显然就不一样了。” 想像和记忆创造出文学婆罗洲 张贵兴坦言,其实自己没看过野生的犀牛,因为婆罗洲的犀牛数量少,且在非常内陆的地方,很难看到。他只看过象、猴子、野猪之类的,所以只能想像犀牛是怎么样的动物。而小时候常见的野猪,他也只是以目观察,不会特意画下来。 要观察大象也很困难,因为侏儒象主要聚集在沙巴东北部,他没有特别前往观看,全凭20年前的亲身经历和印象去写。“以前倒是时常去看林旺象,因为离我的大学很近。”他也表示自己写的婆罗洲不是地理的婆罗洲,而是文学的婆罗洲。 一开始他觉得书写婆罗洲十分独特,因为有太多东西可以写,因此被他称为“甜蜜的负担”。但写到《野猪渡河》时,张贵兴觉得自己到达了瓶颈,以至于后来写《鳄眼晨曦》时,除了写革命,他也透过火山爆发和生物大灭绝去接触全球气候课题,从婆罗洲连接到其他地方,扩大书写视角。虽然故事不会离开婆罗洲太远,但未来,动物灭绝、气候变迁等会成为他的写作方向,包括他正在写的一部新小说。 “还是有动物在里面。”张贵兴突然就笑了。 新作品的舞台会在台湾,源头在婆罗洲,动物将会是大象。大象来头不小,有来自非洲的草原象、西伯利亚的猛犸象及婆罗洲的侏儒象。虽然写象,但主要是写台湾的一群弱势女子。为什么会写弱势女子?因为在非洲有一支由弱势女子组成的护林队——阿卡辛加(Akashinga,绍纳语,寓意勇者),专门从盗猎者手里救下野生动物,尤其是大象。张贵兴觉得和台湾的一群弱势女子有相似之处。因此张贵兴在专访时再一次提到:“所以我主要还是写人。” 精彩的童年是雨林故事的原材料 张贵兴的童年离不开动物,有些动物甚至不请自来。肚子饿的野猪、把母鸡当自由餐的蟒蛇、路过的大蜥蜴、勇闯张贵兴家的穿山甲、入室盗窃的猴子、天上的老鹰、各式各样的鸟类……。要是一只只抓起来,他可以开一间动物园。比如每到晚上,家里会有很多鸟类跟随光源飞入,有些卡在篱笆眼,很容易就能抓起来,张贵兴想要养它们,但妈妈阻止了,因为张贵兴家有个迷信:不能囚禁、饲养自来生物,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至于野猪和大蜥蜴,有时候会到张贵兴家园吃他们辛苦种的木薯、玉米、水果等等。还有擅自来吃母鸡吃到饱的蟒蛇,张贵兴说蟒蛇会从鸡舍的细缝钻入,将鸡生吞,腹部鼓得比缝隙还大。 然后就卡住了。 然后就被抓起来了。 除了蟒蛇,他也对狗印象深刻。当年,每家每户养的狗通常非常凶猛,如果住户没有拴起来,最后会演变成被狗追着咬的现场。他透露,小时候弟弟就曾被狗咬大腿,缝了6针。后来,张贵兴和弟弟会拿弹弓打那只咬了弟弟的狗。至于飞禽,老鹰是常客,同样也是来抓小鸡开餐,因此家家户户有个习惯:每看见老鹰,大家都会一起喊叫,赶跑老鹰。 从前的婆罗洲清早,猎人会将战利品带到市镇贩卖,张贵兴会到现场看他们的处理过程。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支离破碎的海龟,心脏却还在剧烈跳动,让他体会到海龟生命的顽强。如今,因人类大量非法猎杀婆罗洲的动物,导致数量剧减甚至濒临绝种。张贵兴表示现在要爱护环境,避免大自然生态被破坏。 对动物爱恨交加 众多动物里,他最喜欢鱼类。他小时候常在小溪看到野生孔雀鱼、斗鱼等等。从小到大,他都会养孔雀鱼。除了最容易养殖,他也喜欢看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其次是鸟类,但从没养过,因为太太不喜欢。他也喜欢猫,透露小时候家里有养猫,但因为繁殖太多,时常要问邻居愿不愿意收养。他也喜欢兔子,表示小时候妈妈养过一只,但不幸地,一次将它放出来吃草时被狗扑上前咬死了。 张贵兴童年常被狗、蜜蜂、蜈蚣等攻击。有一次,他看到树上有个鸟巢,就爬上树,这时那类似雉的母鸟仿佛知道张贵兴要去抓雏鸟,一直飞来飞去恐吓他,把他吓个半死,便匆忙下树。小时候,哥哥和朋友打猎时抓到一只野生猴子带回家饲养,张贵兴想跟它玩时被咬到受伤,所幸没留下疤痕。“除此之外,没有被大型野兽,如鳄鱼这么恐怖的动物攻击。被攻击的话,大概,活不到现在。”他笑道。 张贵兴对动物的回忆爱恨交加,但也正是这些回忆,他在写作时会潜移默化地将动物的元素加入其中。 更多【人物】内容: Dondang Sayang传唱者巴哈林 / 传唱民间歌谣 当年的甘榜男孩走进宫殿 作家黃山料 / 被骂亦是被看见 中国小说作家丁墨 / 机会永远留给做好准备的勇者 香港网络作家蓝橘子/ 删减素材比创作更难 台湾剪辑大师廖庆松 / 电影和孩子一样,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
9月前
尽管4月刚刊过牛油小生写的《鳄眼晨曦》书评(【读家说书】试摘一颗星:读张贵兴《鳄眼晨曦》),但这本小说仍有许多值得继续深究的地方。本期【读家】别开生面,安排了人在台湾留学的90后马华写作人疯木圣上,直面约访本书作者张贵兴,续谈他更多不为人知的写作故事。张贵兴是疯木圣上的文学偶像,更是她大学论文的研究对象呢。 此外,我们也请了插画家NOvia Shin(也是本刊专栏作者)为本文画了一只“丑萌”的鳄鱼。 读完《鳄眼晨曦》那刹那,我如释重负地放下小说,“啪嗒”一声,沉甸甸的婆罗洲回响在寂静的浓夜中。亮绿色的书封与桌灯相映,似那鳄鱼的瞳、似那卵形咖啡豆——中央如女阴中的凹槽、似宇宙中心往外不断扩展的放射线——我早该知道的,这书封已经预示了《鳄》的叙事野心:以婆罗洲为中心点汇集,再从“伞状放射线”的千丝万缕中扣紧每一道闪过的故事线。 书腰上闪亮的魔幻写实书写方式——“华语文学的马奎斯”真的能完整囊括今时的张贵兴吗?以目前的《鳄》的状态来看,张贵兴应不止于此。除了华丽的文学风格,读者应看见张贵兴新的叙事与情节设定方式,以及他对小说更高的追求。在《鳄》里,张贵兴以跨地域、跨时空、跨物种文明、跨宇宙进程去大幅度地书写跨世纪的婆罗洲。在其描绘的时代版图中,读者不只见证婆罗洲的雨林历史,而能以沉浸式的方式,体验这时代庞大、繁杂的世界史:不列颠王朝盛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革命路线、婆罗洲华人垦殖史、至——啊,我不能再剧透了,28章一口气读下来,后边已是惊喜又惊吓。 ◢凭空“制作”出婆罗洲 《鳄》中有许多条情节叙述/叙事线,有些与小说里的人物有关联,有些则无。在开篇首章,小说从英国王室加冕大典开始叙述,一颗镜头一镜到底,带读者走过大不列颠王朝千秋、宫内的爱恨情仇,再慢慢聚焦在英女王皇冠上的“砂拉越之星”,随即巧妙地过渡到坐在云落宫殿大戏院加冕纪录片前的南洋人民。女王加冕礼纪录片被当作电影播映前的新闻片,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小说故事也就此展开。小说里的田氏家族与其家族史渊源,就如殖民史与被殖民者的缩影,在不同时代下展现个别的想法与光谱。另一方面,他也写出了西方人对奇幻南洋的臆想:“听说王冠流落一万一千两百九十公里外远东一个热带大岛时,女王肠胃轻微翻搅。”第十二章再深刻描述:“巨鳄四千磅咬合力遍布水域;树上吊挂像巨藤的大蟒……猪笼草瓶子像孕妇肚子,可以消化一个人类娃娃……男人囚禁母猩猩当性奴……”小说不只从历史说起,还从各种复杂的工艺说起:克力士(keris)、油纸伞、烟斗……张贵兴细腻翔实的描述和考证功夫,让阅读的过程中,读者随时都能凭空“制作”出一个婆罗洲。 《鳄》不再只是一本炫目又浓艳的小说,而是涉及“历史常识”、“英雄传奇”、“民俗与文化”的地方风物记,可谓之:“博物”。张贵兴给读者们安排了一个任务,除了与小说中的人物一同追寻、狩猎玫瑰色“砂拉越之星”,更要从小说里埋伏的线头中逐步拆解,拆出婆罗洲与世界的连接点(connection)。线的尾端轻拉,“啵”,是一场围绕着末日氛围的毁灭时代。 ◢小说的“伪知识”乐趣 小说的铺垫与细节中,能见证张贵兴对开展知识书写的野心。虽然有许多部分是“伪知识书写”,却也十分好读。“那请问,什么是‘伪知识’?”在咖啡厅靡靡的爵士音乐中,张贵兴笑着反问。他说很多评论会经常提起他写的小说是伪知识,“那到底你们想像的‘伪知识’是什么?”张贵兴的笔调总让读者在他营造的小说氛围里迷失,偶尔是真实婆罗洲,偶尔是想像中的雨林,虚实交错。 “这是写小说的乐趣,毕竟是小说,不必拘泥于现实。”张贵兴说,好比乡野传说,这是如此背离现实,却又和现实生活如此贴近,“我在上一部小说《野猪渡河》里写‘庞蒂雅纳’(pontianak),它就是原住民的传说的一种。小时候听会害怕,长大就会明白——那是迷信。传说也会介入你的生活里,虽然背离现实,却也跟现实有很大连结。”虚与实之间,往往不是一个断裂的空间,而是相互影响,才能让听故事的人仿佛身在其中。“把女孩子形容成‘咖啡渣’,就是当地的一种说法。”小说里第十一章有谈及在云落对女性的形容: 卵形的咖啡豆有一条直线,类似女阴中间那一道凹槽,于是,贱嘴的云落人戏称没有出嫁的女孩“咖啡仔”。咖啡豆煎炒成黑色,碾磨成粉,热水冲泡后,芳香诱人。女人结婚后,被炒被碾,烘焙研煮,生儿育女,历经心酸摧残,榨干青春美貌,于是,贱嘴的云落人戏称出嫁和姿色褪尽的女人“咖啡渣”。没有太大意外,从高挂树头的“咖啡仔”到被扔到臭水沟的“咖啡渣”,这是大部分云落女人挣不脱的起落炎凉。 小说所描述的,是当地的俚语吗?我问道。“是的,因为当地曾经盛产赖比瑞亚(Liberica)咖啡,所以当地就会有这样的说法,和我写的一样。”说罢,张贵兴轻轻抿了一口咖啡。 ◢作品优劣,不必强调“在地” 张贵兴谈及以往婆罗洲的生活,听他娓娓道来,或是乡野奇谈,或是忆起年少时走过的乡间小路——经过一间小木屋的阳台,上头坐着满头白发的老妇人,与其硕大的鹦鹉。那诡异的记忆就是上一部小说《野猪渡河》里“马婆婆与鹦鹉”的原型。这些奇幻又熟悉的传说,都让此时坐在台北咖啡厅的我,仿佛瞬间穿梭雨林,在实与虚的时空缺口间流动。 1976年,20岁的张贵兴离开砂拉越来到台湾念书,所以对于婆罗洲的记忆与书写,都来自那廿年之间。为此这些年的书写也有了不少议论,也被许多的马华在地作家质疑,认为张贵兴的婆罗洲是“失真”、“夸张”的再现。“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随即,张贵兴举出了“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例子:石黑一雄、奈保尔(V. S. Naipaul)及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这3位作家都属移民作家。“现在还有‘一雄’,是非洲的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他20岁离开非洲到英国读书,从此没再离开过英国。他写了10部长篇,背景都是他的家乡坦桑尼亚。”张贵兴顿了顿,“跟我的20岁很像。”他认为,一位作家离开原乡地再重新书写,就会和在地作家有不一样的思维,不一样的想法。“他们写他们的,我写我的,我并不觉得有冲突,也不必特别去强调‘在地’,重点还是回到作品的品质。”张贵兴也举出了一些优秀的马华作家,因为写得很好,所以获得认同也无可厚非。“人家会觉得我的砂拉越和他们的砂拉越是不一样的。当然,那是我20岁前的记忆。我现在还是非常关注砂拉越,我的书写有些是我离开后发生的事情,包括最新这一部小说。” 张贵兴分享,每每回乡他都会从亲朋好友中听到很多有趣又不一样的故事。很多传说他都想写进小说里,后来发觉太庞杂了,所以只好把它们拿掉。“不会觉得心痛吗?”我问。“写的过程中当然不舍,但当写完之后重新看一遍,你就会狠下心了,没什么关系,就拿掉。”张贵兴说,“拿掉之后还有这么多字。比如我本来就写了32万字,拿掉四五万字,我还有二十七八万字。”“那,会想开展成番外篇吗?”“绝对会,因为我也觉得写得很好。” ◢《鳄》最适合影视化? 访谈的午后气氛轻松,我忽然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写过这么多部小说,若有一部要拍成影集,你觉得哪一部最合适发展成影视作品?”“就这部吧。”张贵兴指着桌面上摆着的《鳄眼晨曦》,他续说:“这套的情节发展比较多元。”聊及影集,张贵兴谈起早些年有导演想把1992年的小说《赛莲之歌》拍成电影,“可因为故事性较弱,文风也如散文一样,所以要拍成电影确实困难。”他表示本来《赛莲之歌》的电影企划案在2009年获得台湾金马影展创投会的百万首奖,但由于里头许多意象都与水和裸身有关,拍摄也面对选角的困难,所以最后不了了之。我大叹:可是《鳄》也很难拍啊,整体的叙事是如此庞大!张贵兴笑:“哈,现在电脑合成这么发达,你觉得很难拍的,他们都可以拍出来。你看,电脑合成的人弄得跟真人一样,场景比我们眼见的还要更真实。” 在阅读《鳄》时,我觉得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大量展现同时期的影视、文学、出版与流行文化史,似乎是张贵兴要与读者群营造一种庞大的“共同体记忆”。这里玩味地设立了一个门槛,很考读者的知识与阅读经验,才能匹配张贵兴的“个人文化经验史”。读者也能如玩拼图,从小说的文字中慢慢爬梳拼凑出张贵兴的知识面。这些散落的拼图碎片似乎与婆罗洲毫无关系,但正因为作为同在这个地球的共同体,所有的毫无关系看起来又似乎紧密相连。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否一种‘变相的作者个人记忆史’来试图创造博物的眼光?” “说得很好。”张贵兴表示赞同。在《鳄》里,铺陈了张贵兴的阅读经验,穿梭在摊开的世界史中。例如,小说会穿插关于坦博拉火山爆发如何影响孟克的《呐喊》创作;在鸦片酊氤氲中,一批文青讲述着日耳曼鬼故事,促成了玛丽·雪莱写《科学怪人》、拜伦勋爵写《黑暗》;在吸血僵尸书写的风潮中,威廉·波里杜利写出了《吸血鬼》,在环境与生态污染中,梅尔维尔写了《白鲸记》等。这些似乎距离小说的情节很远,但正因为在同一个大时代的脉络下,它们也息息相关。通篇阅读下来,读者会发现这不只是张贵兴的“个人阅读视野”,也近乎囊括了一个文学史的视野。 ◢没有写作热忱,借口会很多 “写小说的兴趣就在这里,”张贵兴说,“关于书写的素材,一定要有热忱才能够把小说写得好。没有热忱,就不可能写得精彩。我没有刻意去营造,我只是写我有兴趣的东西。”阅读与写作是双向的。谈及收集素材,张贵兴也坦然分享,自己对生态史类的书籍有兴趣,所以在书写的时候这些素材自然就会加进去。“写作必须要有乐趣、有兴趣,你才可以把它写出来。”张贵兴强调,写作要有热忱。 “没有热忱,你借口就会很多——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张贵兴还追加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在马路边唱歌弹吉他,琴艺了得。一个女生上前夸赞,说自己也喜欢吉他,想学吉他。怎知弹吉他的人说:你不是真的喜欢吉他,如果你喜欢的话你早就学了,早就会了。“这就是热忱的一种,热忱可以推动。我写婆罗洲也是一个热忱,有的事情是个人亲身经历,别人写不出来的,是属于我个人的。” 谈及有关市场上流传《鳄》是“雨林三部曲”的第二部,张贵兴笑说,“没有什么‘三部曲’还是‘四部曲’啦!又不是《魔戒》。《鳄》也不是什么第二部,只是一部独立小说。反正就是会一直写下去。” 访谈的午后悠闲,咖啡馆外轻轻刮着风。暗绿色的墙在暖光下虚虚掩掩映映。恍惚间,我嗅着了云落的咖啡。烟斗是存在,烟斗是虚无,张贵兴在“虚”和“实”之间,利用小说的框架,构造一个魔幻的、虚虚实实的,一个婆罗洲。 【读家说书】试摘一颗星:读张贵兴《鳄眼晨曦》
12月前
小说本来是虚构(fiction),属于作家精心布置的一个叙事空间,不能视为真实。张贵兴是一位擅长提炼故事的雨林探索者,运用精研细磨的文字,融合历史事实、祖辈故事、童年回忆,拓展成一个万兽齐聚的雨林王国。想当然耳,文本虚实之间总能营造各种想像和错觉,也许如他所说,有时虚构的比真实还真实。 张贵兴说,写作过程中,往往写得最好的部分是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和情节。   “日本突击珍珠港9天后,一万日军搭乘战舰,在3艘驱逐舰、4艘巡洋舰、一艘驱潜舰艇、两艘扫雷舰和两架侦察机护送下,从南中国海登陆婆罗洲西北部日产原油一万5000桶的小渔港猪芭村。”(摘自《野猪渡河》) 《野猪渡河》主要的时空背景为1941至1945年,日军占领砂拉越的时期。张贵兴儿时常被各种故事围绕,双亲与长辈们会聊起二战时期的事迹。在旁听闻之后,他都默默藏在心底,静候酝酿。时机到了,他俯身拾起搜罗到的故事和记忆,将细节相互连接,让它们在小说里有了安顿的地方。 《野猪渡河》刚获得第43届金鼎奖图书类文学图书奖。   文中的猪芭村(亦称珠巴,Krokop)正是他父亲家乡的原型。不过,张贵兴并不出生在那里,而是距离约7公里外的罗东镇(Lutong)。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年轻结婚时就搬离家乡,惟婆婆和叔叔依然住在猪芭村。张贵兴小时候常会到那里与亲戚的孩子们玩耍。留存在他记忆里的猪芭村是一个华人农村,有很多户居住在木屋的家庭养猪或务农,生活节奏比较缓慢简朴。如今水泥洋房到处林立,昔日乡村景观已不在,屋价和地价都变得很昂贵。 雨林探索始于露营 这一段年少回忆令张贵兴变得滔滔不绝,提起了不少趣事。张贵兴有很多兄弟姐妹,双亲都放任他们,只希望孩子们可以平安和健康长大。罗东镇很靠近雨林,他年轻时很好动,中学时期恰好认识几位伊班同学,对方父亲又正好是职业猎人,促成各种探索雨林良机,让他有机会随同学露营,一睹大自然的美妙。 “当然我没有打猎,却会观察雨林的生态。”张贵兴触碰不少动植物,然而不知道名称和来源。一切直到他在台湾念书了,通过各种途径和书籍补充这些匮乏的知识,再实地考察应证,令他对雨林印象更为深刻。 写作时,这些景物自然的流进作品里,汇聚成一个雨林版图。小时候,他早与各种动物“接触”,天上常有老鹰盘旋,老家后面有莽草丛,隐藏四脚蛇、蟒蛇或穿山甲,河里又有鳄鱼。“父亲的时代,鳄鱼都吃人。到我的时代,住户比较多了,鳄鱼都往上游,比较少在下游。”在他的印象中,砂拉越是鳄鱼最多的地方。根据资料,从2007至2013年,全马一共有42宗鳄鱼袭击人类事件,当中有40宗来自砂拉越。这些鳄鱼因凶猛残暴和袭击居民闻名,渐渐被大家冠上称号,例如80年代的婆罗洲白背食人鳄鱼(Bujang Senang)。 离开了,记忆更鲜明 人的记忆会随着年龄渐长而有些斑驳脱落,张贵兴脑海里却有一座坚固的宝库,贮藏着珍贵的回忆与故事。他称,最近一次回马已经是6年前(2013年),由于父母亲已逝就较少回去。当问及会否担心年少的记忆模糊,他听完马上说“不会”,离开婆罗洲以后,记忆反而更鲜明。“过了(离开)一阵,透过一段距离去观察,你才会看得更仔细。” 他坦言,毕竟超过40年,离开砂州实在太久了,虽然间中有回去,难免对部分事物有些隔阂。张贵兴20岁离开砂拉越到台湾深造,其小说创作的时空背景大多围绕在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砂州回忆。“当然,我写作也未必只集中在20岁以前,也会书写80至90年代的情景。”所幸网络发达,许多新闻都垂手可得,可以掌握砂州的地理景物变化。 那一年,父亲正好在相亲 2016年7月,张贵兴卸下教职而专心写作,同年11月开始动笔撰写《野猪渡河》,直至2018年2月才完成。“我的原意其实是帮我父亲那个时代写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父亲不断复述的相亲故事。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肆侵略东南亚国家。张贵兴父亲那年20岁,是一名初中三学生;母亲16岁,读着小学四年级。由于受教育的机会非常稀少,不少人都超龄入学。然而战乱,他的双亲也被迫停学。 日军侵占一个地区后会征召当地未婚女孩子充当慰安妇,猪芭村里的女孩开始掀起结婚潮。父亲仍是一名单身汉,有次在茶馆相亲,眼前的女孩有一头飘逸的长发,却遮住了半张脸蛋。父亲与女孩闲聊,觉得还不错,有意娶她为妻。突然茶馆外面吹来一阵西南风,吹开了对方的头发,女孩脸上露出一大块的胎疤。当下吓了一跳,令他打消结婚的念头。由于父亲不断梳理这些往事,张贵兴内心一直猜想那个女孩后来的命运,是否被日军抓走?还是成功逃跑了?为此,他构想了一个故事,〈断臂〉里的何芸就是她。“她本来是这本小说的主角,后来小说的发展越来越庞大,她就逐渐变成其中一个角色。” 《野猪渡河》有部分故事是真实的,好比日军把小孩赶上树,再用手枪打断树枝,接着用武士刀砍死小孩。另一个是日军命令猪芭村民抓蜗牛事件。张贵兴便以文学手法把事实与虚构相互糅和,营造成诡谲怪异的画面。小说也有部分情节非常血腥惊悚,有些读者看了或许不忍,他说,“我写的残忍其实不及事实残忍的十分之一。” 想写就动笔写 张贵兴从老前辈听到这些故事后,循序发展成各种故事,例如那位有胎疤的相亲女孩,他在小说中变成了何芸,不幸成为慰安妇,遭遇坎坷的命运。当然故事情节是由张贵兴的想像建构而成。正如父亲相亲的故事也在他心中藏了已久,只是一直在构思如何写出来。“有些事情放太久不见得是好事,当你想要写的时候,赶快动笔写,因为有可能过了几年就没兴趣了。” 写作过程中,他认为最好的往往是冒出来的想法,而非最初设计好的情节。比如小说里其中一篇〈野猪渡河〉,“那天晚上,一艘沉没南中国海的日本超级战舰从海底浮起,乘风破浪冲上猪芭海滩,直驱猪芭街头,泊靠猪芭菜市场,船舷撂下数十道绳梯,一批荷枪实弹的水兵下了战舰……”他声称,这段是在写作时突然冒出来的画面,非常魔幻,而恰恰在构思时不曾想到。 教学时,写作时间很破碎 回想起教书生涯颇为累人,时间过于零碎,有时晚上回到家,依然无法放下学校所累积的情绪。写作是需要很宁静的心境,梳理好情绪才能专心投入去写。 《群象》正是他凑合零碎时间所诞生出来的作品,当时他正参加一个文学奖,10月底截止,他便从8月份开始写,直至9月开学,时间略显不足。当时只能尝试“偷时间”,碰到学生考试、早自习或读书,趁机利用空档在讲台上奋笔疾书。“全心投入书写是没问题,但时间很零碎,正是这些情况影响,后面写得不是很好。如果有很充裕的时间,或许会写得更好。” 在第15届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张贵兴(右)凭《野猪渡河》荣获马华文学大奖。左起为星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和马华文学大奖主评封德屏。 不限制读者想像力 很多人会问张贵兴,《野猪渡河》里的“猪”是否有特别意涵?他通常不直接回答,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好比海明威所写的《老人与海》,有人说文本里的鲨鱼、马林鱼和海都各有所指。海明威曾回答,海就是海、鲨鱼就是鲨鱼、马林鱼就是马林鱼,它们没有代表什么意义。“要怎样诠释(文本)是读者的权利。” 他认为说出答案等于限制读者的想像空间。有些读者或许猜中他的想法,但不代表别人想法不正确。张贵兴直言,作品诞生后就要给他人阅读和批评,这是无法控制的事。 最后,他笑说,“有些人觉得写作很寂寞,我从来不觉得写作很寂寞,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没必要去想这个问题,就算只有一个读者我也觉得很快乐了。” 张贵兴祖籍广东龙川,1956年出生在砂拉越美里罗东镇。1976年中学毕业后,远赴台湾师范大学修读英语系。接着,他在当地国中任教,1982年入籍台湾。2016年7月,他退休专心写作。作品多数以故乡婆罗洲的雨林为背景,著作有《伏虎》、《赛莲之歌》、《顽皮家族》、《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沙龙祖母》和《野猪渡河》。   〈快问快答〉 问:最喜欢的食物? 答:炒粿条,我每次回去砂拉越都会一直吃。不然罗惹和煎蕊也行,但是要做得够道地。这些是我小时候爱吃的食物,让我很怀念。虽然台湾有卖,但味道不道地,可能是食材和做法不同。 问:最喜欢的歌曲? 答:Oh my God,应该是披头四(The Beatles)的〈Yesterday〉。这个乐队在1960年代非常红,1970年才解散。披头四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从小直到中学都爱听。当时我有去学吉他,但在我家乡都没有吉他老师教导。后来去了台湾,有一位师大学长是吉他老师,对方就教导我。如今弹吉他只是一种嗜好(记者:那么可以完整弹出〈Yesterday〉了?)自娱啦!哈哈! 问:最喜欢的作家? 答:有好几个,包括马奎斯、莎士比亚、格雷安·葛林等,中国作家则是钱钟书。年轻时候喜欢三岛由纪夫,后来就不怎么阅读他作品。 问:想要有什么超能力? 答:我想要回到17、18岁的时候,那是一个令我无忧无虑写作的文青时代。给我再多的钱和房子都没有用,回到年轻是无价的。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 问:请建议书籍给年轻读者们。 答:1. 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撰写的《林肯在中阴》。作者凭这本书拿到2017年布克奖。       2. 马奎斯任何一本作品都可以看,例如《百年孤寂》。       3. 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撰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书》或《生活在他方》。       4. 格雷安·葛林的《事情的真相》,这位作家一生被提名过21次诺贝尔文学奖,但始终没有拿过。 (原稿上传于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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