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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字

  在这里,我们经常谈书,却很少谈论制作一本书背后的繁琐;第二辑聊聊校对。 校对是编辑工作其中一环,不留痕迹,却深深影响一本书的阅读体验。什么是校对?把错误纠正过来,如此而已?看似简单,却不容易把它做好。有多不容易? 都是中文系毕业生,出版是两人第一份投入的工作,此后再没离开过——高慧铃先是在大将出版社负责业务,2012年转职编辑,2015年与伙伴合创三三出版社;谢淑怡自2009年前后流转大地出版社、红蜻蜓出版社和角川平方,迄今走过16年编辑生涯。 她们都说,校对这件事,即使用了10年把基本功扎稳,仍会自觉不够好;10年前为一个词汇翻查词典,10年后遇到同个词汇,依然得要不厌其烦翻查词典,周而复始。 ◢校对,远远不只是找错字 每家出版社有不同的作业流程。一本书送印之前,至少得要经过两审三校——两遍审核、三遍校对;有些出版社则把事实核查与校对工作并行处理,一份文稿也得经过三至五遍校对。 “很多书,你第一遍看到问题,纠正过后,再看第二遍,还是可以找到很多问题。”高慧铃说。都是些什么问题?“对我来说,找出错别字,只是最基本的东西;校对还包括事实核查、检查图片是否有错、格式是否统一。” 怀疑每一句话,是高慧铃对自己也对后辈耳提面命的事。“比如,你看到一行字写说:1942年2月15日年初一;你要去查,这天是不是年初一。” 不同类型的书,需要关注的细节也有别。 “像是绘本,我们会看框架,看故事有没有硬伤。我遇过作者在故事开端写‘从前’,故事里面却有机器人。不是不可以,故事可以有自己的逻辑,但会觉得奇怪。要提醒作者,‘从前’指的是什么时候,会不会让未来元素不成立。”高慧铃说。 漫画也是如此,谢淑怡举例,“假设某个角色在第一格穿青衣,却在后面穿黄衣,这就有了bug。所以校对也包括图的把关。” 若是涉及繁体字,还得考量目标读者群是香港或台湾。像是“發布”或“發佈”、“閱讀”或“閲讀”,两地用字会有差。碰到英中翻译书,编辑必须弥合两种语文的隔阂,像是原文里的“sister”指姐姐或妹妹?“有时没法跟作者求证,只能从文本逻辑去看。”高慧铃说,“所以校对时,你要知道这本书的功能是什么,对象是谁,再去调整。” ◢基本功的养成:来回辩证,累积常识 资历尚浅时,校对一份文稿后,出版社会安排较为资深的编辑把关,“看看我有没有改对、改错、改漏。”谢淑怡说。而前辈没有轻易放过每一处更动,“他会逐一问我,为什么我改这个词汇或标点符号?我必须要提供理由。” 理由不能只是:我感觉有错;因为语感是一件主观的事。 “可能有人会觉得前辈太严谨,但当时的那种训练,让我了解到,很多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习惯使用或我经常看到的文字不是这样写,它就需要改。文字或语言只能是非黑即白的吗?有时A没有错B也没有错,不代表作者一定要按照你习惯的语感去写。” 常常因为一个词语要不要改,与前辈讨论很久,“身在其中,会觉得很磨人,每天就在回答:这个你为什么改?可是当你渐渐懂得回答这个问题,有天他却问我:这个你为什么不改?我当下觉得,自己好像不认识中文这门语言了。”证明有错,只需翻查词典或工具书;但如何证明一个句子没有错?“有重头来过的感觉,好像再重新认识一门语言。” 这段磨人过程,给她记在心里的是,“在下最后决定之前,需要考虑很多。” 身为编辑,需要积累的,不仅是对一门语言的认知,还有各种知识。高慧铃说,“平时阅读,有时读到我不知道的知识,会记下来,提醒自己以后校对时不要犯错。举例,可能我看到这么一句话:珠穆朗玛峰在特定海拔以上,植物没法存活。”若是往后碰到作者书写登山经历,设计书本封面时,“设计师画了植物在里面,那我必须抓出来。” 她也碰过一篇背景设在日据时期的文章,“作者写说,新加坡与日本的时差,现在是一小时,以前则相差一小时半。但我查资料,发现因为日本殖民的关系,当年两地时间是一样的。” 这般错误,若在此之前没有掌握相关知识,是无法在校对当下懂得需要搜索什么、核查什么。“平时也要想,你学到的知识,可以如何跟编辑工作联系。” ◢必不可少的工具——词典 见面这天,谢淑怡背着帆布包赴约,里头装有7本词典,“家里还有更多。” 平日工作,最常翻查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入行那年是第五版,现在到了第七版,”三版厚重词典都列在她的书架上,由中国出版社所编。“同时还有本地联营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两本主要是查词类。” 另有《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这本很好用,只要是常用的词,你都可以试着找看有没有。那些词有什么用法,里面都写得很详细。”举例,我们口语习惯说,“我吃完饭才去见他”,可其实句子里的“才”是一种误用,正确说法应是“我吃完饭再去见他”。 谢淑怡翻出词典解析——“再”表示动作尚未实现,但将于某时实现;“才”表示动作已实现,并且强调动作实现得晚。“它有细微的差别。” 有的词典专查标点符号,有的专查量词,也会借助网络词典《汉典》和《萌典》。到头来,没有哪本词典是唯一的最终指标。 “有些词典挺旧的,所以不是说它没列举出来,我就马上断定哪些词汇不能这么用,我还会再去翻第二本词典,看看有没有别的答案。”同时还要考量特定词汇在不同华语地区有不同释义和用法。“你在决定放过或不放过(错误)之前,要翻的词典不止一本。不要太快去判死刑。” 校对是没有捷径的事,唯有勤翻词典,谢淑怡说,“一直翻一直翻,可能同一个词,你入行第一年要翻词典,你入行10年你还在翻。再三确认,是很重要的态度。” |更多Q&A| ❶在你眼中,校对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高:其实经常是很累很闷的,抓错误是要很用力的,过程是不有趣的,有时会逃避不想做,但当你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时,会觉得很好玩。 谢:有人会觉得蛮枯燥,但我其实很喜欢它可以让我进入一个高度专注的状态,周围好像屏蔽掉了,如果有人来喊你,你还会吓一跳,好像突然从一个世界里被拽出来。这可说是最理想最专注的状态,但又是可遇不可求。 ❷平时会有职业病发作的瞬间吗? 高:我想每个人的工作需求,会影响我们平时收集和处理知识的方式,应该就是所谓的职业病。职业病多少有一点,但没有很严重,因为平时看别人的书是为了抓取知识,不会特别去看错字,因为校对很耗脑力。但因为繁体书很难做,比如“彻底”,有人用“澈底”,有人用“徹底”;所以平时看台湾出版品,会注意哪个出版社用哪个繁体字眼。 谢:刚入行的时候会。那时觉得找到毛病,好像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做久了,可能已经没办法像一个普通读者那样好好看书。再后来觉得“零错误”这件事,以前会追求,越做越多年发现,其实你要懂得容错。毕竟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没有错误。但是“容错”不是说我们就不管了。你还是要有追求零错误的态度,但同时也能容错。 ❸若要选出最会伪装的错字,率先想到的是? 高:比如“出”和“岀”(由两个“山”组成)意思一样,是异体字。遇到后者,我们还是会把它改过来,不然会很奇怪,甚至有些字体没有收录这个字,排版时无法显示。 谢:每次遇到这个字都会警铃大作——“汩汩”(gǔ;模拟流水声),它长得很像“汨”(mì),若是看词典里的标准楷体,还看得出明显差异,但现在电脑里有很多字体,基本上用肉眼分辨不出是汩还是汨,这时我会直接复制它,丢到网络搜索,确定没有用错字。 ❹把校对做好,所需的性格或态度? 高:要坚持,要有耐心、细心,将同一份文本看过一遍又一遍。很多人会觉得谁都可以做校对,很容易做。有新编辑入行,我们让他做排版、校对、写文各种工作,他会觉得校对最容易。可是等他做了几年,他会发现其实最不容易、做得最不好的,反而是校对。校对是你可能做了10年,你还是不够好,可能也是最弱的一环。包括我编辑很多书,自己校对了还是觉得不够,不敢送印,需要其他人帮忙再看。 谢:每次有新人入职,都会让他们尽早认清现实。一份稿至少都要看过5遍,所以要能坐得住,愿意沉下心来。通过你一直去翻词典也好,一直去跟别的编辑去辩证都好,它都是你累积基本功的方法。但是,基本功不是让你用来展示自己多厉害——这个东西只有我会,你不会;不是。它反而是让你越来越清楚接下来怎么去校对每本书,让你以后校对每本书时,底气会越来越足。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龚万辉 X 农夫谈封面设计:关于书本的第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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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
再不好好写【编采手记】,继续用图片、语录之类来一昧搞怪的话,说不定主任老黄真要发飙,收掉这个栏位,找外人来写新专栏了。 虽然也有不想写【编采手记】的同事,但这个栏位若能留着还是比较好的:第一,让编辑记者可以在这里打开夭窗说亮话,说说近日工作上遇到的喜怒哀乐,或者生活上的大小事;笫二,若政府哪天用新政策来打压媒体,或者社会发生了重大的不平事,这个栏位可以开天窗留白来表达不满,或者只打上“痛心疾首”、“对不起,某某新闻在地毯下”几个字。 之前虽然用各种图片或布告栏方式玩花样,但并不是亳不费劲的,都是想了好久才想出的点子呢,只是大多失败,没能吸引读者眼球分亨按赞。 我的工作是在副刊版面印刷之前,尽可能把所有错别字或错误资讯圈出来改正。有时也接一些校对马华文学著作的工作。这工作若要谈,其实有很多事可谈,例如哪些作者在哪方面不时会写错东西,出过哪些错误被更正;但我宁愿把这些都当作商业机密,最好自己平时能忘掉它,只有在工作时才让它们冒出来提醒自已注意。之所以忌纬公开,因为怕有好事之陡得知某作者容易出哪方面的错,特地去找他的文章或书来放大细细检视,找出漏网之渔,我这个看漏眼的也难碪啊。 这篇【谝采手记】,校阅时可以很轻松,也可以很费劲。轻松,因为都讲明这篇文里面藏有16个错别字,赶时间校阅一大堆版时,这篇就可以略过,不用细看圈出错别字来更正,一眼扫过就行了嘛。但如果是认真不肯放松的校阅者,或许会拿放大镜一个个字细看,把所有错别字找出来数一数,看是不是符合标题所说的16个错别字,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脑筋眼晴受罪。 这篇文算厚道了,直接说明有16个错别字,看看有多少人可以只读一遍就找齐16个错别字。平日来到我面前的副刊版,可不会说明版面有多少错别字,有多少个资讯写错,改得满江红也不知还有没有看漏眼的。 校对马华文学著作这些年来,几乎也患上了被害妄想症,看到一些错别字,会怀疑是不是编缉或作者设下的陷阱,看校对者有没有认真工作。现在更害怕出现搞怪作者,全书错字连篇,人物说话前言不对后语,让校对者改到发狂;到了书本最后几章,才来揭晓书中人物患了某种病或有某某习惯,说话总是口音不准,或者常说错字,思绪颠三倒四老是记错事物没有逻缉可言。校对到这一章,再翻看前面两三百页白废力气圈改的文字,需要从头再校阅全书一两遍看哪些错别字和不合逻缉的地方是必须保留的,我会发神经给你看。   更多文章: 关丽玲/婉拒与推荐 梁靖芬/编采手记的编采手记 紫盈/如果无法养一只狗 林德成/你还读长文吗? 叶洢颖/永远不要愤怒得太早
3年前
读着一篇文章,忽然眼角扫到文末有一小行黑体字,原来是为作者的另一篇发表于某月某日某篇文章中的一个错字作“更正”。 我的第一反应是百感交集,然后是赞叹——多幸运啊,这作者遇到个跟他一样的编者;他们严己律人,彼此理解,合作得一派水乳交融。 可不是,只要是写作的,谁没经历过这种事?而且还是常有的呢。怎么办?更正?至于吗?不就一两个错字的事。但若说了无影响,也不全然,因人而异吧。都说文人是复杂的,特别是文人的感情、心态,你总不能一言蔽之而归类。至于我嘛,倒庆幸自己是属于“含糊”类型的,发现文章中有错别字,甚至是行文接错了,在当时不免会有点难受,可也不会因此而耿耿于怀。 不过有时也会想,文章中有错字,不知读者会不会发现?徜若发现了会作何想?认为是作者的错呢,抑或是“手民”之误?可生活于网络世代的今天,写作哪还需要用手书写?又何来因排字工人错植误排而产生“手民之误”?所以,文责终归还得由“作者自负”。记得有位作家朋友对我说过,当他看到自己刊登在报章上的文章中无端多出好几个不知所云的字来,连意思也给搞混了,不由得双眼发直,心跳加速。可又能怎样呢?都已成白纸黑字了。惟有希望读者能“据文分析”,看出这是“不可能的错误”——怎么可能犯下如此低能的错?可他就是始终没提到“更正”二字。 写作多年,没要求过“更正”。这无关态度,也无关严谨或马虎问题,而事实是谁会记得你上个星期或昨天写过什么?更遑论那第几段第几行第几个字是什么东东了。何必多此一举? 读文章,不就是一堆文字摆在你面前,“剪不断,理还乱”的那种扑朔迷离状况吗,乍一看已感觉复杂无比,你还要求它连一个字都不许有错?这是何等的苛求啊。而世上的事,本就是是非颠倒错误百出的。为一个错字而耿耿于怀,犯得着吗? 不过话说回来,有些错字,虽是一字之误,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比如人名、年份、地名之类的。除此还有“是”与“非”——写文章不就是要明志吗,明明是认同,是要说“是”的,但结果却变成“非”,全盘给否定掉了。这一字之误,牵连可大了,不单是非颠倒了,还关乎原则。但你又能怎样?更正吗?不就仅仅是一个字,一个而已。 至于上述那一字之误的“更正”,我倒觉得有点小题大作了。即使读者注意到了,相信也不会在意。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含糊其辞”态度,可也并不妨碍什么吧。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经历了一些,就更明白多一点;同样是错误,同样是真实的,却有足道与不足道,切肤之痛与无关痛痒之别。懂得含糊,其实是让心有个着落处,理由似乎也是这样。因此之故,“更正”是枉然的。你真的认为有人会因为你的“更正”,而特地去找出某月某天的旧报来对照吗?说实话,我不会,你呢? 尴尬的是,这恰恰成了对比,突显了我的马虎与不严谨。而文章中有错别字,却偏偏是常有的事,早已麻木了。如果麻木也得有理由的话,那最好的的理由是:若所有的作者都动不动要求“更正”,报纸岂不是得另辟版位专供各路作者更正? 显然,要求更正的作者都是态度严谨的;他们严肃对待自己的写作,看重自己作品的同时,也不小看读者,是极负责和不肯妥协的。你要他们含糊?那是不可能的。 就性质而言,写作应当是属于“社会功能”的一环,故遵循社会“安全感”是必须的。换言之,应该要有担负的自觉,对人对己亦然。无奈文章中出现错别字,总是避无可避。忽见有人如此慎重其事,不禁令我感慨系之,因而信笔写几段,说说自己的看法,权当有领会的切肤启示也好,自嘲也罢,毕竟是年纪大了,处变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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