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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

3星期前
2月前
3月前
昨天早晨看了这篇陈栐伽的〈回阿嫲家〉(编按:刊于2025年4月16日【星云】版),让我回想起回家的意义。因为十多年都在异乡生活,每次回家看妈妈,也要等到孩子们的学校假期才可以回国,回老家看妈妈。来自乡区的我,如果告诉孩子们说我要回外婆家(森州的知知港),孩子们心中有数,老家没有Wi-Fi,没有商场,晚上没有什么消遣的地方除了吃宵夜的馆子。 女儿们逐渐长大,也会安排自己在老家那几天的活动,比如:看小说,钩针编织,或者画画。小儿子因没有Wi-Fi,就好比把他和朋友们分隔,他的游戏世界都因此而停止。他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可以和好友们一块儿玩电脑游戏和谈天说地。但是身为妈妈的我,都希望能一家人一起回去陪伴我的老母亲,也可以给妈妈为孩子们煮她的拿手好菜。 如果我们做爸妈的要安排回老家,而问孩子“你们要不要一起回”,他们肯定会有很多的借口如考试、做功课、要和朋友看电影、约会等等。对他们而言,可能觉得回家乡并不是一件很紧要的事,和朋友约会永远比回家乡重要。但是他们不晓得,当他们的爸妈步入中年,还有年老的“公公婆婆”健在,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平时忙于工作和家庭事务,难得假日可以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家,看看妈妈的身影,吃着妈妈准备的、有“妈妈味道”的菜,是何等的知足感恩。也因为没有Wi-Fi,在老家的大家多了聊天的机会。更何况,我的老母亲,每周就等着周末可以有儿女孙子们陪她一起小赌怡情。 现在只有妈妈一人在老家 我喜欢独自驾车,和孩子们一起回家。在路程中,我们会分享很多的人生课题。有时会谈到婚姻、友情、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大家都更能了解和厘清一些观念。记得上回,两个女儿在国外留学,只剩下我的小儿子在车里,我邀请他坐在副驾座,他又成了我谈话的对象。我们谈到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教育方式。我的儿子从小就在国际学校学习,他的思想是非常直率和真实的,我和他的交流就是平行线,我们尊重彼此的意见。但是当家里有长辈时,我就要提醒他,要学习包容、体谅和善解。 记得每次我们要准备回国前,儿子就会问我们一个月的安排。他会突然问我:“为什么每次你都要回知知港?”我不会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会反问他一句:“你爱我吗?”他总毫不犹豫地说:“爱。”我再问,我老了后,“你还爱我吗?”“爱呀!”我的爸爸不在了,现在知知港就只有我的妈妈一个人。我不能每次陪在她身边,难得假期,我一定会抽出时间,陪伴妈妈一起和朋友吃早餐、打牌,还会为妈妈准备一些她喜欢吃的食物。更让我窝心的是,晚上睡前可以和妈妈谈天。回忆起童年时光,吃着妈妈为我煮的菜,这不就是幸福?幸福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简单。他似懂非懂地表示,明白了。 我的二哥在爸爸离开后,可以说是无间断地(除了出国旅游)每个周末都回家陪伴妈妈吃早餐,打牌到下午才回去。他还没回到,妈妈就已经准备好他喜欢吃的菜肴,有时候还会和妈妈预定他想吃的菜。大哥也不例外,要回家前的一两天,就会告诉妈妈他想吃的菜,我那个老母亲就开开心心地一大清早去巴刹买食材了。她从不说累。老母亲的快乐是还有能力为孩子们准备菜肴,这样就满足了。她最开心的事就是孩子们回来,快快把午餐准备好,就可以“开台咯”。 每次逢年过节,商家的广告都在叮咛漂流在外的孩子们尽量抽空回家团圆,真的不能回家,也不要忘了给家人打电话或者视讯。看来这“回家”的提醒,真的是我们要反思的一个社会现象。
4月前
5月前
6月前
8月前
在社区服务有一段时间了,从不会到略懂一二,我从各界人士、男女老幼身上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和待人处事的道理,累积了一些在社交,处事和与人沟通的经验。 近几年,把自己的生活圈子扩大了,接触的人、事、物都有不同,也踏入为前辈的阶层,开始与年轻人共事与合作。 在这些日子里领悟到以下的一些观点,与大家共勉之。 虽然,在中国华人的传统文化中,前辈的教诲历来受到极高尊重,前辈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常常以自己的经验指导年轻一代。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进步,许多年轻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前辈的时代有着巨大不同。 不可否认,前辈的经验对年轻人来说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但如果过度拿过去的经验来教训现在的晚辈,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甚至阻碍年轻人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科技进步、经济环境和文化氛围。前辈在他们的时代取得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努力与机遇。 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截然不同,许多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经验可能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 如前辈可能会认为“吃苦耐劳”是成功的唯一途径,但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更多强调创新、灵活性和团队合作。 过于拘泥过去的经验与方式,反而容易让年轻人陷入困境,错失适应时代发展的机会。过度的比较和指责,容易压制年轻人的自信心。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前辈应该理解,曾经历的挫折、迷茫和失败,今天他们也在面对自己的困惑和挑战,我们应给予年轻人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努力,而不是过度批评。 许多社区组织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有的是资深领导放不下权力,有的是找不人代替,也有的说年轻人没经验,不放心把组织交给他们等。 每个人都是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只要前辈给予他们机会,尊重年轻人的方式,给予他们成长的空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路径,年轻人需要在探索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前辈的指导是宝贵的,但更重要的是能与年轻人站在同一视角,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态。 年轻人不应只是被动地接受过时的观念,而应该拥有更多自由尝试、失败和成长的机会。 如果长辈能站在支持和理解的角度,给予年轻人充分的信任和尊重,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并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定位。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环境,前辈应给予适当的指导和提醒,而不是用过去的经验来教训晚辈。 真正的关爱和支持,应该是理解年轻人的现实困境,尊重他们的方式和选择,并鼓励他们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代际之间的和谐与共赢。
11月前
某天,顾客寻找祝寿用的红包封,祝寿用的红包封没找到,却挖到这种过时的红包封。 相信80后对这种款式简单、几乎没什么美感可言的红包封不会陌生。 说起红包,顺便在这里稍微给大家科普一下我国的钱币发展小史,马来亚独立时的1令吉是纸币,但70年代时曾经推出过俗称大饼的硬币。但这种大饼推出的时间也不长,很快的又被纸币给取代。一直到1989年,国家银行又推出了1令吉“金币”,俗称金盾。这种硬币一直到2005年为止就停用了。停用原因是市面上流通着大量的伪币,许多人用伪币打电话或者投入自动贩卖机之类,导致政府和商家损失惨重,所以最后重新用纸钞取代。 1996年国家银行推出了2令吉纸币,但也已经停产。政府之所以停产,听说是因为纸质不耐时常磨损。话虽如此,目前2令吉纸币在市面上还是能够使用,只是有收到2令吉纸钞的人基本上是不会再拿来使用,而是把它当做收藏品了。 我的童年则经历过纸币和金盾流通的年代,小时候只要摸到红包封里头有一角钱就知道长辈给的是1令吉10仙,后来金盾流通的年代则更容易得知红包的内容。直到1996年2令吉纸币面市,长辈们逐渐舍弃金盾转用纸币,而且随着经济增长,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我们也逐渐长大,再也不敢如此无礼。虽然长辈并不知道屁孩们的想法,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以前自己真的很没礼貌。其实长辈包1令吉10仙的红包给你是有深意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出人头地。 不再不好意思讨红包 父亲曾经告知,他们童年时并没有红包封,长辈在新年期间发红包都是用红纸包裹着的。那时的红包顶多就两角钱,如果收到5角钱就已经是喜出望外了。其实长辈的红包只是一个祝福,一点心意而已。无论是1令吉也好,10令吉也罢,就一个祝福而已。 曾经有段时间,新年期间我也不好意思向亲友长辈讨红包,没想到过了而立之年反而返老还童,不再感到不好意思,脸皮反而厚了,可能这是在社会打滚多年的副作用吧? 农历新年将至,仅以此文缅怀曾经狂妄无知的童年。
11月前
1年前
2年前
2年前
2年前
3年前
年纪小的时候,拿红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每年农历新年必然准备一个新的钱包,把一年的祝福收进去,然后压在枕头下15天,这是我自创的文化。如此年复一年循环,我逐渐成长,红包予我的意义悄然起了变化。 我的家庭文化较为传统,除了农历新年,长辈会在晚辈过生日或某个意义重大的节日给予晚辈红包,因此我家的红包可谓承载了长辈真挚而朴素的祝福。 也许农历新年传统习俗的影响对我而言较为深刻,我年幼时认为拿红包理应是回家后发生的事,无论庆生抑或喜庆之日,总之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刻,红包才会出场。成年后,我恍然发觉红包象征出走的祝福,其真正的意义是给离家的孩子捎来问候。 我是土生土长的槟城人,4年半的大学生涯都在槟城度过。因此我的升学时光,不仅不曾离乡背井,就连最后两年的大学时光,也被疫情偷走。去年年中,马来西亚的疫情趋缓,我幸运地被自己向往的实习单位录取,于是我决定到雪兰莪展开为期12周的实习。那趟实习虽然是本科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却是我本科阶段唯一的实体课。 出发前一天,妈妈、干爹、干妈、阿姨、舅舅分别为我准备一封红包。我将这些红包搁在行李,拖起来显得格外沉重。当我想家的时候,我会看一看红包封外长辈的留言,感觉自己离家不远。 实习结束后的两个月,我终于迎来毕业典礼,这对家人而言是一件可喜可贺的日子。为此,表姐们和表嫂费心为我举办毕业庆祝野餐会,庆祝我正式从校园里逃脱。离开温暖的校园怀抱,何尝不是一种出走?当天,前来参加的长辈各个再给我一封红包,纷纷感慨金家的小女儿长大了。从长辈手中接过他们的红包,我知道那封红包是鼓励,亦是寄望,但我因为害怕自己无法完成他们的期待,感觉手上的红包多了几斤。 所谓“红包”,其实是惦念的化身。18岁的我曾单独与两位好朋友到云顶游玩三天两夜,妈妈偷偷在我的背包塞了一封写上“一路顺风”的红包。我用红包的钱给妈妈买了一份等值的纪念品。回家后,妈妈斥责我钱不是用来买东西给她的,而是给我额外的伙食费。我听了有些纳闷,不理解妈妈为何不肯接受我的好意,直到实习那回我才明白,原来红包是母亲对孩子的牵挂。 还有一回,我第一次随姑姑返乡探亲,收获满满的战利品,竟然是红包。从亲戚们的眼里看来,我们这一家是家族的游子。爷爷在战乱期间漂向南洋,而后在槟岛开枝散叶,直到老了,再也没有回家几次。亲戚们说,这些红包是给我的见面礼,希望我记得我们身上流淌同样的血缘,记得回乡走访。我带着红包回槟城,宛如完成爷爷奶奶对家族团圆的期盼。 给我红包的人越来越少 最近一次收到红包,是远在吉隆坡的二姨专程托表姐为我送来一封“开学红包”。从幼儿园算起,这是我第6次开学。经历小学、中学、文凭班、学士学位,我已经是学生界经验满满的老学生,没想到二姨竟然把我深造的事情放在心上。这封红包令初为“菜鸟研究生”的我自省,别因为倦怠而辜负长辈们的用心。 小时候老爱在心里嘀咕,为什么我生日时,收到的红包数量比礼物还多?当时的我搞不明白,那是因为家里还有很多人能给我祝福。近3年的新年,我发觉新钱包里装载的红包越来越薄,不是长辈的钱给少了,而是能给我红包的人,一年比一年减少,一个接一个离去。现在的我,称红包为“出走的祝福”,因为游子,总是在出走后才能有一个回家团聚的理由——回家拿红包,再拿红包离家。
3年前
我们家晚餐吃得早,一般设定在傍晚6时左右。叶先生在吉隆坡市中心上班,傍晚下班的车潮汹涌,他很常堵在车龙里,抵达家门的时间往往无法预计。于是,我、阿彤和阿妍先吃晚餐,叶先生回来后各别吃。只有在周末的休息日或假期,才能凑齐一家四口同时开饭。 晚餐前,我先给菩萨上香,晚餐后天色未暗,我会去小院子里走动,时而修剪花圃的枯枝败叶,时而坐在板凳上静思或起身来回踱步。枫是我饲养在大水缸里的巴西龟,经过它时,我偶尔会幽幽而低沉地抛下话语。 “你就不能早点下班吗?” 然而,枫总是兀自潜伏在水里或者趴在石头上。巴西龟的耳朵长在眼睛后边,长得隐蔽,大概在脖子上的红色斑块附近。但据说巴西龟没有外耳,因而听觉不灵敏,太小的声音它是听不见的,所以它不理睬我是很正常的。 一家人吃饭要先称呼长辈 大疫期间,叶先生居家上班。两年多下来,一家四口几乎每天一起开饭。年少时和祖母父母同住,上下八个人口,晚餐一般备有四、五样各色菜肴。如今我们家庭成员不多,我只准备一肉一菜,不时配搭午餐剩下的老火汤,唯有在特定佳节,例如元宵和中秋,晚餐便稍作丰盛。我想象中的晚餐,无论粗茶淡饭或珍馐美馔,都应是一场场盛重的仪式,可召唤和凝聚偶尔不经意出走的灵魂。 以前,祖母规定一家人吃饭要先称呼长辈,长辈先动了筷子,后辈才可以起筷,夹菜时也不可越过他人夹菜的手。现在,我们家也延续了这些老规矩。姐姐阿彤文静害羞,而妹妹阿妍活泼开朗,姐妹俩按照各自声调的变奏和结合,惯例在晚餐开始前喊出“爹地、妈咪吃饭”,如同一小段二重唱,交叠回响在没有伴奏的小饭厅。 我早已知晓,生活是一次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经历。即便如此,我还是会在家人缺席的晚餐桌上,感到莫名郁闷。在刚过去的新年期间,阿妍跟着学校的醒狮队跑场,早出晚归,一日三餐几乎都在外头吃。有时我给她留碗汤,有时她交代说会回家吃晚餐,但她回来晚,我们仨先吃,只给她预留些饭菜。其实,早在去年杪,学校醒狮队的排练便开始,阿妍那时已很少在家吃晚餐了。 大年初九,阿妍继续跑场,而恰巧叶先生和阿彤都有饭局。记得这天傍晚是阴天,很奇怪的天气,赤道的新年过往都是大热天,如今竟也频频要下雨。我的晚餐是一杯冷牛奶和一片肉干,并清完所剩无几的蝴蝶结蛋散饼。我讨厌看见大大的透明的饼罐里,装着零星的年饼,非要尽快把它们消灭才舒心,仿佛黑夜里阴郁的云朵,迫不及待地吞噬散布的星星。吃完简约晚餐,天空便下起小雨,这天我没去小院子。 年终于过完了,疫情现时也已缓和。而叶先生的公司实行轮流制回办公室上班和居家作业,也有好些日子了。某日,叶先生回公司上班,晚餐后我又去和枫说话。枫竟伸出脖子,傻乎乎地盯着我好一会儿,还对我眨眼睛。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