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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投稿】邓洁盈 /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香港：人人都是张得志

“香港与马来西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我在张得志身上也看到了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的影子……” 知道这本书，是在香港旅游时偶然走进的书店里。我想买几本在马来西亚找不到的香港本地小说回去阅读，被书架上的一本《香港三部曲》吸引，从书名就知道是我想了解的香港故事。作者陈冠中先是在1976年创办《号外》杂志，任总编辑一职，尔后赶上香港电影新浪潮，创作《烈火青春》、《等待黎明》等电影剧本。同时，他也发表不少香港叙事的小说和散文，其中收录并出版在短篇小说集《香港三部曲》。无论是事业或人生轨迹，香港都对陈冠中影响极深。龙应台曾形容陈冠中的文章《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为“香港人了解自己、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读的”，这句话也适用在《香港三部曲》其中的第二部曲《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最熟悉的香港人…… 《什么都没有发生》以倒叙开篇，讲述了香港回归一周年，主人公张得志遭受枪击的故事。临死前，他想到的是14年前在超市买的一包黄糖，以及遇见的那个最爱的女人。张得志的生存哲学简单而直接：“我又有何损失？”凭借这种态度，他在一个个老板的带领之下成为专业的经理人，成为我们最熟悉的香港人。作者陈冠中借着张得志的视角揭示了香港高度商业化的一面。在香港商界混得如鱼得水的张得志，带着谈生意的语气来回望这一生。阅读的过程难免觉得张得志过于理性和冷静，但并不冷血。正如也斯在序中写道，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仿佛是张得志的自我嘲讽；他没有稳定的恋爱关系，却在看见黄姑娘独来独往时，揣测她曾受情伤而不想与他人交往；他随时从男女关系脱身，却不知不觉留下沈英洁的“根”；他低调处事、野心不大，仅仅是雪茄黎、托图等等大老板的第二把手，却没想到成为台湾黑社会的眼中钉；他视托图为榜样，遵从所谓的“游戏规则”，却没有享受如托图一样的退休人生；他无牵无挂，但在他倒下时，那700瓶红酒、6块黄金表和来不及规划的沈英洁儿子大学计划都是他放不下的枷锁。张得志为了做生意走遍非洲、东南亚、北美、西欧、大陆与台湾，目睹了尼日利亚政变、印度政府的腐败、中国改革开放、六四事件、台湾黑帮风云和香港97回归——国际事件一一上演，张得志冷眼旁观，他并不抱有家国情怀，喝酒与召妓是日常爱好，赚钱才是正经事。张得志到处漂泊，没有计划，随时变通。没有一件事、一个人值得他安定下来。张得志潇洒地说出“我随时都可以死，这是最好的证明”。然而，他并未如自己所希望的那般，干净来干净走。 “快乐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不快乐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张得志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验证他的命运，他想得到的都有，他意想不到的，通通找上门来了。香港与马来西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我在张得志身上也看到了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的影子；华人爱权却难以参政，便转头爱钱——或投资创业，或炒股搞房地产；华人对政治冷感，对国际事件没有太多看法与评论；华人爱无能，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华人小时候大多体验贫穷的滋味（华社领袖常把“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挂在嘴边），长大也摆脱不了对物质的追求。华人与张得志作为资本社会有贡献的一分子，都是一代代忠实的享乐主义者。我在阅读《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才发现，我是张得志，我也不是张得志。我没有700瓶红酒和6块黄金手表，没有随时离开家乡闯荡的勇气。正因如此，我认为自己可以随时死去，毫无牵挂。我仅有张得志的豁达，没有张得志的成功。我是一半的张得志，甚至连张得志也不如；我不快乐的，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发生的都不是我想要的。相关文章：【我在泰国逛书店】郑德发 / 走进曼谷社区独立书店从姐弟视角，看香港大时代【香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香港旧味依然在！

10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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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16】马华文学大奖决审总评 / 《流俗地》完成了一个作家的小宇宙

近年所见长篇小说，《流俗地》属于压倒性的作品，即便放在过去一两年的华文小说创作里面，它肯定也是名列前茅。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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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线上讲座摘要】陈冠中：超级读者——谈华语语系和华文写作

〡2022年第16届花踪文学奖 ‧暖身线上讲座系列四〡第16届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的第四场暖身线上讲座已于7月30日举行，主讲人陈冠中的讲题为“超级读者——谈华语语系和华文写作”，主持人为牛油小生，本文为讲座摘要。华语语系是庞巨的百汇，溪径川道众多，也像热带植物，枝叶根茎交错缠踞，在各地都盛开自家特色花果。那是陈冠中喻为华文嘉年华的盛世，差异大且各自表述，但却丰饶而精彩，这样的繁花似锦华文盛世，需要华文超级读者，拥抱超级华文。多声道成长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的陈冠中，语言的听讲学习过程，杂糅着土语与母语宁波话、学校教育体系里的粤语与英语、周遭人们的潮州话客家话，以及中国大环境的普通话，形成他华英粤以及方言多声道的养成与思考。华语语系及其旁支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形成极其复杂的百汇，其中的同与异，陈冠中有深切体会。幼年时跟家中长辈习得宁波话，为百年前土语，跟一般宁波话也有不同。而他不确定自己的粤语是否标准，但能分辨不标准的口音，家中女佣来自番禺，他自小既能分辨其中的口音差异。周围大环境以粤语电影和歌曲为主流，他家中也听越剧绍兴戏，香港彼时还有国语（华语）时代曲与电影，是上海南来的艺人引入，是北方系方言正音后定下的腔调。而华语语系的异同之外，口语与书面文字又再次冲击他的语言系统。入学后的粤语文白差异，他等于重新学一套新文字，“不光是每个字要重新学，它的句子并不是写粤语的，写法是另外一套，可以说是根本抛弃自己说话的方法，重新去学一套文字，叫中文。” 或有人质疑，文白两套语言，对于中文华语的学习会否构成问题，在他看来，古时状元考试，南方地区如广东福建的考生一样能考上，白话不同、文字相同，即便是以北京话为官话的清代，也有许多南方区域的状元。而“学语不同学文”的语言养成系统，让他开始对华语语系的差异逐渐有了新的认知。地方写作不配合大传统当他开始写作，对中文的焦虑逐日加深，“自己的中文到底算是怎么样的中文？” 80年代他投身电影行业，从电影字幕发现同是生活用词，各地中文各有所表。港产片输入台湾，邵氏公司自家培训的国语配音班，却被台湾朋友认为配得不好，也看不懂字幕，“原来那个时候在口音上，香港国语跟台湾国语已经有点分别；香港人写出来的标准中文，跟他们台湾的标准中文已经不一样。” 电影字幕为了不影响银幕画面，往往写得精炼，港片多以文言表述，“就是把更复杂的白话弄短一点”，所以港片到了大陆，他又发现不搞笑的字幕，在大陆人看来却是好笑的。他举例，港产片中常出现的“有何不妥”四字，比如两批黑社会吵架，彼此最后回说“有何不妥”，广东话自然不是这四字，但担心观众看不懂，国语写成“有何不妥”，大陆观众觉得香港黑社都用古语，“怎么你们黑社会整天都用文言文吵架呢？这就有了这个错觉，一个喜剧效果。” 陈冠中发现三地的中文都自有味道与用法，“三地的标准都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是我们当时作为地方的写作者，我们是有焦虑的。” 他困惑，现实主义文学是否应按照地方感觉书写？但香港的写实作品，人物对白写的是国语，若以粤语书写，则别处读者看不懂，是以香港小说中的对白，“绝对不是一种反映香港现实的语言。”但他自言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写香港，我又不想用方言写的话，我怎么写？两个人在对谈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用粤语？” 然而地方作品的中文焦虑，在京圈作家看来却不是问题，“北京作家就把最新的、街头的、自己小圈子流行的北京话，都写进去，就好像全国都应该看的，你们慢慢学吧，好好的学吧。地方的作家不敢这么放肆。”香港过去也有“文字清道夫”鼓吹纯正中文，清理他们定义中不好的中文，“其实三地的纯正中文都不是同一种纯正”。在陈冠中看来，这已是鄙视链，京味儿作家可以随心所欲，而地方作家却被要求写纯正中文。或许是出于对香港中文特色的维护，陈冠中1976年创办《号外》杂志时，把粤语和英文融入行文，“因为我们的读者就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香港长大的、说香港话的年轻人。”他跟这群年轻人有志一同，“那个时候觉得所有的纯正中文不光淡而无味，而且都充满俗套，就是你把所有特色东西都删掉，你只能用最标准的表达。” 彼时的陈冠中也开始撰述城市笔记系列，曾经言明：“我们写的是香港，要用所有办法，怎么写法都可以，不要自动献身去配合任何文化大传统。” 他坦言当时的觉悟未有清晰方向，思考着写作是不是该走向全然方言化？他分析，白话文运动时期倡导从方言吸纳养分，也曾推广吴语小说，如胡适在《吴歌甲集》序言所倡导；但方言文学发展至今，始终未成大气候。香港曾有《虾球传》，也仅是方言混融标准书面语，陈冠中坦言，“方言文学也不是不行的，我们只能再加点盐加点醋加点辣椒加点孜然，是可以的，但是整个都是方言是不行的。” 陈冠中曾以全方言短篇小说《金都茶餐厅》实验并实践理想，排除新创粤语，只写古汉语里可寻的粤语。他说，台湾也有纯闽南语写作，不全然古汉字，混有拼音或借音字，但这些努力总被大众阅读习惯和规训绊倒。而攸关文字与语言的共生关系，他引述西班牙语言学家托尔钦斯基（Liliana Tolchinsky）的说法，认为两者是回力镖，相互影响。一种华文不排他不一统华语语系博大精深，七大语系（北方官话、湘语、赣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之外，还有徽语、晋语、平话、白语等等许多语言未列入。陈冠中认为，“‘华文’只有一种，但是‘华语’有很多种，叫华语语系Sinitic Language。” 而华文华语的定名，从“中文”、“汉语”、“国语”到“普通话”，他主张最合适的称谓，其实是“华文华语”，“可能‘华’字是最优化、最通用的用法，最能覆盖现在相当混乱的‘中华’跟‘汉’等等字的用法。” 他认为，“华”比“汉”（汉文汉语）更好，不论是历史渊源或地域连接上，都更能精准概括中文的庞杂特性，“更适合担任一个最广泛的中心和准确的用法。”在他提供的讲座笔记里提到，华文“理顺、优化也可以划一化了华、中、汉，华文、华语的用法”，也“确定了华文明的华文特性；增强了古今和各地的连续性，知古创今，不排他不愁割裂也不强制一统”。而部分区域使用的“中”，因为跟“中国”的连接太近且难以清楚划分，容易造成误解。他举例，某次赴国外讲座，场上中国作家本来介绍他为香港作家，后改称国际作家，他本想说自己是中文作家，但中文作家的翻译是Chinese Writer，一样混淆，“所以‘中’有3个意思：中文的、中国人、中国人的或中国的，都叫Chinese。”在他看来，最适合介绍他以中文／华文写作的称谓，是Sinophone Writer （华文作家）。众所周知，China一词和秦（Chin）与梵文（Cina）相关、Sina是拉丁语，而Sino为古希腊对中国的称谓，陈冠中进一步解释，欧美语言的China、Chine、Cina的指涉起源是“秦”，但提起中文，却无秦语、秦文之说；而Sinology一词虽指汉学，但词源Sino其实也是古中国称谓。他说，“‘汉’绝对是跟很多字都搭不上的，跟China搭不上，跟Sino搭不上”，种种考量之下，在他看来，“华文”即是最消歧义、无顾虑的词汇。唤醒古字幽灵因地制宜新创字华文是座古老庞大的冰山，日常使用的字词数量仅为冰山一角。陈冠中分享，即便如作家韩少功，调度的中文词汇也大约三千多字，一般人必然更少。“但是《康熙辞典》有五万多字”，他慨叹，“古汉语词典几万个字，这些字都是我们的幽灵，当大家不去用它的时候，它就死掉了。” 虽则三千多个字已能应付写作，但他依然期许，幽灵重返人间，“只要有个大作家用他的方法，写出一个东西，用的字可能是某个古字，这个古字可能就重新复活了，又回到我们的人间。”以香港为例，古字幽灵重返人间，有“攰”字，是疲惫、力乏之意。这是常见的粤语，但写法则少人知晓，近年则又在港人间流行起来。时代总有新貌，是以华文总有新字新词，陈冠中分析，新字较少新词多，以现有文字重新组合，比如计算机、电脑，即可诞生因应时代而生的词汇。而唤醒古字、新创文字、繁简不同、网路生态，形构各地华文差异化、各自表述的现状，是陈冠中谓之“秦以来所未见的差异化”。他说，三地的政治行政用语与古雅中文，其实各自表述。香港有“开埠”一词，为开市开港之意；香港负责官僚升迁事务的唤“铨叙司”，是沿袭古代称谓，而中国则叫“组织部”。台湾有半文白的官方用语，比如“等因奉此”；而蒋介石引述春秋战国成语的政治口号“毋忘在莒”，对中港而言也相对陌生。当年避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唐君毅，曾以“花果飘零”比喻中国文化的离散，对港人而言不陌生，但陈冠中的大陆朋友未曾听闻这四字。外来语的输入也自然大不相同，Taxi在港是的士、在台是计程车、在中国是出租车，在大马则是德士。而当陈冠中初次在马华文学中乍见“摩哆”，“还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机车、摩托车、电单车、机器脚踏车，各地译名各自精彩。外语古语以外，各地的本土化用语，则有更显著的地域差异。他举例，香港的烂尾、中国的牛逼、台湾的白贼（不实／说谎），各有特色；香港粤语的借音字更是一大特色，比如一众口字边的文字，“咁唔喺嘅咪哂咗嗰啲嘢”等等，“这些字呢不管它的右边的意思是什么，只要声音对，旁边加个口，就可以符合一些广东口音的口语了。”而香港还有一些未被承认的新创字，比如电梯（升降梯）“𨋢”，从英文lift演变而来。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新创词汇自是源源不绝，“现在又更复杂了，网络时代太多敏感字要避讳，有些戏仿的故意的搞笑的。”中国的“港真”源自广东话“讲真”（说真的），因为香港传入，就直接把讲改为港；呼应时代现象的“内卷”、“躺平”等，都是近年的流行新词。在他看来，即便差异显著，“两岸三地的华文仍有着很大的共通性，没有想像中的统一纯正，可是也没有走到另一极端，即全面方言化、部落化至互不理解。” 超级读者拥抱差异这是陈冠中谓之华文嘉年华的年代，“现在的差异，是史无前例的最大的；这也是机遇，现在的华文也是最多样的、繁花似锦的，各式各样的写法都出现的时候。” 既是繁花盛世，如何待之，才对华文的发展最好？在他看来，“华文不能走进大一统密不透风的铁屋，但躲在自闭的竹篱笆内也是不行的。” 即是如此，面对超级华文，自然需要培养超级读者，以开放胸怀拥抱差异，自是拥抱丰饶。他希望超级读者可以欣赏这些差异性，参加这个流动的文字嘉年华，“我们既然可以好好的学比较文学、学别的文字的文学，那没有道理不把华文自己内部的差异的文学，好好的学。” 他期许，“超级读者还不能太少，也不能只靠王德威，要多一点，不能只有一个。”如果更多人拥抱差异，地方文学也才有出版的机会。他希望各大学的通识课与文学课能好好培训一批超级读者。而对日常即是多语生态的马华，即也是超级读者最佳的培育皿。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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