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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纵横】谁的南洋？谁的历史？南洋视野下的历史省思

历史不仅是对过往的记录，它同时是一种视角、一种诠释，也是一种代代相承的责任，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提问。4位历史学者透过不同的视角反思“南洋”书写的格局与方法：安焕然指出，“南洋研究”若只停留在贡献与受害的单一叙事，便难以跨越局限；廖文辉提醒我们，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不断对话的过程，需兼具时间、人与场域的完整视野；陈琮渊借程光裕教授的“南洋经验”，展现学者如何以生命践行史地研究，将田野与书斋紧扣、培育后进的精神；杜振尊则透过陈祯禄在战火中的转折，彰显知识分子与社会领袖的责任。这四篇文章交织起来，也提示我们：历史是一场与土地、人物、时代并肩同行的思考，唯有不断拓展视野，方能照见今日与未来。南洋思维的三个怪圈文：安焕然（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中文书写的“华人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南洋研究”的延伸。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有其渊源。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廖文辉教授的《马新史学80年》及其多篇相关论文，于此不赘言。但我们如今已有“新南洋史”和“跨南洋”的概念提出。前者有台湾1984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一系列包括白伟权《拜别唐山》等新南洋史书籍，后者则有我今年推出的《跨南洋田野笔记》。提出“新南洋史”和“跨南洋”视角，不是对“南洋”有偏见，而是当我们不自觉动辄说“南洋”，你知道这“南洋”是什么视角和思维吗？不是说“南洋”不好或不适合（毕竟它的确是一个观察视角），只是这种很“离散”、很“华侨”式的南洋视角（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既有其历史因缘，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格局。如何“跨”出这个“南洋”来看我们的足下乡土，恐怕是一种“需要”的自觉。你其实并不是以南洋为中心思考 “下南洋”也好，“南洋研究”也好，就地理的方向来说，就是一个“从中国看南方之大洋”的视角，而这个“从中国”“向南看”的视角是什么呢？当然这方面也有当年提倡“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南向”和今天台湾的“南向”的视角。也就是说，不管是旧中国／新中国、不论是战前之日本，还是今天之台湾，你的“南向”视角下的“南洋”，其实并不是以“南洋”为中心思考的。而就“南洋华人”来说，它隐隐约约又存有一个“离散”的“北望”“原乡”，而且不论在文化认同，甚或有时即使是在政治认同上，乃致某种利益导向上的经济实体，都视“北望的原乡”是“中心”。以致，很多华人心里的“南洋”研究，常常陷入以下的偏向和内卷的怪圈：其一、做南洋研究，特别要强调华人在斯土的贡献，写出来的“历史”，其主旨主题内容很多都是围绕在很一般的“概念性”叙述的贡献史和拓荒史的书写。不是说贡献史和拓荒史不重要，但二者并不应该成为本地华人历史研究的全部。离开贡献与拓荒，难道就没有别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点了吗？例如华人内部的权力结权，对外的势力结盟，对友族的关怀与偏见，对华人女性史的关注，华人内部的权力身分歧视及压迫压榨，国家机关对华人社会之形塑等等，这些研究议题，很多时候是“南洋”的“不见”。其二、除了华人，在南洋“见到”的又是些什么呢？谈到华人以外的“南洋”，大抵是材料上的“采风”搜集，有些更像是“猎奇”心态，像是在讲“鬼故事”似的。讲爽自high而已。把“南洋”视为“他者”。既无问题意识，对历史也缺乏同理心，更妄想理解的同情。其三、吊诡的是，上述的自我优越感的同时，却又常常自艾自怜“大马华人”地位不平等，“常被人欺负”（不管是被西洋人欺压，还是被马来土著欺负）的“受害者”心态很严重。于是，历史写出来，像这样的“南洋书写”，纵有史话式的赤道雨林蛮荒开拓的大传奇，很多时候却只是满足“中国人”或“台湾人”的“猎奇”口味。而写给本地“大马华人”看的，也多只是一部又一部华人拓荒史、华人在马来西亚的贡献史，以及悲壮的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斗争史。华人总是正直的，是正义的，同时也是“被欺负”的受难者。以为华人现有的历史问题，都是“他者”施压、害我们的，抹杀我们的贡献。这样的“南洋书写”纵能在同温层里受落，有其既定读者群，却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今人治史，若跳不出这三种“南洋怪圈”的格局，“南洋”也就“跨”不出去了。何谓历史？文：廖文辉（新纪元大学学院教授、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何谓历史？这是许多历史本科一年级新生入读马上就会面对的一道大哉问，答案各式各样，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面向。简单来说，历史是人类对过往的记忆与解释。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记录和传承那些事情。历史不是静止的，它随着新的发现、视角、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被不断重构。本质上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实际发生的事件，如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日本偷袭珍珠港；马来西亚1969年513种族流血冲突事件。第二层次则是事发现场，或是事后的记录整理，方法有文字、录音、录影。不一而足，属于原始资料的部分。第三层次是后人依据第二层次的原始文献的解读所进行的事件梳理、还原或分析解读。第二层次的记录，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可能只保留了百分之五十，或更少，后人就只能凭借这些不完整的资料进行研究。同一事件，常常就各说各话，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相持不下。东南亚的古史地名，如龙运的所在地，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讲法；唐朝的府兵制，同样的一个制度，由于文献不足证，竟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三种元素必不可少，否则就难以构成历史。组成历史的三大元素是人、舞台和时间。所有事件的形成，主事者和当事人是最关键的，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不会有二战的爆发，如果是其他的法西斯人物，或许就会有不同的战争形式。因为拜里米苏拉，所以有马六甲王朝的出现。任何历史事件必须有个发生的场景或地点，这个就是历史舞台。发生在中国黄河长江的是为中国历史，发生在意大利罗马的是为欧洲史，发生在拉让江或吉隆坡茨厂街是为马来西亚史。日期时间是历史最关键的元素钱穆曾说历史时间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时间特殊的所在是过去的还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发生。2024年8月31日是马来西亚的独立纪念日，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知道2025年的8月31日，马来西亚独立纪念日肯定会再次发生。这是“过去的还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发生”的历史时间。日期时间是历史最关键的元素，任何没有明确时间的事件，其可信度就要打个折扣。马来史学的时间深受印度的时空观念影响，缥缈久远。《马来纪年》中有这样的记载，以椰子树长高来形容小孩长大所需的时间，却没有明确的时间。整部《马来纪年》只有一个作者完成此书的年份。这是为何《马来纪年》始终难以进入史家的法眼，仅供参考，不足为凭。中国历史是公认世界最早熟的，从公元前841周召共和开始，几乎所有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明确发生的日期时间。何谓历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讲的最为经典，被学界奉为圭臬：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史地学者的素养与南洋经验文：陈琮渊（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是曾巩在《南齐书》序里的名言，也是我的老师黄建淳教授奉为座右铭的一段话。如此的史家职志，业师在他的老师程光裕教授身上看到最典型的榜样。在淡江的东南亚华人史课堂上，黄老师总喜欢讲述程光裕教授在南洋的故事。1950年代末，程老师辗转来到新加坡，先后任教于南洋大学、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他开设中国近代史、东南亚华人史等课程，投入大量时间编著世界史地及历史人物丛书与教科书，特别关注中国与南洋的互动，指导了许多后来成为著名史家的学生。崔贵强、杨进发、颜清湟等南大优秀毕业生，当年都是他课堂上的年轻学子。程老师甚至保留了他们的成绩单与批注过评语的论文报告，细数这些学生如何刻苦用功，如何在艰难的环境里燃起对当地史地研究的热情。回想起来，我从黄师转述中听到的，其实是一段段精彩学术生命的起点。太老师程光裕的“南洋经验”，并不是一段普通常见的学术履历，而是一种与时代交缠的生命实践。他在新加坡时，与许云樵、陈育崧等学人往来密切。或结伴探访古迹碑铭，或大啖红毛丹交换治史心得，南洋大学因此成为跨域学术交流的枢纽。程老师的治学方法也深受南洋学会同道的影响，重视田野踏查与文献互证。他相信，历史是立体的，不该只看重书斋里所存文献一面，更要走到人群与土地之中，结合文献与史迹方能捕捉历史的真实。这样的精神，也透过他的著述与课堂传承给各地的学子。尝有言文史哲不分家，史地研究亦不应分家。其实在程老师所传承的学术脉络下，“南洋”本身就是一种双重隐喻。它既指涉东南亚这片华人所立足的南国热土，也象征着南洋大学的教育理想与知识传统。程光裕教授的经验，正好把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他在新马研究华人社会与史地人物，更把自己跨越国境的学术视野与训练融入其中。这些努力，不仅丰富了“南洋史”研究的格局，也培养了能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学人。一流的史地学者并非只是研究者近年来，“新南洋史”受到重视，各种说法及议论迭出，诚然为中国中心论及华人中心论的海外华人研究带来新的刺激，但由于所对话的对象并不明确、学者关注的议题层次也不尽相同，总有些错频失焦之憾。回过头来看，一代人做一代事，程光裕这一代学人的努力，有其可观的贡献，也不乏时代的局限；尤其程氏积极培养后进学者的胸怀、散播史地研究火种的精神，让他难得的“南洋经验”更添意义。我认为，一流史地学者的素养，在大时代的生命轨迹中更能得到彰显。他们并非单纯的研究者，更是大时代的见证人与参与者。程光裕带着中国学术的传统，冷战高峰阶段于东南亚扎根，与当地学人切磋、与侨界互动，用心指导学生，返台后又将他的跨域经验与视野，传承给史学系、地理系，民族与华侨研究所的学生。程老师丰富的教学研究历练与成果，足以应符曾巩所言“良史”的标准：明理、传道、显智、通情。每次提到新马的师兄们，黄老师总会补上一句：“程老师保留那些几十年前的成绩单跟作业，不是为了炫耀弟子的成就，而是要告诉我们，作为一位学者，不只是会写书、发表论文，更要以生命去培养学生、以人格去传承学术。”这也提醒我们，史地学者的南洋经验，看似是不起眼的历史片段，其实是一份跨世代的启发与使命。战火与责任抗日救国浪潮中的陈祯禄文：杜振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拉曼大学公宣处襄理）中国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进入了8年的抗日战争。身在千里之外的马来亚华人也积极响应，掀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当时，以新客华人为首的群体，在强烈民族情感的推动下，纷纷组织筹赈会、赈灾团体和宣传机构，通过义演、义卖与捐款筹集巨额资金，援助中国军费与赈灾。与此同时，华文报刊和学校也成为宣传抗日的前沿阵地，号召华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与之相比，土生华人已在马来亚定居多代，语言与文化上逐渐融合，形成独特的峇峇娘惹传统。他们大多接受英文教育，部分已获英国臣民身分，因此在政治倾向上，更注重殖民地社会的稳定与本地利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马华公会创办人敦陈祯禄。陈祯禄生于1883年，属第五代华人移民。陈祯禄先后就读于马六甲中学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后短暂任教，1908年在母亲劝说下转入橡胶业，凭个人努力与岳父杨镇海的资金支持迅速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奠定日后政治发展的后盾。1912年，他获委任为马六甲市政局委员，并在一战期间积极为英国筹款购买军用飞机，赢得殖民当局赏识。1923年，他正式成为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任内多次为华人及弱势群体发声，反对殖民政府不公政策，并提出马来亚自治与“马来亚人意识”的前瞻性理念，显示其政治远见。 1935年，因夫人患病，他辞去立法议员与行政议员职务，随家人赴瑞士疗养，后移居英国。1939年7月，他重返马来亚，直至1942年日本入侵，才辗转至印度避难。从不过多关心到积极参与陈祯禄自英国返马来亚期间，正值马来亚华人抗日救国运动的高峰期。尽管他此前已离开马来亚4年，但作为马六甲华社的德高望重人物，仍常受邀参与各项活动。陈祯禄虽熟读英译本的四书五经，对儒家思想颇有素养，但其政治认同主要在马来亚，而非中国。他对中国时局一向关心不多，仅偶尔见于报章的赈款名单，甚至曾在立法议会上批评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然而，回国后的两年多，他却积极参与了反战与抗日活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公开反对纳粹主义： 1940年3月29日，他应邀在马来亚电台发表演讲，警告纳粹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若德国取胜，包括马来亚在内的国家都将陷入暴政。他强调在英国统治下，马来亚人享有自由与安全，并重申海峡华人始终坚定支持大英帝国。二、支持“马来亚爱国基金”：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后，殖民地发起“马来亚爱国基金”筹款，华人除为中国抗日捐款外，也积极支持英国。陈祯禄在马六甲分会中任副会长，推动义演与募款活动，并于1940年出任全民族义演筹委会主席。三、参与马六甲筹赈会：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新加坡与各地华社相继成立筹赈会。马六甲分会则由曾江水任会长，陈祯禄作为其挚友与亲家，全力支持会务，多次出席其筹赈活动。1940年1月，他出席义演音乐会并致辞感谢捐助者。1941年，他主持筹赈会的第三届理事就职典礼，并以英文发表演讲，肯定筹赈成效，坚信中国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必将战胜日本。其故居书桌旁橱柜上，至今仍存放着一幅1950年蒋介石赠予的签名照片，以感谢他在抗日期间对中国的支持。短短两年多，陈祯禄由原先对中国时政冷淡，逐渐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这一转变，首先源自他与曾江水的深厚情谊与商业伙伴关系。曾在他旅居欧洲4年间，曾江水代为打理生意，使他深感感激。其次，亲历欧洲时见证纳粹崛起，使他更认同反法西斯与抗日的价值观。正因如此，他反战与支持中国抗日的立场，赢得部分华社支持，为战后出任马华公会总会长，奠下了政治声望与群众基础。更多【新教育】：听见教室外的呼声海草研究员 x 音乐人黄莲心／让更多人看见海草之美在东南亚短片节看见每个国家当下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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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投稿】林英翰 / 那时，才25岁的他

书中有一段讲述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欲取代马华的经过。行动党于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亚，并于1964年参与我国第二次全国大选，当时的行动党因在大选时无法突破我国以种族为主奏的政治环境，选举成绩不理想，不但无法崛起取代马华，反而于隔年与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闹翻，退出我国，宣布独立。这本《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从联盟到国阵（1949-1974）》，书名已清楚表达书本要讲述的内容，就是马华1949到1974年之间的历史。读完本书，即可知道在马华创立后的25年间，经历过些什么，尤其是从联盟（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到国阵（巫统、马华、国大党、民政党和其他沙巴及砂拉越的9党联盟）。《马》讲述创办人敦陈祯禄当年创办马华的宗旨——从一个协助耕殖者被规划集中到新村的福利团体，转身一变成为一个政党，与巫统和国大党组成铁三角的联盟，一起向英国争取独立。短短25年，历经挑战虽说我们以那段时期的马华，比作一个25岁的人，但普通人从成长到21岁，主要都在学习期，毕业后就是4年的打工经验，甚少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然而，马华在短短的25年过程中，却经历各式各样的挑战，包括处理居住在新村的华人问题、为华人争取公民权、争取国家独立、处理党内斗争、盟党之间的合作与摩擦、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带领的人民行动党欲取代马华的挑战、独立大学事件、应对3届的全国大选和513事件等，马华的25年，其实是一个人的几世。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从马华这25年的经历来看，可以理解到一个政党对我国整体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整个政治大环境如何对一个政党的影响，这两者之间彼此相互影响，变化是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才会形成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国家、社会和人民。书中有一段讲述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欲取代马华的经过。行动党于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亚，并于1964年参与我国第二次全国大选，当时的行动党因在大选时无法突破我国以种族为主奏的政治环境，选举成绩不理想，不但无法崛起取代马华，反而于隔年与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闹翻，退出我国，宣布独立。看到这段历史，再延伸观看我国近这15年的政治演化，可看到人民行动党退出我国后，其后生民主行动党延续着其斗争方向，经过近60年的时光才推翻国阵政权和取代马华的政治位置。从行动党的政治崛起，以及马华的逐渐衰弱，也应验一个道理：成功不是永恒。马华成立至今已74年，而《马》只讲述马华创立初期的25年，还有漫长的49年风风雨雨，有待作者娓娓道来。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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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子豪.独立时期的马华

对马华的创党领袖，我身为马来西亚华人，在了解历史后，深深对他们鞠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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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

乡镇情深 | 村名源自拿督翁陈祯禄安乐新村朴素安逸

安乐新村，村如其名，村民生活安逸，该村的名字源自于当时的巫统领袖拿督翁（Dato Onn）及马华前总会长敦陈祯禄的名字，即安乐（Onn Lok）新村，后期才改为On Lok。

4年前

古城

豪言

戴子豪.用马来西亚的方式捍卫华教

如果我们每一次都怕温水煮青蛙，将会继续把这些反对华教的友族，推进“厌恶华教”的死胡同，对捍卫华教，并不能带来更大的帮助。

4年前

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