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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共
北马新闻
“黑暗中挺身而出” 曹观友:铭记军人的贡献
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说,今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及马共叛乱结束36周年,这两个篇章都充满难以想像的苦难、恐惧和动荡
3星期前
北马新闻
读家
杨焌恒 / 人生应当如落香
他不再是肩负理想的战士,身处雨林过着奋斗的日子,从第一页开始,他已经脱去装备和战甲,换上寻常人家的便服,与我们站在一起分享家常便饭,说人生感悟。 有别于此前的小说,《落香》是作者以海凡之名发表的第一本散文集。此书一共有3部分:辑一〈记挂〉的内容围绕在生活小品和缅怀故人;辑二〈落香〉一半大自然观察,一半追忆以往;辑三〈看见〉以游记为主,穿插旅游途中勾起的马共回忆,以文学讨论结尾。 更早以前,作者以辛羽的笔名出道文坛,而海凡是他在马共部队时填词使用的笔名,年过花甲后因书写马共小说而重新使用。如他给书中一篇短文〈名字〉所下的副标题“光阴的故事”,两个笔名代表了作者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对外表态,也反映他从自我审视的角度,如何看待自己的两种或更多身分。 《落香》的书名,取义自树梢飘落的花瓣在坠落之后散发的花香,有坠茵落溷之联想,恰好是作者的一生写照;亦有落花流水之原意,却不尽然是春景败坏,而是花瓣随流水漂流,因缘际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在疫情期间散步,偶遇开满树的白花,但与寻常花卉不同的是,“这花朵在树上盛放但并不显著,要到落地才散发芬芳”,这段描写仿佛是作者本身的人生写照。从入伍马共,走出雨林,筑建家庭,晚年得女,到成为作家,作者的人生轨迹就像空中飘落的花瓣,坠落何处不能知,只怀着随遇而安的心态,迎接生活上的任何挑战。 脱下战甲,话家常 也因为这样,我们在这本书里能看到海凡的另一面向。他不再是肩负理想的战士,身处雨林过着奋斗的日子,从第一页开始,他已经脱去装备和战甲,换上寻常人家的便服,与我们站在一起分享家常便饭,说人生感悟。就如他在无数个场合说过,他回到都市里的生活,已经远超雨林里的13年岁月,马共只是他过往的一部分,不占据人生全部。 个人偏爱辑一的〈赤子〉和〈牵挂,既是担当,也是爱〉两篇短文,叙述聚焦在小女儿,笔触亲昵感人,感动点不限于父女情刻画,还有结合作者生平背景,洗尽铅华后的平淡生活。对比作者的前半生,这样寻常的亲子互动显得格外动人,生活的本质是有起有落,要从中品尝酸甜苦辣。 如果是冲着马共题材而来的人,阅读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点失落,因为书里的主人翁不再是身陷枪林弹雨的马共战士,而是回归都市,为柴米油盐苦恼的普通老百姓。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反思的机会,写马共,不一定要返回枪林弹雨的实战现场,不一定要血腥暴力,不一定要你死我活。如同《雨林的背影》里的人物最终走出雨林,重新融入社会,一切留在身后已成记忆的背影,最重要的事是继续活下去,展望未来。 想起在某次讲座上,作者说有人羡慕他那传奇的马共生涯提供他写作养分,他对这样的羡慕人士都这样回应:换作是你,你愿意走进雨林,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吗?从乡野走入雨林战场,再来到都市,生活场域的切换的确让作者产生更深的人生体悟,但若有得选择,谁会选择走入苦难?常言道,各有因缘莫羡人,我们能够阅读作者的马共书写,是因为他典当了青春年华所换取回来的。 此书是作者献给读者的最大礼物。 更多文章: 【在野地系列】触动人心的蕨/海凡(寄自新加坡) 【在野地系列】“榈檬”还是尼邦Nibung?/海凡(寄自新加坡)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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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球 | 从劳工到市议员(二)
太平前民选市议员王建林,乃六十年代迄今硕果仅存的政治人物,虽然只是一名市议员,但一生经历了风风雨雨,充满坎坷传奇。如今采访他,为了留下其个人珍贵的太平地方历史资料。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和平后不久,马来亚多处爆发排华事件,巴都古楼也不例外。 某日,一群马来同胞密谋举事排华,当天上午,六虚岁的王建林看到马来同胞经过他们的店外,脚车载着麻袋,内有巴郎刀等武器。一些马来顾客经常赊账的,一些则与父亲感情要好,父亲经常请他们抽烟,这一些人感到内疚,不敢从店前经过,改从店后小路走,遇见他们也低头不打招呼。 峇都古楼的华人闻风惊动起来,郊区华人妇孺受到惊吓纷纷跑到古楼小镇来,王建林与母亲及兄弟姐妹也逃到古楼街上嬸婆的家,留下父亲一人在店里守护。 王建林站在嬸婆店楼上旁边骑楼上,见到对面一位认识的马来同胞也是站在骑楼上磨刀霍霍,手举起长刀向他说:“今晚要杀华人”。镇里华人集体商讨后,决定由男丁顾家,妇孺全乘咯哩前往太平市区避难,可是半路上却有多棵橡胶树横倒一地,显然有人阻止他们的逃跑,于是咯哩只好掉头回到峇都古楼。 后来听说是警方出面,才平息风波。事过多年后,王建林才探听到消息,原来是有一伙人出面斡旋,才把事情抚平。事后王建林问起认识的马来同胞关于此事,他们说平时王头家(建林父亲)待他们不薄,觉得愧疚而不从其店前经过。 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与英殖民地政府展开战斗后,英政府军经常入山剿共。 曾有一次,英政府军的本地兵士剿共出来,肚子饿了,经过他们的杂货店,就进去说道“头家,我们肚子饿了”,就不客气拿了饼干(装在铁桶里,外层有透明玻璃片)来吃,也拿了高渊泉海汽水厂制造的黑瓶汽水(沙士、苏打水、橙水)来喝,结果整间小店被搬一空,钱没付就走了。他的父亲差点哭出来,可谓血本无归。 又某一晚,一位年轻人到店里来,讲福建话说要买一个“土油珍”(装油的铁桶),价格是五毛钱,可是他付了两块钱,走时他说“阿伯,我是山顶来的”,其父闻言整个面色一惊, [vip_content_start] 当年与马共人员接触是危险有罪的。 大约1951年,英政府军在峇都古楼一带打死一位马共士兵,于是英政府有意进行“移民”,把当地居民移到其他地方。 王建林被之前排华事件吓到了,向父亲建议搬家到姐夫在新港(甘文丁)之处居住。决定搬家后,所养的十多头羊,送给一位马来大婶,盖因排华时,她曾经叫他们全家躲进其家内,以保护他们,他们虽然没去住,但一直感激她的善良真诚之心。 搬家后,父亲就到七英里处某个橡胶园当杂工除草砍树等工作,与印度同胞一起住在苦力屋里。后来全家再搬到“炎成园”橡胶园工作,他们一家连同另外三家工人,获得住在园内以前红毛人经理留下的大洋房,华人经理另外住在附近新建的洋房。 工人每除一棵橡胶树的草可获一角钱,每棵树左右之间相距十英尺。建林也协助除草工作,他可以除大约五十棵树左右,可获五元。其父除七十余棵获得7元多。 不到一年,经理发现了他,说聘请童工是违法的。于是他就到甘文丁第二条路的王氏宗亲杂货店当员工,工资一个月20元,一年只休息一天年初一。工作时间从每天早上六七点开始到晚上,关店了还得糊纸袋,以旧报纸折成三角形或长方形,再用浆糊糊之,晚上就睡在店后的帆布椅(床)上。 (未完待续) 相关文章: 李永球 | 从劳工到市议员( 一) 李永球 | 从劳工到市议员(三) 李永球 | 从劳工到市议员(完结篇)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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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Orang Asli和马共有关?
我以前在电视台工作,很喜欢和马来同事聊天。作为华小和独中毕业生,我鲜少有机会与异族互动,对马来人的印象,多半来自长辈的偏见或媒体的刻板描绘。然而,当我真正和他们面对面谈话时,才发现许多马来人比我原先想像的还要开明,有些“敏感课题”,未必是日常对话里的禁忌。 例如,同事A曾光明正大地告诉我,他的祖父母来自印尼爪哇岛,而他是第三代马来人,笑称自己与我一样是“外来者”(pendatang)。他解释,所谓的“马来人”是一种经由国家建构而成的身分,内部其实涵盖多种族群来源,并非单一且同质的。因此,他时常对于自身的“土著” (Bumiputera)身分存有疑虑。 同事B则向我坦言,虽然华人认为伊斯兰教很多繁琐的教义,似乎限制了人生自由,但是对穆斯林来说,正是因为不懂得如何在这个混沌的世界生存,所以真主的话指引了正确的道路,让他们能做出适当的选择。 不过,当我询问马来同事对Orang Asli有何认知时,我发现他们对这些与自己同属“土著”身分的人几乎一无所知。有人认为,不同族群的原住民象征了不同的“马来籍贯”,类似于华人社会中对福建人、客家人、广东人和潮州人等群体的区分与认同。还有人以为,所有的半岛原住民都和马来人一样是穆斯林。 那Orang Asli又如何理解他们的“Bumiputera”身分?耐人寻味的是,许多生活在深山的原住民,其实并不清楚这个身分究竟带来了什么实际好处,甚至曾有人反问我:什么是Bumiputera? Orang Asli是法定土著吗? 尽管“土著/非土著”的论述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坛的主旋律,但我们的《联邦宪法》至今仍未明确定义,谁才是法律上的“土著”。唯一能参照的是第153条文,即“马来西亚国家元首有责任保护马来族与沙巴州和砂拉越州的原住民(natives)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显然地,“半岛原住民”在这里是被排除的。 长期关注Orang Asli权益的马来学者Rusaslina Idrus曾点出,在马来西亚语境中,像Malay、Orang Asli、Orang Asal或Bumiputera 等概念都能被翻译成“原住民/土著(indigenous)”,这些不同的“原住民位置(indigenous slot)”根植于不同的定位(positionings)和层叠的历史。它们是一个动态变化(dynamic)的身分,会不断地重塑(reworked),并与其他身分,包括“非原住民/非土著”相互关联(relational)。 什么意思呢?首先,你必须意识到,台湾的“原住民”、日本的“先住民”、中国的“少数民族”或印尼的“Masyarakat Adat”都是被他者建构的概念,而不是这些族群赋予自我的认同。同样的,马来半岛的“Orang Asli”早期对这个集体称呼是无感的,所谓的“身分认同”是现代国家和边界出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自寻的烦恼。 那如今的Orang Asli为何对这个称呼有极高的认同呢?这是因为它反映了他们的历史和地位。从二战到紧急状态期间,英国人为了避免原住民和森林里的马共接触,所以在1950年代创造了“Orang Asli”的新称呼,以取代较为贬义的“aborigine”和“Sakai”,间接地承认他们为这片土地最早存在的人。 不过,按照马来文语法,“Orang Asal”才是更正确的翻译,而马共可说是最早使用这个称呼的群体,并成立过一支由原住民组成的ASAL部队。 1970年代,政府曾经建议把“Orang Asli”改为“Putra Asli”、“Bumiputera Asli”或“Saudara Lama”,但被该社群大力反对,因而催生了半岛原住民组织(Peninsular Malaysia Orang Asli Association;POASM),进一步奠定了他们的认同。 土著/非土著之辩重要吗?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Orang Asli和华人一样因为马共,存在过类似于“新村”的历史遗产。当年,英殖民者为了切断马共的 [vip_content_start] 潜在援助,制定了毕利斯计划(Briggs’ Plan),将50万乡村地区的华人全部用篱笆集中起来。同时,他们也大量围捕内陆地区的原住民,并安置到戒备森严的安全营地(secured camps)。 只不过,这些营地的环境过于恶劣,导致许多原住民因疾病或精神抑郁而死,还有人设法逃回深山里。为了赢得原住民的心,英殖民者后来改变策略,在他们的社区建立“丛林堡垒”(jungle forts),并提供医疗设备、杂货店和基本教育等资源。 当英殖民者逐渐掌握原住民的支持时,他们又培养了一支专门对付马共的原住民精锐部队Senoi Praaq(战士)、制定了《1954年原住民法令》、以及创办了原住民局(现已改名原住民发展局)等等,全面性的“保护”他们免受马共的影响。 如今,这些“丛林堡垒”已从“fort”改名为“pos”,试图抹去军事味儿,但这些殖民痕迹依然遍布半岛的雨林中。至于Senoi Praaq则在国家独立后,成为皇家警察总行动部队(GOF)的一部分,继续看守我国的边境安全,打击跨境犯罪活动。 有趣的是,那些没有被英国人监控的原住民村,似乎一度成为各族的“庇护所”。许多原住民回忆,他们在紧急状态期间曾保护过马共成员,躲避英国人的围剿,也协助过马来人“伪装”成原住民,好逃过马共的攻击。 最近看了廖克发导演的纪录片《由岛至岛》,让我深刻意识到,战争中的加害者与受害者,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彼此交织的命运线。历史与日常的暴力往往错综复杂,当我们为“土著/非土著”的课题争执不休时,或许在原住民眼中,那些披着不同肤色的“他者”,也不过是与他们一样,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人罢了。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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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球 | 养猪生涯(下)
黄老师小时候经历的农业养猪种菜生涯,生活辛苦,如今回忆,不胜唏嘘矣! 每逢农历新年前一个星期左右,黄清赞兄弟和母亲载了鸡鸭到太平市戏院街,就在当年的“大民咖啡店”前摆卖。若是“红毛冬节”(耶诞节)就贩卖火鸡,一些华人老板买了送给洋人。 战后的1948年,由于马来亚共产党事件,英政府颁布紧急法令。许多地方遭到移民政策影响。跑马埔也因为旧后廊区发现有共产党员,并升上马共党旗而遭殃。 1952年,全体跑马埔非法地的农民被分开移民到新板新村或日铁(保谷亚三)新村。农民遭到敕令搬走,英政府只补给一些钱,根本不够开销,幸亏有马华公会在帮助华人。 他们被逼拆除住家,移居到日铁新村,只留下猪寮及牲畜继续养在这里。当局补给的钱买了一车(啰哩)的沙填地,就没钱建房。于是晚上就回到猪寮居住,一些农民也是常回来看顾牲畜。只有少数经济比较好的,就搬迁进新村去了。 他们一家住在猪寮里。三不五时,政府兵队会来巡视,以长枪指着他们,凶神恶煞般大声呼叫他们离开。他们向军老爷求情说没钱建屋,所以只好住在这里。兵士们发现他们只是一般少年,母亲是柔弱妇女,也就网开一面离去。 最后太平市区的新村解严,于是乎,人们纷纷回到跑马埔生活。他们也把保谷亚三新村的地,以200块的价格卖掉,全家回到跑马埔居住。那时候跑马埔一带只有一家“洪福发”是拥有永久地契的,因而不需要移民搬迁,政府把洪氏住家范围围起篱笆, 新村一样的,每天早上六点方可出门,下午六点必须回到家中就不可外出,并派兵士守顾其家范围。 除了养猪鸡鸭,耕种一些蔬菜外,其母也在新年前做了年糕售卖,将年糕批发到市区的“成和”杂货店及“新章发”咸鱼店(咸鱼兼杂货)。前者位于古打律今“华隆”的隔壁,后者位于马结律靠近卖鱼万山的低矮店屋,二店都已不存在了。 黄清赞说,日本兵南侵时穷凶恶极,态度蛮横。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被遣送回国之前,他们集体被关在甘文丁的地方(这里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扣留营)。由于生活物资匮乏,英国政府允许日本兵 [vip_content_start] 外出工作。 黄清赞一家打算在家园里开辟一个水池,就请了五六位日本兵来挖泥,只需提供番薯糜及炒些青菜给他们吃,也给一点工钱,他们工作时脱下衣裤,只着“兜裆布”(相扑手穿的那种内裤),怪模怪样的,引人发笑。 水池大约25尺X 25尺,7、8尺深,挖到有水为止,待下雨后水高约两三尺,就播种布袋莲,供用于喂猪。也在水里养鱼,购买中国品种的鲤鱼、草鱼、松鱼、连鱼。本地的浮游(puyu。攀鲈属的鱼)、士巴、土刹,鳢鱼则是自己到来。可是池里的小鱼多数遭到水蛇及黄鳝吃掉。 50至70年代,随着清赞兄弟结婚,生下子女众多,一麻袋白米(约170斤)一个月就吃光。其母为了节省开销,每天早上坐巴士到太平万山(菜市)协助菜贩捡菜,把黄、烂、枯的菜叶剥下,这些菜叶就让她带回家,又帮忙鱼贩整理鱼虾,把整箱鱼虾分清类别,获得赠送便宜鱼虾带回,每天都带回三大菜篮,到了家门外大路,其孙就踏三轮车去接她。到了1964年,才结束了的养猪生涯。 黄清赞小学就读跑马埔启明华小,后到太平火车站路华联二小继续小学教育,毕业后到华联中学,那时候的教育是华文,有一科英文,在21岁(1961年)才开始学马来文。 1960年高中三毕业,61年到霹雳两成园益华华小当教员,64、65年去加地启智华小教书。 63年报考LCE,65年报考MCE(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及SC(海外剑桥文凭),是年转到老港教书。 67与68两年赴政府教育部的“区域受训中心”受训,攻读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心理学,毕业后成为合格老师。 69至71年派到霹雳宜礼教书,72年回到太平斯里古打中学当老师,直到1994年退休。黄老师小时候经历的农业养猪种菜生涯,生活辛苦,如今回忆,不胜唏嘘矣! 相关文章: 李永球 | 养猪生涯(上) 李永球 | 养猪生涯(中)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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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战争:马来亚“紧急状态”与霹雳州木薯业者(上)
听着老一辈的新村村民反复地述说过去,他们的话语中有泥土的颗粒、烧芭的烟味、茅草的纠缠、山猪的侵扰,以及最多的──以前吃木薯的日子。为何是木薯?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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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战争:马来亚“紧急状态”与霹雳州木薯业者(下)
1957年8月31日,吉隆坡独立广场响彻三声的口号,昭告着马来亚摆脱殖民地的身分。独立后首要任务,仍然是铲除藏在森林里抗争的马共势力。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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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焌恒 / 当逝去的人成为你的背影
在海凡的小说里,雨林作为客体,一直充当马共地下部队的背影,而马共的抗争精神和理念则是故事里背影般的存在。 马共成员解甲缴械,走出雨林,重新融入社会。他们脱离了革命共同体后,除了自己的背影,徒剩什么是他们拥有的? 《雨林的背影》的故事主轴围绕在“背叛与信任”的主题。中途离席的同志投诚敌方、泄密行踪的举动,不时挑动部队的敏感神经。“内部肃反”事件中,马共部队里尔虞我诈敌我不分的悬疑氛围,对成员之间的信任造成致命的打击。其结果是,秉持原则良心、坚持不诬蔑同志的“坏人”被处决,而“好人”以互相指控同志、写悔过书等方式来表示“改过自新”的方式求生苟活。 侥幸存活的成员原以为,结束征战生涯的那一天,他们会得到救赎。但他们发现,一部分的自己依然囚困在雨林里的某一处,在他们的余生里继续与同志的冤魂纠缠下去。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这件事情不仅是部队里的禁言,在多年以后更是经历者和家属永恒的痛。 在海凡的小说里,雨林作为客体,一直充当马共地下部队的背影,而马共的抗争精神和理念则是故事里背影般的存在。海翎、宋峻、灵芝、小健等人物义无反顾,怀着奉献集体主义的精神,选择走入雨林的时候,但谁人能预测接下来的命运走向会是毁灭性的。 大历史之下,谁人又能置身事外 在这部公路小说里,雨林作为出发点和终点,对于同志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它是掩护部队安全的避风港,亦能随时变成血腥的杀戮战场。彼时彼地发生在这片雨林的历史片刻,会转化为一种永恒的定时器安置在同志的心中,每到某个特定日子,就会用这些悲喜掺杂的回忆狠狠敲打他们的心灵。 背影作为一种意象,在小说里有不同层次的涵义。伏击偷袭战中,负伤的北民牺牲小我,为其他同志争取逃脱存活的一丝生机,毅然立起孤独的背影迎战敌人。少勇转身离去的当下,留给阿安的是叛变的背影。秋净被处刑濒死之际,看见的只有梁清和其他同志贪生怕死的懦弱背影。 在战场上,敌人的背影是危机,亦是转机;同志的背影是信任,亦是背叛。 作者抽离当事人的身分,以全知视角的旁述者,引导读者进入事件的中心。不带批判的语气,不作评价的论述,我们却能在文字之中感受到那股无以名状的悲痛之情。但也许,亦只有通过书写,作者才能稍微排遣这种文字之外的情感。 最终,部队成员背对朝夕相对十数载的雨林,集体走出。于是雨林作为一种马共活动的场域,在小说的故事结束那一刻,成为众人回忆舞台上的布景。然而我们不可能遗忘,那些被抛下的、被埋葬树根下的人们,他们正在永恒地拥抱自己的背影,向千年以后下一个走进雨林的人哭诉史书上没记载的逸事。 人类的历史何不由此建立起来的? 相关文章: 李开璇 / 从雨林到新时代
1年前
读家
读家
李开璇 / 从雨林到新时代
编按:海凡写过不少马共题材的作品,去年出版的《雨林的背影》却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尝试用虚构手法呈现的马共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海凡的14万言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读后,觉得自己跟着战士的脚步到森林里走了一圈,在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最后大家汇集在村边,商量建村事宜,重新了解彼此。作者文笔优美,写情写景均妙笔生花,阅读这些美文也是一种享受。在男性阳刚主导的战场,作者作为男性,意识到艺术毕竟有异于战场,对女战士那些不轻易宣泄的声音,投入大量的关注。作者以写实的笔调为主,不时穿插意识流的时空交错,过去与当下相互交融,把马共书写提到新的艺术高度,无疑是一本具标杆意义的“马共文学”著作。 这里要谈的是另一件事:感觉上,这好像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是战士,还是革命者? 《雨林的背影》写的革命战争对生命的试验,然而结尾却乖离了这个主题,以致整篇不能一气呵成。前部分写尽马共游击战士的气吞山河、九死一生,彩笔描绘雨林的温柔与暴戾,最后结局的几篇突然出现变调。凛然大气消失了,主调嘶哑了,异化现象相继出现。作者想要暗示什么,肯定什么,无从得知。领导人变成了迫害者,要战士拿着火红的“焖鸡”去烙自己的老婆同志。“建立共和国”变成了建立自己的村庄,“敌人”变成了供应者,枪支在爆炸声中变成了废铁,理想不再挂在口边,关于生活的安顿、婚姻、生孩子、职业等等,成为切身的事物。 似有幻灭的感觉。 历史当然就是这样,我们都晓得,然而文学也必须这样处理吗? 小说应遵循自己的格式,发挥格式的力量,解答更深层次的问题。譬如,停战是否意味着目标已经达成?战斗是停止了,革命是否也不再前进?和平条约的签署,是否符合战士的期待?正义和平等也都解决了吗?停火是因为矛盾解决了,还是在战场上失败了?缴械下山是上头的命令,战士自然需要遵从,然而战士对战斗的诠释也是一样吗?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 如果“革命”是指“反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那么,战斗显然不同于革命。战士离不开枪,革命者却可以没有枪。战士出现在战场上,革命者可以出现在和平的地方。战士靠武力取胜,革命家要以人格服众。 书中许多予人好感的战士,到底是战士还是革命者?他们下山后还有故事吗?如果还有,那么,下一本革命的故事该怎么写? 海翎上队前的丈夫林岳,在她下山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认为,是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它提到殖民主义者退去后,马来亚已没有了武装斗争的条件。因这个观点,他当年备受批评,他也选择不上队,但也没当逃兵,而是继续留在农村搞“合作社”,预告战斗不会走很远,暗示还有另一种革命的方式。 海翎将它一读再读,并拿出来与战友灵芝分享。然而作者并没有写到她对林岳的观点是认同还是持批判态度,也没有见她检讨自己当年的决定,而是侧重写她陷入跟林岳破镜重圆的期待。这样的处理也许忠于他的模特儿,却错失了突出主题的机会。 马共的故事还有续集吗? 下山后他们渐渐走进了新时代,大多已经老去,然而也有不少亲眼目睹了新时代的绚丽。组织不在了,然而追求平等正义的大气并没有消亡。“革命”似乎也还没有消亡,然而不等于武装斗争,而是包含更广泛的消除所有偏见。朋友来了有美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合作最好,要打也奉陪。 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今可以调和了,种族的、宗教的、阶级的、国籍的均可调和。只有霸权和人民的对立似乎无法和平转化。游击战的主题落伍了,大同世界的理想迅速逼近。除了一小撮要称霸世界的狂徒,绝大多数人民被绑在“国家”的船上。所有的船又被绑在一个攸关全体命运的共同体内。文艺界这时也酝酿开出一朵新花,无比的美丽。那个在《雨林的背影》里落空的主题,已不是森林战斗的情节所可以承载,将在这里得到延伸。 相关文章: 杨焌恒 / 当逝去的人成为你的背影
1年前
读家
即时国内
林吉祥等3人诉玛丝杜拉 | 林吉祥首受盘问指出 “表亲论阴谋 图毁马”
民主行动党元老丹斯里林吉祥说,伊斯兰党甲抛峇底国会议员茜蒂玛丝杜拉发表的“表亲论”,是一个摧毁大马的阴谋。
1年前
即时国内
百格人物
姑里曝53年前访华经历 周恩来当时对他说了啥?
曾在1971年首次访华的前财长东姑拉沙里,描述了当年他与周恩来会面的情景,当中有许多细节没有纳入姑里出版的回忆录。
2年前
百格人物
边缘评论
安焕然教授.不能只有“我方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书写不能只有“一方”的“我方的历史”。紧急法令时期的“华人”不会只有官方和马共这两方的立场,而写新村历史的朋友,你看到夹在两方的村民了吗?新村、华人绝不等同于马共。
2年前
边缘评论
文艺春秋
李开璇/挖山
他又要去挖山了。 他们以前挖山,犹如古人挖泥做窑洞。物色好一处优越的山势,必须是隐蔽的林木深处,最好有突出的巨石掩映。敌人从上空窥视,很难发现。先锄开一个洞,高阔度可容一人进入即可。然后用短柄锄头向山腹蜿蜒推进,像条蚯蚓,死死的咬住泥土,往深处钻去。 黑暗和闷热,磨砺着他们的意志。只要几分钟,就汗湿全身。干脆把上衣脱了,赤膊上阵。几个壮丁用接力的方法,把松开的泥土用鸡公车一车一车搬出来。遇到大石拦路,便绕道而行,没有退缩的余地。 阻力不管多大,都无法战胜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意志比山还高,不但要战胜山,还要战胜牛鬼蛇神。 手臂挥动,锄头不停地吃着山壁。等到山壁后面露出一丝阳光,那是他们最兴奋的时候。他们都要情不禁地振臂高呼:“我们胜利了!” 他们赋予一座山四通八达的脉络,从山脚延伸到山腰,又从山腰延伸到山顶。给它编造呼吸的气管,给它黑暗的内部发出生命的光点。 脉络一打通,就不那么闷热了。时而微风拂面,在拐弯处装上灯,就可以居住、开会,打电报,吃饭,睡觉,又安全又牢固,堪比中国人的窑洞。飞机在天上飞,炸弹在地上叫,他们在山洞里睡大觉。 考南康三层地道,现在已是一个旅游景点。他说,挖考南康的不是他那把锄头,他们的锄头锄向别处,类似考南康,只是至今没有给游客参观。 其中一处山坡,如今已经变成园丘。他记得,他们挖了一条地道,进入山腹15呎,末端锄开一个方形的内室。在那里,装置着他们通向世界的喉舌。一台无线电发送机,有真空管及其他设备,播报员在里面工作。 他要回去这个地点,把这些器具取出来。 他们的文物馆需要这些器具以供展示,以说明当年的战斗的确发生,牺牲也的确存在,他们不是反党集团,不是捣蛋分子。 人的嘴巴无法说清楚的许多事,可以由这些废置的物件来说明。向大众,向历史,向偏颇的心灵叙说。 但是他还能够找到那个地方吗?当年,他们驰骋的山林,如今已面目全非。而他离开山林,已经30年了。那里已经种了树胶,后来又种了油棕。 只要找到那片山坡,他就知道出口在哪里。他说。那个出口是他一手设计的,他还有印象。广播电台的电磁波便是从这里发出,给世界收听。远在新加坡都可以听到。 只要找到洞口,就可以进入地道。然后把这些广播器材取出来,充实他们的文物馆。 这是珍贵的历史遗物,许多物件已被自己的火药炸毁,包括那些衣服、手榴弹、枪支。但是真空管得到山的保护,如今应该还在那里。 那个洞口不容易被发现,他把它藏得很深。也许还得挖山,然而只需挖一小段,不似从前,要挖整座山。 我也老了,不知道还有气力干这件事吗?他说,随即给出答案:为了历史的真相,挖一小段,应该还可以。 他说,也是应该这样。如果我也不去,没有谁会关注那个地方了,那批文物就永远埋藏地底了。 相关文章: 李开璇/假如 李开璇/雨中行 李开璇/营里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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