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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

在中国解放后 ,我随母过番到新山,住进父亲经营的杂货店,就一直留在他的身边,不曾离开过。 抵境的隔年,父亲就送我到近在咫尺的培华小学念书。 当年,我年纪小,又初入境,有点傻气,上课时,听不懂老师说什么。 同学们叫我新客弟,连老师都这样叫我,我只会讲潮州话,身为校长兼老师的陈添来是客家人,不谙潮语,鸡同鸭讲,怪有趣的。 上了四年级,我的华语进步很快,还被老师选为代表,在儿童节上台演讲呢! 在班上成绩,我也不落人后,总在前三名。 我很期望父亲的夸奖鼓励,但沉默寡言,严肃的他,金口不开。 不过,有一回从“坡底”办货回来时,带回一支钢笔,送我一个前所未有的惊喜。 记得六年级中期,我的左脚大拇指红肿淤血,晕了过去,送往村上唯一诊所,看诊的洋医生,用刀片割破淤血处,虽经敷药,久未痊愈,反而恶化,伤口处常流血脓。 我无法正常走路到校上课,父亲每天风雨无阻用脚车推我去上学。 为了医好我的痛脚,父亲费尽心思,找遍中西医,就是无法治好脚疾。 最后,找上市中心的柔佛药房,父亲尚被陈銮峰医生训了一顿,医生排斥中医指草药不卫生,无疗效,还说如果打了针还不好,就到医院砍掉。 父亲咽不下这口气,就不再继续带我上门问诊。 最后,经友人推荐找到星洲奉教街一名老医师,记忆中他只用珍珠花菜、水银及药粉混合敷伤口,兜兜转转,折腾数月的脚疾,药到病除,伤口竟愈合。 小六年终毕业时,我赤着脚代表毕业同学上台致词,过后还从担任董事长父亲手中接领毕业证书。 上了中学,父亲买了一辆脚车,教我学踏脚车,我特别高兴,但心疼我的母亲却说他别有用心。不出所料,在我学会踩踏脚车后,就叫我放学后,替顾客送货上门。早上搭校车前,还得搬开板门,放学后,留在店里帮忙生意,忙里忙外,很少有时间温习功课,学业成绩往后退,一落千丈。 父亲常拿他友人孩子优越成绩与我比较,奚落我不如他人,我虽不作声,但心里很难受。 与父亲相处时间长了,我开始发觉父亲在午后常打哈欠,流鼻涕,无精打采,然后骑了脚车往外跑,不知去向。 我不动声色偷偷问了老妈,得到的答案是,父亲去了鸦片馆,吞云吐雾。 对鸦片间我并不陌生,因为小学时一位同班同学的父亲,暗地里开鸦片间,他常带我一起到烟窟向父亲讨零用钱。烟窟就设在店屋的后部,烟客用后门进出,避开人们的目光。 鸦片间,简陋,地面铺地板,置放一件草席,一个石枕,一盏烟灯,一把烟枪,烟客蜷卧,一口接一口吞吐烟云,飘飘欲仙。 当年,抽大烟虽属犯法,但警察局仅有一名警员驻守,鞭长莫及。 村里有好几间鸦片间,半公开做生意,人尽皆知。 除了自己的父亲,村里还有几位有头有脸的头家也是常客,从来无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投以异样的眼光。 烟客身分并没影响他们的日常交往与社会地位,父亲曾受委移殖区区长,还曾受众人推举为马华公会支会主席及华小董事长。 鸦片烟瘾背后的真相 父亲对自己抽鸦片一事守口如瓶,而我也替他保密,从不对外公开,毕竟这事既不光彩也有损形象。 父亲南来后,刻苦耐劳,省吃俭用,积少成多,终于开了一间杂货店,他平日忙于生计,从未出过远门,是个安守本分的生意人。 直到在我念高中时,才与朋友到台湾旅游,出发前他将鸦片制成粒状药丸,瞒天过海,随身携带,以便随时服食。 岂知,就在行程结束前,突然胃出血,紧急送医手术,挽回性命。 回国后, 他一度戒了烟瘾。 我本以为父亲因祸得福,从此远离毒品。没想到,父亲难敌烟瘾诱惑,没多久又重蹈覆辙。 我生了气,除了当面斥责,更长时间不与他交谈。 过后,母亲向我解释,道出父亲抽大烟的缘由,我才渐渐释怀,放下心中怒气。 父亲因战乱,生活贫困,逃离潮州,落脚举目无亲的异地,空手博拼,才有三餐温饱,但积劳成疾,得了胃病,听信庸医,以鸦片治病的偏方,病未治好,却染上烟瘾。 母亲所言不虚,平日常见他服食日产胃药(胃仙),胃痛时总面露痛苦。 我们父子的关系向来不睦,他老是板着苦脸,若稍有差错便招来厉声呵斥,有一回因贪玩晚归,他竟拿起木棍,朝我痛打一顿。站在身旁的母亲不敢出声,我满身伤痕,更增添我对他的怨怼。 如果要说明我们之间的疏离 ,我只能以“猫与老鼠”来形容。  在他临终的前几年,可能年老寂寞常找话题与我攀谈。他向我抱怨,别人父子关系亲密,可以同桌打麻将,抱肩共游,我们却形同陌路。 我不知如何回应,只知从小就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他就是太上皇,只有他讲,你只能听,不得插嘴,久而久之,已成习惯。 在他逝世后,我深感后悔,常常想到他的好,小学患脚疾,他风雨无阻,推着脚车送我上学;中学给我念独中,退休后,还将一盘生意交给我们兄弟,坐享其成。 说句公道话,他从没伸手要钱去抽大烟,他对我们兄弟只付出,没有得到回馈。 现在我才来追悔,为时已晚!
1星期前
  自2014年《世界卫生大会第67.19号决议》通过以来,已有10年时间。这项决议强调,各国政府应将姑息治疗纳入国家卫生系统,改善止痛药和姑息治疗服务的可及性,并确保患有严重疾病的人们能够获得必要的照护与支持。 8年前,《柳叶刀》姑息治疗与疼痛缓解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了全球范围内的“可及性鸿沟”——姑息治疗和疼痛管理的需求与实际可用服务之间的巨大差距,尤其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最为明显。 截至2022年,全球80.2%的人口(主要位于中低收入国家)只能获得全球姑息治疗用吗啡总量的13.9%。97%以上需要姑息治疗的0至19岁儿童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这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是如何形成的? 要理解这种可及性鸿沟,我们必须回溯到几百年前,即传统用于医疗的物质因殖民主义而被商品化的时代。 在殖民化之前,东南亚地区早已有鸦片的使用史,但它从未成为一种贸易商品,直到欧洲人将其作为礼物赠送并逐步扩大市场需求。荷兰商人最早将鸦片用于贸易,甚至作为货币使用。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前,爪哇和马来语区甚至没有关于鸦片的词汇,这说明当时流通的鸦片极为有限。 当欧洲商人将鸦片带入这一地区时,许多本地统治者试图阻止其流入。然而,从1640年起,荷兰开始从印度大量采购鸦片,仅40年间,荷兰就在印尼爪哇和马都拉岛的鸦片市场扩大了17倍。 鸦片如何成为帝国的燃料? 随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变成了一种政治经济货币和国家政策工具,使其成为推动帝国扩张的关键商品。这一历史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权力格局,也彻底改变了当地人对这种物质的认知。此时,“毒品”一词正式进入词汇体系。 英国逐步在马来西亚部分地区引入鸦片种植,并将其作为税收来源。鸦片的生产、分销和销售完全由英国殖民政府控制,所得利润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开支和殖民地行政管理。 鸦片的广泛种植和消费对社会和文化造成了重大影响。大量被带入马来西亚从事锡矿和橡胶种植园劳工的华人,成为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英国殖民政府甚至建立了官方鸦片馆,导致鸦片成瘾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战争、禁毒运动与“过度管制” 如同许多殖民地,在殖民者撤离后,受害国家才能开始采取措施,应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然而,“禁毒战争” 的政治话语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波严格的毒品管制浪潮,许多国家因此制定了极其严苛的法律,以防止药物滥用。 这些法律却无意间成为阻碍止痛药获取的重要障碍。例如,在印度,《1985年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法》因其繁琐、模糊且严格的规定,以及对任何行政失误的过度惩罚,成为姑息治疗和疼痛管理的一大障碍。民间社会经过长达19年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推动其修改。 过度管制如何影响止痛药获取? 在“后殖民时代”制定的国际禁毒条约中,包括吗啡和芬太尼在内的阿片类药物被列为受控物质。尽管这些条约的初衷是防止滥用和非法贩运,但严格的监管要求使得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体系难以获取、开具和使用这些药物进行合法的医疗用途,如癌症患者的疼痛管理、严重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呼吸困难缓解,以及慢性病患者的症状控制。 “平衡原则”的失衡 1961年《单一公约》规定,所有缔约国都必须遵守“平衡原则”,即:防止受控物质被非医疗用途滥用,确保这些受控物质能充分用于医疗和科学目的。 然而,尽管国际条约提供了药物管控的框架,各国如何平衡管控与获取的责任仍在各国政府自身。正如前文所述,许多国家往往倾向于严格限制药物获取,而非保障医疗用途的供应。医疗体系对受控药物管理的培训和资源不足,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境。 一项2023年由Kweh等人发表的研究显示,在马来西亚,即使是用于癌痛管理的阿片类药物,医务人员的知识仍然存在不一致性,并且普遍存在消极看法。 正如凯瑟琳·佩图斯(Katherine Pettus)在其论文《结构性帝国主义与亚洲地区未被治疗的疼痛流行病》中所指出,“21世纪的疼痛地图,与16至20世纪的殖民地图几乎完全重叠。” 解决方案:推动合理的药品供应链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不仅是疾病的缺席,还包括身心的幸福感。一个无法缓解痛苦的世界,又如何谈健康、尊严、和平与福祉? 事实上,许多国家无法随意提高受控药物的进口量。因此,建立低成本药物生产体系,并在中低收入国家发展有效的供应链,是克服阿片类药物获取障碍的关键。国际监管机构(如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必须确保这些药物的供应链能够满足癌症患者和其他需要姑息治疗患者的需求。 如果我们要真正实现“平衡原则”,那么全球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在遏制药物滥用的同时,也给予等同的重视来减少不必要的痛苦。控制与可及性应当被赋予同等的权重——这既是责任,也是道义。 —– 作者介紹:本文作者斯米蒂拉娜医生(Smriti Rana)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在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的“疼痛缓解培训与政策合作中心”负责人,该中心是Pallium India 的旗舰服务项目。她在缓和医疗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并与这项工作有着深厚的个人联系。 在Pallium India,斯米蒂负责战略项目与合作伙伴关系部门,致力于将缓和医疗融入印度的医疗体系,重点关注提升安全、充足的疼痛缓解措施,并在整个护理过程中为患者提供支持。她积极推动政策改革、患者赋权、死亡教育以及医疗体系的去殖民。 此外,她还是国际安宁疗护与缓和医疗协会(IAHPC)的印度倡导联络人、国际药物政策联盟(IDPC)主席,并担任印度预立医疗照护规划工作组成员。 kc50402j10.jpg 斯米蒂拉娜医生
8月前
9月前
清朝英国佬鸦片引入中国,害到许多人上瘾,祸害无穷。吸服者服后精神大振,恍似全身充电,飘飘欲仙,竟把鸦片美称为“福寿膏”,以为真的能添福增寿,但实际上它却是“折福夭寿膏”…… 可发射子弹的手枪、猎枪、机关枪,杀人时都会鲜血狂流,但有一种枪却杀人不见血,那就是鸦片烟枪了! 由罂粟花的汁液提炼而成的鸦片,本是有麻醉作用的药物,若长期吸服,就会因所产生的快感而上瘾,欲罢不能,逐渐蚕食身体,变成骨瘦如柴的鸦片烟精;没钱抽鸦片吊瘾时,甚至会难受到口水鼻涕眼泪齐流,全身发抖打冷颤,丑态百出! “鸦片”是音译自英文“Opium”,还有个很美的译名“阿芙蓉”。清朝时代英国佬鸦片引入中国,害到许多人上瘾,祸害无穷。吸服者服后精神大振,恍似全身充电,飘飘欲仙,竟把鸦片美称为“福寿膏”,以为真的能添福增寿,但实际上它却是“折福夭寿膏”,最终只会带来“福寿全归”的后果,真系唔知个“死”字点写! [vip_content_start] 至上世纪马来亚独立前后,本地仍有不少人吸鸦片。报界前辈郑谭运告知,那时吉隆坡有好些鸦片烟馆,例如谐街街头新海口茶室和吴树记粥店附近就有两间;戏院街佛有缘斋菜馆附近有一间。茨厂街鸦片烟格最多,毗邻的蝴蝶百货公司和华昌五金店的隔壁楼上有两间;其斜对面玉壶轩酒楼那排店铺更有五六间之多!很多吸鸦片的“烟铲”,都是从这排店的后巷进去烟格帮衬,那巷子因而被称“烟铲巷”,也叫“烟屎巷”。茨厂街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叶亚来在这条街开了一间茨粉工厂。却原来街上更多的是鸦片烟馆,还好茨厂街最终并没有被改称“鸦片街”,与后面的“烟铲巷”互相辉映而留下恶名! 据郑老前辈说,一般烟格每个房间里有两张烟床,烟客就躺身在床上(另一种“躺平”?),手握那把约两英尺长的烟枪,用一根幼细的小铁棒挑了一小坨鸦片烟膏放进烟枪上的烟斗里,搁在一盏油灯上面烧,灯火把烟膏烧溶后,便可透过烟枪吸个痛快。据说吸了一口鸦片烟,就会很舒服,周身都爽!如此吞云吐雾的享受,有个名称叫“横床直竹打老虎”! 小时候听邓碧云来马登台演唱的那首粤语谐曲〈销魂柳乱点观音兵〉,合唱的陈良忠有一句:“我揸起支烟枪打老虎,真系远近都驰名!”据说吸了鸦片后,顿时精神爽利,气力充沛,老虎都可以打死几只,所以抽鸦片也叫“打老虎”! 也听过一首以粤乐〈流水行云〉为曲调的粤曲〈烟精自叹〉,唱曰:“频嗟怨,我自己好做成咁贱。我为了吹鸦片,唔应卖屋更卖田,太过系发癫!我百事不理去吹烟,百事不顾去煲烟,一支大碌藕,食咗有十年……”后面的歌词更好笑:“我唔食够烟,啲鼻水眼泪涟涟。好似买水咁嘅头,我气稠又气喘!”买水是指为父母办丧事时去担幡买水,垂下头来“头耷耷,眼湿湿,见到银纸都唔会执”的衰样。更可悲的是那句:“饭煲空,我亦要吹鸦片……”即使穷到没饭吃,鸦片却不能不抽,抽到满面烟油露出一棚黑色的“烟屎牙”,剩下半条人命,折堕到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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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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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看错,现代的鸦片成瘾危机就发生在美国。当然这次鸦片的回魂,是已经改头换面的了。引发这种健康危机的始作俑者,竟来自一个医生家族。 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中国发生了一件后来震惊全世界的大事。道光皇帝为了阻止白银外流,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贸易。林则徐可能根本没想过一次简单的调查事件,竟然在日后成了爆发战争的导火线。正是有了林则徐虎门销烟引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才会有后来的八国联军和军阀割据。“虎门销烟”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不得不说的重大事件。 鸦片在中国又称为“阿芙蓉”,其实早在唐朝年间已由大食国传入,不过一直以来都是上层社会中的士大夫和皇室少量使用。据说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被皇帝当成春药,取名“福寿膏”,寓意吃了后能够添福添寿。清朝时的达官贵人均以吸食鸦片为荣,把它视为象征高贵和财富的休闲活动。清朝后期鸦片能够在民间如此广发流传,很大程度与西方的贸易大量降低了鸦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老百姓对于体验达官贵人生活的门槛,争相效仿。 ◢3兄弟引发国家健康危机 1世纪的今天,吸食鸦片引起的毒瘾及社会问题虽然普遍消失,可是由鸦片引起的药物泛滥,却在美国及加拿大成为了紧急公共卫生课题。《疼痛帝国》描写的就是一个家族如何为鸦片改头换面,公然在公共场合销售,最后导致国家公共卫生与健康危机的故事。在美国,由于药物过量而死亡的人数,从1999年的不到两万人,上升到了每年大约10万人丧命的惊人数字。 在导致这数千万人上瘾和数十万人死亡的危机背后,是一个由金钱、权利和野心构建而成的家族。本书开始就向读者介绍了一个从东欧移民至美国,名为“萨克勒”(Sackler)的犹太家庭。这个家庭里的三兄弟都是医生,在经历了美国经济大萧条及反犹主义等时期后,这三兄弟把一家小型制药厂华丽转身为数十亿美元计的大企业。如果忽略了财富背后的人命损失,这个故事说不定又成为了典型“美国梦”的代表作。 ◢出版医学杂志推销药物 读者能够通过作者的披露了解到,其实萨克勒家族对病人及家属并未有任何同情心,他们把拥有鸦片成分的止痛药当成商品贩卖。家族中的老大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通过收购一家广告公司,出版一本名为《医学论坛报》的杂志来推销药物,萨克勒旗下的明星产品,含有鸦片成分的“奥施康丁”(Oxycontin)止痛药就是通过广大的营销策略来贩卖的。 虽然早期其他制药公司也推出含有鸦片成分的止痛药,可是能够让萨克勒家族脱颖而出的,则是号称其药物能够“快速缓解疼痛并缓慢释放”的技术。根据萨克勒家族,由于药物能够在人体中缓慢释放,所以并不会在短时间内造成人体药物浓度的上升,导致上瘾的状态。“奥施康丁”就是在这种广告下,通过医生达到了每日饱受疼痛折磨的数以千万计病人手中。 可是,病人不知道的是,在长期的服用下,身体对药物的反应将会逐渐减弱。长期遭受疼痛的病人可能由于长时间服用这些止痛药,必须逐渐增加服用的分量才能够维持药效。后来的调查更揭露,原来所谓的不上瘾技术,只不过是为了得到药管局而精心编造的谎言。病人可以通过服用前把药物压碎,甚至是用锋利的物品把涂层刮开,就能破解。许多疼痛的病人为了能够让药物更快发挥功效,破坏药物涂层,增加了上瘾的风险。 面对因药物上瘾,甚至死亡的病人和家属,萨克勒家族背后强大的律师团往往能让他们全身而退。他们旗下的制药企业仍然坚持其药物不会导致上瘾,药物上瘾的病人本身就带有滥用药物的记录和倾向。这种转移视线的说法,犹如保守派共和党人经常提出的,“枪支并不会杀人。拥枪杀人者本身就有精神问题和杀人倾向。就算没有抢,他们也会用其他武器谋杀”一般的推卸责任。 或许意识到名声问题,萨克勒家族开始在全世界大撒钱币,热心公益和艺术事业,试图为家族名声洗白。根据统计,萨克勒家族总共在欧美赞助了不少于30家的博物馆、艺术馆、大学大楼和美术馆。虽然在药物泛滥丑闻爆发后,某些机构退回部分款项,可是在欧洲博物馆和艺术馆中仍然能找到不少以萨克勒命名的建筑物。 ◢萨克勒家族没遭受惩罚 作者最后以全美各地检察官对于萨克勒家族的官司为结尾。在本书出版时,官司仍然在美国法院审理中。可是,现实往往不如超级英雄故事中那样美好,正义并不一定会战胜邪恶,坏人也不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2021年3月,美国法院判断萨克勒家族有罪,罚款高达60亿美元。可是,由于全世界商业法中把企业与个人分开的条款,受到惩罚的只有萨克勒家族旗下的制药厂普度公司(Purdue Pharmaceutical)。虽然普渡公司还款后破产解散,但萨克勒家族不仅没有遭受任何惩罚,反而能够保留大部分财富。 政府虽然惩罚了萨克勒家族和普渡公司,可是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在缺乏合法的止痛药之下,被疼痛折磨的病人可能会转向另一种毒品,海洛因。今天如果走在美国纽约且林士果(Catham Square)的街头,有一个林则徐的雕像背着双手,仰首挺胸直视前方,似乎在告诉来往的人们,禁毒这条道路的漫长和艰辛。本书对于中文读者最大的感受,或许就是在鸦片战争过了几百年以后,鸦片竟然以另一个形式在美国重生,导致了各种公共健康危机。这不得不说是老天的一个极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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