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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莉

我接过袋子时,指尖触到几处洇开的油渍。阿雄额角还沁着薄汗,轻快铁穿越大半个城市的颠簸,6个包子在袋里依然保持着出发时的队形,褶皱里积着未散的热气,像6枚圆润的月亮。 这是第一次收到根登新村的住家包子。顺着联邦大道往北40公里,那个地图上小到会被睫毛扫过的村子里,那村妇的面案永远蒙着潮湿的棉纱。凌晨3点的井水要分3次醒面,老面种在陶缸里呼吸的节奏,比任何计时器都精准。虾米得用炭火烘出脆响,沙葛丝拌进猪油渣的瞬间,铁锅会发出幸福的叹息。 我见过夜市工厂流水线上的包子。它们列队穿过蒸汽隧道的样子,像被驯服的云,每个褶子都精确到毫米。发酵箱里恒温催发的面团,永远学不会在晨露未晞时自然醒转的慵懒。虽然没有看到那些标榜“手工制作”的标签,不过可以想像那是流水线尽头机械臂盖下的钢印,像夜市都市人社交软件上格式统一的笑脸。 阿雄说包子要坐12站轻快铁才好吃。摇晃的车厢是最后的发酵室,台阶的震颤让馅料找到最妥帖的位置。那天慢去轻快铁站接他,他抱着袋在车站成雕塑。6枚包子正在他臂弯里积蓄余温,弧形表皮泛着釉色光泽,像从宋代瓷窑里捧出的秘色瓷。 村妇揉面时总哼着客家小调,案板震动惊醒了檐下的麻雀。那些在机械流水线上消失的指纹,都藏进了面皮的肌理。当城市在预制菜包办的餐桌上失去记忆,根登新村蒸笼仍在清晨6点准时吐纳云雾。每个不规则的褶皱里,都蜷缩着拒绝被模具定型的灵魂。 轻快铁通道的穿堂风掀起阿雄的衣,他护着纸袋的样子像护着初生的雏鸟。我知道明天早上办公室的微波炉里,这些翻山越岭而来的褶皱,会在加热的轰鸣中再次舒展成柔软的模样——正如我们终将在程式化的人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发酵方式。
8月前
玻璃口新村建村于1950年,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如今的面貌已不复当年。然而,每年腊月,玻璃口新村街头巷尾依旧弥漫着浓浓的年味,仿佛连空气都有温暖的期待。村里的大人忙着擦拭窗户、打扫屋子,准备着年货,家家户户在忙碌中透露出安宁的节奏。孩子们穿梭在街巷中,笑声清脆,像风铃一样点缀着这份年味。最让人期待的,莫过于那一场场关于春联的忙碌。 玻璃口新村的年味,从每家每户门前那副红彤彤的春联开始。洗净房子后,大人开始张罗起写春联的事宜。这个传统,已成为新村的一部分,仿佛年味的象征。村里有几位写得一手好字的大人,尤其是黄有为老师和朱广荣老师,他们的毛笔字在村里极具声誉,早已成为春联的代名词。每年,黄老师和朱老师都会拿起笔墨,走街串巷,帮助村民写下他们心中的新年愿景。 写春联的过程,可充满着仪式感和温暖。每个字都从黄老师和朱老师的笔下流淌出来,沉静而有力,仿佛将他们的心意与祝福一并传递给了每家每户。每一笔,每一画,都不只是对联的文字,更是岁月的积淀,和对未来的美好寄托。 春联的内容因人而异,反映出每个家庭不同的心思与愿望。刚重建新房的家庭,主人希望来年如意安康,便选择了“喜居宝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这一气派十足的对联;有的家庭孩子刚刚考上大学,便会选“寒窗苦读成佳业,金榜题名报福来”,以表达对未来的期望和祝福;还有的家庭,不奢求太多,只希望生活平和,便选择“人勤家和百事顺”,简简单单却饱含深意。 整个村子在色彩中复苏 除了这些充满诗意的春联,也有一些商店门前贴着如“财源滚滚来,生意兴隆通四海”这样的春联,简单直白。它们虽简洁、平实,却承载着最直接的祝福——“财源滚滚来”、“家和万事兴”、“吉星高照”以及“恭喜发财”。这些熟悉的字眼,虽然少了诗意的深度,甚至带有些许浮躁和商业化,却充满亲切感和普遍性,代表着人们最真实、最朴素的期待。 来到腊月廿九那天,整个玻璃口新村都会变得格外红火。家家户户将春联贴在门框上,村子里立刻被那抹鲜艳的红色装点得如诗如画。每家门前的春联都不同,李家总喜欢挂大红灯笼,春联上的字也较大;黄家的春联则低调精致,字迹纤细;陈家孩子的春联虽字歪斜,却充满着孩童的纯真与笑声。 初一的早晨,村民互相走亲戚,走到邻家门前时,第一件事便是欣赏春联。“哎呀,你家这句写得好,真吉利!”“人家的字真漂亮,像画一样!”这种热闹的交流,仿佛把整个新年都点亮了。 如今,尽管机器印刷的春联早已普及,便捷而迅速,但总有些东西,似乎随着时光流逝渐渐消失,难以再寻觅。那份手写的春联,带着浓浓的墨香和温暖的温度,字里行间透着岁月的情感与真挚,仿佛每一笔每一画,都与村子深深相连,承载着这个小小社区的故事与记忆。今年我回到村里,依旧见到了精神奕奕的黄老师、朱老师,依旧是那熟悉的笔触,依旧是他们如年年一样的执笔挥毫。 手捧春联,我将它挂在门边,那一瞬间,仿佛时间回溯,老人们的祝福悄然传递在这张红纸上,温暖的气息弥漫开来。那红纸背后,蕴藏的是不舍的回忆与朴素的情感,让整个村子在这份温馨的色彩中复苏,岁月依旧流转,情感却如春联上的字迹一样,深深镌刻在心底。
10月前
冯国安,82岁的马来亚铁道局(KTM)退休驾驶员,一生的轨迹仿佛注定要与火车交织在一起。自幼居住在冼都火车站旁的冯叔,童年就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与铁轨的轰鸣声度过。每日的作息与那准时到达和离开的列车紧密相连,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站台洒在他的床头,傍晚的夕阳则映照着归家的列车。 对他而言,火车不仅是交通工具,它是陪伴他成长的老友,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孩童时,他喜欢偷偷跑到站台边,看着巨大的火车头吐着白烟驶进站台,铁轨与轮子的碰撞声让他心生向往。他总觉得,这些在铁轨上奔跑的钢铁怪兽似乎有生命,有自己的脾气与灵魂,冯叔心中对火车有着无法言喻的特殊感情。 1964年,当他得以加入马来亚铁路公司时,仿佛命运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他带着从小对火车的深厚情感,成为了冼都工坊操作部一员,操控那些陪伴他成长的火车。这座工坊,机器的轰鸣声混杂着工人的汗水与心血,成了他青春的起点。后来,工坊搬迁至巴都牙也,成了全国铁路的学术中心,而冯叔的脚步也随着铁道延展,触及马来亚每一片热土。 冯叔志气高昂,不甘心只是一名操作员,他心中一直怀揣着更大的梦想——他想亲手驾驶火车,掌控那呼啸而过的钢铁巨兽。终于,机会来了。1965年,他被调派到吉隆坡Brickfield的马来亚铁路总部(KTMHQ),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旅程。在那里,他接受了为期一到两年的专业培训,学习如何驾驶火车。 这一时期,冯叔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白天他在课堂和实训中学习火车驾驶的复杂技巧,晚上则沉浸在操作手册和技术资料中。他对每一个细节都极为认真,尤其是在驾驶学校,他经历了为期3年的严格训练,掌握了如何应对各种路况、天气变化,以及列车调度的细致流程。最终,1968年,冯叔通过了JPA的严格面试,正式获得了机车驾驶执照。这一刻对他来说,无异于梦想成真。他不再是站台旁的旁观者,而是那个坐在驾驶舱里,指挥火车驶向远方的人。他心中的热爱与坚持,终于化作了现实,从此冯叔开始了他与火车更加紧密的相伴之路。 他驾驶火车的技术,是经过多年锤炼和积累的经验所形成的。在那个年代,驾驶火车不仅是一项技术活,更是一种与火车、与大自然的深度对话。对冯叔来说,驾驶火车的每一次旅程,都是对兴趣长期在外奔波耐力、判断力与责任感的考验。 早期的马来亚铁道局以庞大的蒸汽机车为主力,后来逐渐过渡到柴油机车。然而,有一次冯叔亲自驾驶蒸汽火车前往黑风洞,那次旅程成为他心中最珍贵的回忆之一。掌控这些巨大的蒸汽机车,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技术的挑战,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他常说:“蒸汽火车与如今的柴油或电动火车完全不同,它们没有那么多自动化功能,驾驶它们就像与机器进行一场深沉的对话。” 火车不是冷冰冰的机器 驾驶蒸汽机车的核心在于掌控蒸汽压力。冯叔回忆道:“你必须时刻盯着锅炉的压力表,保持温度在220摄氏度左右。压力一旦过高,可能导致锅炉爆炸;而太低,火车就会无力前行。”驾驶员不仅要控制速度,更要在瞬息万变的车况中时刻调节锅炉,保持精妙的平衡。这是蒸汽机车的独特之处,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一种需要感知与理解的生命体。在那漫长的铁轨上,每一次车身的震动,每一声隆隆的轰鸣,都如同火车在与他低语,这种默契的交流成为他一生中最深刻的陪伴,也是他最难以忘怀的体验。 火车的行驶路线遍布马来半岛,穿越山脉、丛林与河流。驾驶员必须对每一条铁路线了如指掌。冯叔提到:“你需要熟悉每一个坡度、每一处弯道,特别是夜里开车,视线不好,完全得依赖经验和感觉。”恶劣天气下,驾驶火车的难度更是倍增,暴雨或大风来袭时,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调整速度,避免事故发生。制动的时机则需要精确的预判,冯叔分享道:“我们不能等到看见站台再刹车,必须在一公里外就开始准备。”有一次,在山区驾驶时,火车突然遭遇山崩,巨石从山坡上滚落。冯叔及时刹车,才避免了严重的事故。他形容那一刻“心跳像火车轮子一样快”。 与各式火车的日夜相伴让冯叔与机器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联系。他常说,驾驶火车的过程不是机械的操作,而是一场“与火车的对话”。“夜深人静的时候,火车在铁轨上隆隆作响,那种孤独和沉静是很少人能体会的。只有你和机器,你必须全神贯注,不能让心思飘远。”冯叔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守护着他的火车,也守护着车上乘客的安全。 随着时代的发展,80年代开始,KTM逐渐用柴油和电动火车取代了蒸汽机车,但冯叔的心中始终对那滚滚蒸汽和轰鸣的声音充满怀念。驾驶柴油电动火车的技术更加现代化,但他依然保持着对每一次操作的严谨态度。工作中,冯叔与副手、售票员组成一个小团队,他们一起执行从吉隆坡到怡保,再到北海的往返路线。每次工作结束后,冯叔都会在宿舍休息一天,等待下一次与火车同行的旅程。 尽管岁月流逝,火车从蒸汽到电动再到全自动化,冯叔的记忆中,那些曾经与火车一起度过的日子依然鲜活。他的每一次拉杆启动、每一次精确的制动、每一次与火车的“对话”,都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章节。他常常说:“驾驶火车不仅仅是掌控机器,而是守护每一个生命,背负着巨大的责任。”那份责任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动力源泉,也使得他的火车从未偏离正轨。(明日续完)
1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