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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树

“贺淑芳的《蜕》应该是第一部直面五一三惨案的马华长篇小说。”本期【读家说书】导读人——张锦忠这么评价。 《迷宫毯子》在2012年出版,标志了贺淑芳进入一个在说故事成规与写实、现代歧路之间的“新小说”空间,一个不“老老实实讲故事”(贺淑芳语)的叙事方向。《迷宫毯子》可说是马华“新小说”的一个新起点,或者贺淑芳“成为一个真正的书写的人”的开端。不过,那个开端不是2012年,而是2002年。 2002年,贺淑芳写了〈别再提起〉、〈黑豹〉与〈墙记〉。〈墙记〉后来改题为〈墙〉,收入2014年出版的《湖面如镜》,于是将《湖面如镜》的开端拉回2002年——贺淑芳的“新小说元年”。从2002到2011年,她不断修改/重写《迷宫毯子》里的12个短篇,那是书写的人无绝期的功课。 ◢《迷宫毯子》离不开梦境 《迷宫毯子》写一群常人与弱势者,如受害者、父亲卷款走路的女儿、火车服务员、霸王房客、返乡的女儿、被抢劫者、疯妇、不想上学的女孩、梦游者、采访编辑、编织的女孩,以及写小说的人,他们在僵局与困境存活寻路。他们没有时间与空间“讲故事”。他们活在时间隙缝与空间边境,讲话通常像独白、梦呓。 更多时候小说离不开梦境;梦境至少出现在《迷宫毯子》的6篇小说里。梦境是真实/现实的对照组,也是贺淑芳解决小说问题的方法,例如让人物梦游。在梦境或现实世界,小说中的沟通对象并非他者或读者,而是“我”自己,或“我”的分身(doppelgänger),如〈月台与列车〉里的疤痕脸或〈时间边境〉里的房客。即使是书信,收信者也无法回复,只能写给自己看。 这些存活者的空间,多半是偏乡小镇,以及镇上破旧房屋。〈日夜骚扰〉里父亲卷款走路,祖父失智,大伯疲弱地微笑、姑妈老在抱怨、没事持拐杖的叔叔咄咄逼人,无法离开小镇的“我”只能逃到屋顶,像小说开头屋顶上的兽般在那里苟存。这篇“变形记”可视为向七等生〈我爱黑眼珠〉致意之作。〈重写笔记〉被抢走的未完稿寓言了书写困境,但小说的现实困境却是生病的母亲。〈消失的陆线〉也书写类似困境与人物关系,不过被偷走的不是文稿,而是象征沟通管道的电话线。小说里的女儿从远方返回饱受霾害的家乡,带回一大批书,不确定是否将永远困在小镇,与那些书为伴,继续无尽的书写。 《迷宫毯子》最后一篇是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的改教议题小说〈别再提起〉,颇具“马华文艺独特性”,很难想像世上还有哪里会搬演如此滑稽荒唐的闹剧。改教议题在《湖面如镜》中更是重要焦点。 ◢《湖面如镜》“老实讲故事” 《湖面如镜》中最早的一篇是2002年的〈墙〉(重写的〈墙记〉)。两篇改教议题小说〈Aminah〉与〈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和涉及踩宗教红线的〈湖面如镜〉都发表于书出版前两年,为作者以“小说对当前的思索”产物。〈湖面如镜〉写两位不同族裔女性讲师教学踩了“踩不起的火线”,分别受到校方关注与解雇。叙述者陷入僵局,就像送马来女讲师回家后车轮陷入烂泥凹沟,无法脱困。两个阿米娜/张美兰/洪美兰在“信仰之家”的故事背景是90年代。阿米娜申请退教失败后发疯,成为裸体梦游者,仿佛活在一个看得见的平行空间。另一篇阿米娜小说是一个分身的故事,也是书写与自由的寓言。 《湖面如镜》里的人物多有名字,跟《迷宫毯子》叙事方式显然不同,故事元素多,作者也比较努力“老老实实讲故事”。书中风格贴近《迷宫毯子》的是〈箱子〉与〈墙〉,可见作者偏好处理这类空间与物件。〈夏天的旋风〉与〈天空剧场〉近似通俗剧。〈十月〉结尾的腹泻怪诞闹剧,其嘉年华式狂欢风格,不下于〈别再提起〉以抢那坨黄锦树许为马华小说史上最著名的大便收尾。相形之下,〈小镇三月〉是宁静、抒情的安魂曲。小说写90年代初,某年3月的记忆。情窦初开的翠伊在镇上老旧的南天旅社帮姑妈打杂,3月多雨,小镇时间过得慢,如幽灵般诡异的房客每天下午重复出现。 〈别再提起〉当然不是叫读者“别再提起”。这篇小说也收入2004年出版的同名马华小说选,编者序文题为〈一九六九年,别再提起〉,其实是并置两个短篇题目以反讽之,而不是希望读者选择遗忘。1969年5月13号的种族流血惨案,影响国家民族个体多少个世代,岂可忘怀 告别?过去马华文学书写者往往自动噤声消音,不碰禁忌议题,贺淑芳的《蜕》应该是第一部直面五一三惨案的马华长篇小说。 ◢《蜕》重启513记忆 《蜕》的〈楔子〉写女画家作品总是呈现“世界和祥宁静”的画面,但是“五月过后,不再是了。天翻地覆。她不能再那样画,手会拒绝那样安好的世界。”这句话令人想起阿多诺那句名言——“在奥施威兹之后写诗是野蛮之举;甚至有损何以今时无法写诗的认知。”五一三过后,世界已不那么安好了,个人与族群创伤难以抚平,诗人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写诗了。 1969年5月13日,当然不是“此时此地的现实”,但恐惧与创伤永久长存,不去面对就永远无解,它总是“缺席的在场”,阴魂不散地在人间作祟。《蜕》重启记忆,一再地复返创伤历史的原初现场,俾以“在伤口重生”。贺淑芳终于抵达之前小说中诸多僵局与困境的源头——那场五月暴动及其后遗症。对生于1970年的贺淑芳而言,五一三不是她的记忆,而是“后记忆”。就像《蜕》中1970年生的“萝”,她们都属“后记忆世代”。 小说从陈桂英一家开始叙述,也写阿清姨,以及其他五一三家属、见证者或幸存者,写的是1969年5月13日,前一晚,前几天,以及过后几天,隔年,一直到新千禧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都是社会底层庶民,以卑微的存有方式,在城市以及城市边缘求生。在5月排华暴动中,他们一夜之间成为“裸命”,成为暴动见证者或五一三家属,从此活在创伤与集体记忆的阴影下,直到老死。小说前半部聚焦在桂英与阿斑、陈父陈母、阿清姨与阿烈身上。然而,不管是叙述谁的故事,五一三的杀戮场景总是重复出现,那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小说第三章结尾,美姬死了,桂英赶不及送她最后一程,就像在五一三失去的亲友一样。 《蜕》第四章回到1969年,插入阿未与百花剧团的故事,他们是另一组五一三幸存者,其中杜丽娘复活的戏总是唤起五一三家属的心愿,然而人生并不如戏,现实中死者无法重生。小说末章以萝为中心,旁及经历五一三的不同族裔与其后代,写他们如何回应1969年在国家档案局缺席的当代现实。结尾以戏剧控诉依然倾斜的房屋。最后穿过2021年,2015年,回到文良港,回到1969年5月,那是小说带我们复返的创伤记忆所系之处。 【读家说书】刘雯慧 / 记忆与遗忘——谈贺淑芳的《蜕》
9月前
“马共”是曾活跃于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政党,1930年代在森州某村落成立。时下马来西亚人对马共已然陌生,但在一些马华作家眼中,却是一大文学主题。 马克思曾在他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说过,“一个幽灵困扰着欧洲共产主义幽灵。旧欧洲的所有力量已经结成圣盟,以驱除这一幽灵。” 如果将以上这段话放在我国历史框架,那么应该改成“两个幽灵困扰着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政府一直不断想办法驱除这一幽灵。”这两个困扰着大马历史的幽灵,时不时被政客提起、被种族主义者提起,宛如一柄悬挂在华人社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需要华社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 这里面的其中一个幽灵,就是著名的513事件。如果说中国有六四,那么在马来西亚513绝对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魔,重复成为种族主义者炒作的课题。除了513幽灵,另一个鲜少被人提起的幽灵则是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在我国的历史定位。 马共历史,绝对是我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历史。可惜的是建国以后,我国政府似乎为了除灵,对马共历史噤若寒蝉,只在历史书上寥寥几笔,匆匆带过。犹记得当时中四的历史课本上,只是书写马共在何地成立,以及如何与英军合作对抗日军。此外,当然就是讨论共产党对马来亚的危害,以及为何不被当时的马来亚接受。 ◢官方历史匮乏,马共成文学题材 在缺乏详细的官方历史论述以及记载下,马共的事迹仿佛成了明日黄花。可是,马共其实对我国华人的命运有深刻影响。如今存留在马来西亚的613个新村,就是马共曾经存在和影响的证明。华人新村,可以说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为了阻止在地华人对马共的后勤支持而成立的“集中营”,这个计划在当时能够阻止马共的发展,也激起了友族的不满。毕竟对于友族来说,要重新划分现有的土地成立新村,等于侵蚀了原住民以及马来人的居留地。此外,新村的成立也造成了延续至今的种族藩篱。这里令人惋惜的是,华人在普遍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以后,就把在树林里的马共给忘了,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一般。 在官方历史匮乏的情况之下,以马共为题材的马华文学,成了马来西亚文学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那段动荡不安的年代,那引人入胜的丛林生活,以及一段段地道战和暗杀的历史夹杂着家国仇恨,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绝对是创作者的宝库。这部由黄锦树和张锦忠编的《夕阳之歌》,就是以马共为背景的小说选集。 这部小说选集里除开金枝芒的《饥饿》,总共收录了18篇中短篇小说,里面包括了张贵兴的〈群象〉(节选)、黎紫书的〈山瘟〉、曾翎龙的〈风情无人处〉以及陈政欣的〈巨响过后〉等等。虽然并非生长于那个年代,可是身为马来西亚人,读来自有一股独特的乡土味道。正如黄锦树在本书开篇序幕里所说,本书是历史工程的一部分,借助文学召唤历史、反思历史,甚至期盼超出既有的历史视域去理解历史。 本书可以说达到了编者追求的目标。这部小说集里唯一的共性就是与马共有关,每个故事主题不一。其中有〈雨纷纷〉那游走在虚幻与史实之间的书写,读起来好玩;有描述现实与命运之无奈的〈细雨纷纷〉和〈远方的来信〉;也有带点浪漫主义色彩的〈我是一株小蒲葵〉。这一篇篇小说,构建了马华作家眼中和想像中的马共。 可是现实历史中的马共,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在经过多番比较以后,发现西方英语世界以及东方中文世界对于马共的历史描述有相当大的差异。 根据东方世界的主要论述,马共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上万人的队伍,并在马来亚四分之三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如果当时的马共总书记莱特没与英国人暗通曲款,那么马来亚共和国可能就建成了。虽然马共由于莱特而失去了大量的金钱和武器,可是根据东方世界的论述,当时的马共在华人社会,以及工人阶级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并成功击杀过英国驻马最高专员葛尼(Sir Henry Gurney)。 东方的主要论述甚至指出,当时的马来亚总人口中,马来人只占了43.3%,而华人以及印度人各占了44.9%和10.4%,华人是当时的主要族群。在中共的支援下,马共甚至一度派人到北京见毛主席,学习革命思想,革命成功的几率极高。要不是邓小平后来撤回对马共的援助,马共绝对有可能在与英国人交手中占上风。这种东方世界的论述或许就是后来马华作者写作《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的灵感之一。 ◢不成气候?没有执政经验? 但是在西方世界的历史论述,马共在早期只是一个不成气候的政治组织,就算后来与英国人合作抗日,也没有任何出色的战役。他们当时的战略以收集情报和骚扰游击战为主,鲜少对日本人造成严重的打击。在日本投降以后,马共的活动踪迹大多数在丛林山脉之中,并没有建立起任何永久的执政基地甚至执政经验。根据前总书记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的描述,当时最轰动的英国驻马最高专员刺杀行动其实只是歪打正着,他们在刺杀时并没有预料到最高官员的存在。 马共在《合艾和平协议》以后已经成为了历史。在官方论述缺席之下,马共成员口诉的历史会议和东西方社会各自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不统一甚至南辕北辙的马共历史。无论如何,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就算马共能够成立理想中的“马来亚共和国”,或许也只是昙花一现。历史虽然充满了偶然,可是如果放在大时代的环境之下,马共的分崩、失败是必然的。这是由于马共的主要成员,甚至是斗争理念,都与马来亚的风土人情格格不入。 在官方政治史仍然缺席的情况之下,马共的功过或许只能是马华作家写作的题材之一罢了。
10月前
1年前
【读家精选】阅读黄锦树以下文章,仿佛走过马华文学的百年历史长廊。他简单扼要点出马华文学的前世今生,以及格局。不啰嗦,且一针见血。 马华文学的存在,有它历史的偶然性。很难说它和19世纪传教士的白话翻译活动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毕竟传教士的活动很难说不是大英帝国殖民机器的一个部件,福音、大砲和条约一直是三位一体的,有它自身一贯的“启智”议程;同时期清朝游宦士人的旧体诗文,即便可视为华文文学复系统的一个次系统,也很难说是华文文学的源头。在它南渡时,在它的发源地,它即将被全面的、系统性的替代。虽然,它被边缘化后,作为中文文学的次系统,依然有相当强韧的生命力。 ◢中国文学思潮,影响着南方 华文“新”文学和中华民国这亚洲第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一种全新的国族自觉脱离不了干系。民国“国语”、“国文”之发明,白话文读写迅速体制化,在扫盲的同时,也大大减低了写作的门槛,缩短了手与口之间的距离。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南来文人还是领航员,甚至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思潮、文学风格、主题、手法,也随之南迁,持续影响着南方“边疆”。而现代中小学华文教育体制在南洋小镇的遍地开花,也有利于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促长了以华语-华文为中心的民族自我认同。 紧紧跟随着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内含的反封建、妇女解放、人的觉醒、启蒙等命题,也随着文人及白话文写作南迁,甚至构成殖民地华文写作之最原初的动机。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左翼文人大量南下,更强化了反殖的面向。与“内地”论述亦步亦趋的左翼现实主义很快取得文化上的主导权,“反映现实”此后成了此地华文写作的根本道义。 ◢走向建国,“双重任务”消解 关切祖国抑或居住地、中国意识和本地意识之间的拉锯也一直延续着,地方色彩、南洋色彩的本地意识写作相较于“侨民文艺”(写中国题材),这样的争论也一直是政治的。在殖民地时代,华文知识菁英主张南洋华侨的“双重任务”(同时对居住地和祖国都有政治责任),也要到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宣布不承认华人双重国籍后,方被迫划下句点。当马来亚走向建国,双重任务自然消解为单一,甚至唯一“任务”。本地意识也自然转化为“马来亚意识”(国家意识、国民意识),不管什么主义,均自然转化为“爱国主义”。 南洋殖民地在二战后20年间纷纷独立建国,那之后,民国的国语国文在那些新兴的民族国家里,只好去除其“国”字,表现为纯粹民族化的形态。但它的政治性并没有随之淡化,甚至反而加剧。当华语文被排除在大马官方语文之外,当民族国家确立了国家教育体制和文化的马来化之后,华语文在国籍之墙内存在上的不政治正确,反而更形尖锐了。此后华语文的使用,带有强烈民族自我认同的意味,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多年以后,在这凡事需考虑马来人感受的国度,华语文即便和爱吃猪肉、用筷子、坚持祖先崇拜一样,被归类为顽固的外来性表征,大概也不过是刚好而已。尤其是在那没完没了、令人疲惫的马哈迪时代。 ◢513后,许多题材缺席了 “五一三事件”后官方划定的敏感问题——关于种族、宗教、马来人特权、马共等等题材,在马华文学里均长期的隐遁、缺席。这对以“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为金科玉律的马华现实主义而言,自然是个无情的反讽。现实既然如此,似乎也莫可奈何。如果不晓得隐微表达的技艺(旧体诗和现代主义其实都有那样的装备),就只能保持沉默。那集体的沉默确实令人心痛的反映了某种严酷的大马现实。 如果从1920年算起,马华文学的历史到现在也超过100年了。这期间争论没少过,但有文学史意义的或理性意义并不多,多的是无聊的争吵。可以一记的诸如:1939年的“几个问题”、1947至1948年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侨民文艺大论战,1960年代的现代诗论战、90年代的经典缺席论争、断奶论等,多关涉马华文学的自我确认、被认可、评价之类的“存在感”问题。 马华文学的初始,是一种地方文学。地方感和地方特色、地方经验仿佛是它最自然的本真状态,也是文人用以确认马华文学殊异性的初始要件,乡土是它的另一个名字。但地方感经常是一种浅薄表面的历史经验。 马华文学的地方色彩写作开始得很早,从19世纪晚清游宦士人的竹枝词,20世纪南来文人的采风、“食风”,一直到建国后土生世代的乡土写作。它可以是一种异乡异闻,也可以是一种本土意识、爱国意识的体现,一种最表面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1960年代开始,留台(航向孤岛民国)给马华文学带来不同的生机。但也有人认为它不够本土—— 不够土,不够简单,不够朴拙,太过“文学性”。 ◢太关心社会,没关心自己 悠悠百年,有名姓可考的马华写作人不只千人,累积的作品可以堆满好几个书架。但是否能超越地方文学的格局,还是很不乐观。长期以来,它都太过关心社会、政治,没什么时间关心自己。 身处世界文学边缘之边缘的阴影地带,马华文学是否能超越地域的囿限一直是个艰难的问题。不少前辈先贤一直渴望用“自身的标准”来评断马华文学(“以马华文学为方法?”),但拈出的现实主义论仍然是中共革命文学的拙劣模仿,一种“大国理论”的山寨版。其实我们所有资源都是外来的(当然,包括“小文学”论、离散论什么的),几十年间文学的细微演变动力也都来自外部资源,诸如现代主义,美食文学,旅行文学,性别写作,到“后现代主义”。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不必担心它们会影响马华文学的“纯度”。把门都关上了才是问题。历史证明了,那总是等待被反映的“现实”本身很难促进文学的自我更新。 百年来,在这块季风吹拂的土地上,有人南来、有人土生;有人北归,有人北漂;有人西迁,有人东移;或浮或沉;或不知所终,或葬于斯。其实很少人会去写作,读者也一直很少,编个相关读本还是有必要的。 (按:原题为〈南方〉,标题为编辑自拟。)
2年前
2015年,黄锦树得第13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奖金2万令吉。他向大哥黄金正募得2万令吉(母亲的手尾钱),二姐黄彩云也捐了1000令吉,他想把这些钱都交给我,“支援出版工作”。 交钱过程可以一记。锦树2017年2月13日返马,应中文系主任许德发邀请往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讲课,抵步后托接机的德发带给我一罐茶叶──那是他台湾居处埔里附近的日月潭红茶。虽然心中有数,但打开茶叶罐后还是咯噔一下。两个厚信封,分装新币和马币。第一个信封,是锦树扣税后的奖金──星洲日报以美元汇入锦树户头,他取出新台币后,联同二姐的1000令吉,再添些钱折合成新币7000元。第二个信封写着马币2万,细算只有一万。那信封也装不下2万令吉啊,想来是弄错了,通知锦树,他说应该是大哥抽掉一半,回台后会汇款给中学同学廖宏强,托他补足。 隔天我把新币换成马币,把钱都存到银行,加上后来宏强转交的8300令吉,合共4万。 2月16日,原本在吉隆坡月树书店为锦树安排了分享会,但他那时还受重症肌无力之扰,意兴阑珊,只好作罢。我们下午到同善医院探望林金城,驻院年轻中医师竟是锦树书迷,我为他们拍了照。晚间约了朋友饭聚,顺道谈谈钱的用途。那晚出席的有梅淑贞、彭早慧、方路、许德发、张惠思、黄俊麟、张丽珊、杨嘉仁、方肯和周若涛,大家都看见锦树上一句话刚说完,下一句眼皮已经垂了下来。饭聚地点在八打灵再也马大医药中心对面、金城家后边的Sri Paandi印度餐厅,以前和金城来过多次,他的新书印好后还在这里签过书,引来侍应央他合照。我们把masala tea喝成masalah tea了。 锦树出钱又出力 饭后,我载锦树到白沙罗Uptown一间嘛嘛档与方路喝茶。送锦树回Somerset酒店后各别驱车回家,途中方路来电,说出了车祸。地点在白蒲大道通往SS2的隧道,我到达时看见方路的车被撞得掉转了头,幸好人无大碍,只是颈项不太灵转。对方不认错,一起到了警局,星洲总编辑郭清江还来支援。完事后我陪方路看医生。这些诊所那些医院,还真是都越来越靠近了。 扯远了。 我的原意是办个出版基金,除锦树钱,有人出版社和另外三家出版社各出4万,共20万令吉,每2年一届以利息(那时定存利息有4-5%)筹办“新书文学奖”,得奖者除了有奖金,该著作可获出版社重金打造。 可惜奔走不果,只有大河出版社的宏强愿意以私人名义出资,加上有人,合共12万令吉,经有人出版社发行人杨嘉仁协调,成立了LLP公司,到银行开了户头储息。钱少事难为,辗转数年,2019年大河出版社歇业,宏强抽身,计划中止。锦树的钱转入有人出版社,转作资助出版。 张锦忠新书《查尔斯河畔的雁声──随笔马华文学二》是第一本获得资助的书籍,此记,谢谢锦树,这是出钱又出力了。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