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个朋友去瑞典，站在路边观看游行示威。适逢大选前夕，愤怒的年轻人正在发表政治演讲，表达对现行体制的强烈不满。同样年轻的听众掌声不断，旁边一位中年人对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说∶“他们啊，生在自由社会，却想死在极权社会。”

这是一个愤青“泄愤”的场景。从这个场景中可以定格出若干角色∶站在舞台中央的演讲者，是慷慨激昂的愤青领袖；他的身边是持不同政见的愤青，以及看热闹的围观者；更远一点，是对他们言行不以为然的中年人；然后，是一个看客的国际人士。

无论什么时代，也无论什么社会，都必然有愤青。青春的喉咙总是在大声疾呼，年轻人的热血从来都容易沸腾。这是年轻人成长的过程。

但近年来中国的“愤青”颇不寻常，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格外关注。他们让曾经也是愤青的中年人难以容忍，甚至认为他们玷污了“愤青”这个好词，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相当愤怒地称之为“粪青”。如果说这些中年人缺乏包容的话，见惯了年少轻狂也不怎么讲究敬老文化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愤青言行表现出更多的讶异，甚至感到心惊胆战。显然，这是一种既有别于中国愤青传统，也不同于西方愤青文化的独特现象。

“愤青”在中国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并不是指所有心怀义愤的青年，而是指其中的这样一部份人∶他们获取讯息的管道单一或拒绝更多的管道，把来自教科书上的爱国主义观念当做神圣信条，对西方社会“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深信不疑，也对国内的官僚腐败、为富不仁深恶痛绝，往往用简单粗暴的语言和行为攻击心目中的敌人。他们往往没有太多正式的舆论平台，也对建立这样的平台缺乏能力或不感兴趣，因而钟情于网络论坛或新闻跟帖，多以匿名形式发表意见。

我并不完全否定当代愤青的价值。他们和前辈或他国愤青共享一种意义，那就是展示了难以遏制的表达欲望，以及对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决策的强烈冲动。他们的“仇官”、“仇富”甚至“仇专家”，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被仇视者起着警醒作用。他们的“人肉搜索”，至少让个别官员未能逃脱惩罚。

让这些价值大打折扣的，是愤青们深刻的内在矛盾。首先，他们急于表达，却不会表达。愤怒并不等于粗暴，年轻也不等于无知。但很多愤青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或者说他们只能合而为一。无论屈原、李白，还是济慈、雪莱，古往今来很多诗人都曾是愤青，他们以忧时感世的愤怒心情写下了优美而深沉的诗篇。今日之中国，愤怒不再出诗人，而只生产脏话了，这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年轻人求知欲旺盛，学习能力也很强，对讯息开放有天然的需求。但很多网络愤青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学习能力早衰，满足于来自教科书上的少量知识。这是又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方。

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政治生活，年轻人学习正常发言的机会都不多。课堂不兴辩解，街头更没有演讲。到了网络论坛，他们首先学会的是“潜水”，或者变换“马甲”，这对学习交流显然没有好处。

这就说到了第二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愤青们缺乏反省的能力。举例来说，他们饱受诟病的，是言行中体现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民族主义本身就来自他们要反对的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