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台北参观过壹传媒的“媒体工厂”，对其创新能力叹为观止。黎智英强悍的“市场逻辑”，对于民主转型之后仍然在政治阴影中困斗的台湾媒体来说，无疑具有革命性的冲击。他曾经骄傲地抨击台湾的“文人办报”：“台湾的读者被忽略了，做传媒的没有想过读者要什么，只想到自己要给读者什么，你真的问过读者吗？真的知道读者要什么吗？”

有批评者指出，《苹果日报》预设了读者趣味低俗、思想浮浅的提前，对于读者名为尊重实则贬损。其实，该报一直有跳出党派纠葛、大胆直言的评论文章，尽管这也常被批评为“消费政治”。

放进媒体历史中看，这种“妓院旁边开教堂”的做法并不新鲜。上世纪初期，美国现代媒体业先行者普利策也曾为自己办的“黄色小报”辩解，他是先通过耸动的低俗新闻抓住读者，再让他们看一些事关民主政治的严肃调查报导和评论文章。

与台湾的媒体历史类似，美国“黄色小报”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是对于党派报纸传统的矫枉过正，打的也是走出政党控制、满足民众口味的旗号。

显然，当时美国的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对此状况并不满意，主流大报开始转向新闻专业主义，以客观公正的报导和严肃认真的批评服务公众。在公共服务的专业标准中，政党控制、资本干预和色情暴力等低级趣味都令人蒙羞。

今天的台湾媒体，大多陷入这3种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身为一个旁观者，我也时常为我尊敬的台湾同行感到害羞。

既然台湾的民主政治深受美国影响，我自然也有期待，以为台湾媒体也会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很快走出“黄色小报”的泥沼，做出令人羡慕的华文媒体范本。

然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台湾媒体面临历史性的新问题：一是新技术对于媒体观念和格局的改变；二是资本全球化时代媒体更加弱势；三是两岸政治对于台湾政党及媒体的影响。三者盘根错节，互为表里。

中共是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在两岸关系上亦是如此。台湾目光短浅的政客，也总是巴望从中获利，从而成为共谋者。他们一起夸大了中共的威力，让台湾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悲苦守护的心态。台湾的媒体不仅有被直接用金钱收购的危险，也由于资本的短线操作而导致人才短缺，更因为政客塑造的两岸氛围使得媒体人丧失了文化自信。

政治、资本和黄色新闻一样，对于读者的控制手段，大多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恐吓、收买和弱智教育，也正是这60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

和过去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测相反，不是民主的力量战无不胜，而是全球化和新科技让专制者更方便地利用人性的弱点，攻城掠地，得心应手。这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事件：谁主布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