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是明代中国的一大盛事。不论明成祖当年的主观动机为何，他采取海洋进取的积极态度，标志着中国重新建构亚洲区域国际新秩序的企图心。

吾师郑永常教授在《海禁的转折：明初东亚沿海国际形势与郑和下西洋》一书指说，郑和下西洋使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转化为东亚的国际体制的新规范。这是意外的收获，也为中国在东亚区域建构出近500年的国际框架以便安身立命。明清两朝就是以这种优惠的朝贡贸易政策与东亚国家交往，维持着东亚海洋上一定的和平与稳定。

或许大家会好奇，在这广涉东亚和东南亚海域的经贸往来，当时的国际语言是什么？我的看法，那应是“多语”世界，但中文肯定是重要语言。

在此，介绍一个在此朝贡体制贸易圈中崛起的小国：琉球。亦即今之日本冲绳县。琉球，位于日本九州之南，台湾以北，西隔东海望向中国东南。它曾经是个独立王国。明朝时期，琉球是与中国关系最为亲密的海外藩属，并且利用与明朝的朝贡关系，积极地示诚，派遣学子赴中国求学，主动学习中华文化。与此同时，明朝政府也给予琉球多项经贸特权，准其进入中国境内市场采办陶瓷和丝绸等货品。琉球遂以其特殊的中介转卖贸易方式，跃升成为亚洲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中介国家。不仅与中国、日本有频繁的往来，甚至连东南亚地区的安南、暹罗、爪哇、旧港和满剌加（亦即马六甲王朝）等，都是琉球的友好贸易伙伴。

这段辉煌的历史被保存记录在琉球的《历代宝案》。现存的《琉球历代宝案》收有1424年至1867年共计443年间，琉球王国与海外诸国往来的原始公文，是琉球与其邻国交涉档案之集成，是一部研究琉球王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关系史上最宝贵的原始资料。有意思的是，《琉球历代宝案》所收公文，不论是琉球国王写给各国的咨文，还是其他国家，包括东南亚诸国（如暹罗、满剌加等）国王回彝给琉球的咨文，全是用“中国文字”书写。徐玉虎在〈琉球历代宝案之研究〉指说：“此点充份说明‘中国语文’，是当时远东地区国际间共同使用之语文。”

这种语文格局的使用，与琉球奉中国明朝为正朔有关。惟其通使交易活动，亦与华人移民集团有关联。琉球华人移民集团（俗称的“闽人36姓”）在琉球之外交和国际贸易发展上，尤其是对航海技术之提供、外交文书之制作，语言翻译及外交礼仪等方面，都居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华人大多居住在琉球的久米村（今冲绳外岛），形成一个相当特殊的移民聚落。

此外，东南亚诸国的海洋贸易活动，其实也有不少华人移民参与其中。可以推断，琉球与东南亚的贸易结合方式，实际上是由琉球国王室、东南亚诸国土著以及华人移民集团之相互结合所形成的一个广阔的海洋经贸网络。

另一值得留意的是，为了配合当时形势发展，明朝政府除了设立会同馆，还设了四夷馆，培养大量翻译人才，以应付各国公使之到来，并暸解沟通海外事务。

会同馆内有精通各国语言（包括擅于传译马来话）的通事（类似翻译官）。马来词典编纂专家杨贵谊就曾指出，华人与马来语文的交流，可上溯至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时代。一本《满剌加国译语》（其现存最早的校注本为明朝嘉靖年间），收录了482词汇，可以说是至今发现最早的马来语词典。杨贵谊推断，这本词典的集成，应是明代四夷馆的一项集体编纂成果。

很可惜这本书的原版，未得见。倒是大学时代在图书馆乱翻古籍，在玄览堂丛书搜得一本明朝万历16年刊本，由张天复所撰《皇舆考》。其书卷12〈四夷．满剌加条〉有记其国“译语：呼天为安剌，地为布迷，日为哈利，月为补蓝。”

时在异乡，读到这段文字，格外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