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角色乃是个发展的过程。古代的政府主要负责基本的秩序，例如敌国的入侵、国民的叛变、国家的集税、盗匪的遏制等。到了近代，由于科技的进步，政府能力增强，政府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职能才告强化，政府对人民的生活才开始有了调控之权；人民喝到清洁的水、呼吸到清洁的空气、饮食到安全的食物等，也才成了政府的责任。

政府调控人民食衣住行的安全，乃是近代发展出来的政府功能，而这些事都涉及公司的商业行为。在近代之前，公司的商业行为乃是商人们各凭良心，有良心的商人讲究“真材实料”、“童叟无欺”，不会贩卖“伪劣商品”；古代的一些老字号商家或许比较“各凭良心”，而其他商家则多半“各凭本领”。近代美国的中国通，塔克曼（Barbara Tuchman）早年就指出，在1911到1945年，国民政府在中国对经济型犯罪即完全袖手无为。

因此，中国从古代开始，政府对商业行为即没有进行调控。

商人固然有很多诚实的人在“各凭良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诚实做生意，但更多的却可能是“各凭本事”在捞钱。遂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骗子文化”，它是商人行为真正的“潜规则”。如果我们去注意一下古代的许多札记与笔记小说，当可发现中国的通俗语汇里，与“骗”有关的语言特别发达。

古代中国多“黑店”，最夸张的是居然有店会卖“人肉包子”，至于挂羊头卖狗肉、偷斤减两、乘伪行诈、连唬带骗、干萝卜当人参卖等均常可见，买卖的名实不符，似乎以唐代的“挂牛头卖马肉”为始！

民间的伪劣商品买卖，到了近代已成了政府的管理责任。可是人们也知道，这种公司管理言之容易，但做起来极难，它需要有许多先决条件。政府要有许多人力从事商品检查，但现代几乎所有的政府，对这种贩售伪劣商品的白领犯罪都不用心。

前几年加州大学教授赛门（David R.Simon）在《菁英的偏差行为》（Elite Deviance）一书中即指出，当今每个政府都只重视蓝领阶级的街头犯罪，如偷打抢杀等，而对白领阶级的公司犯罪，如贩售伪劣商品等，则因为执行成本极高，而且伪劣商品尽管有害，但并不会立刻死人，政府遂都马马虎虎，不那么积极。而且这种公司犯罪，除了政府外，民间的消费者也必须提高警觉，督促政府。这就涉及公民团体的专业化。而今天的两岸三地，公民团体的参与监督仍然不足。

汉文化对商业的管理起步极迟，因而长期以来遂形成了一种“骗的文化”。汉人谈到商品名实不符等欺骗的行为，都有意无意中对骗人的奸商透露出佩服的语气，他们很奸诈，但也很聪明，所以才可诱使别人上当。

至于被骗的受害者，则被说成是“笨”。古代汉语里，只要说到有人买到假货、烂货、上当受骗，最通常的说法就是这些受害者很笨。他们是大头呆，是笨头、冤大头，甚至更糟糕的还说这种人是贪便宜、偷鸡不着蚀把米。汉人的语境里，对于人的被骗，缺少了清楚的公是公非之心。由于汉人社会对于“骗”这种行为欠缺了义正词严的伦理责备，反而对这种人的狡诈聪明做了扭曲式的称赞，遂使得汉人社会里“骗”这种行为一直持续至今。

汉人社会并不思考现代性的伦理价值，一切都草率马虎，人们认为骗人的聪明巧诈，被骗的是笨蛋冤大头，这就形成了一种间接鼓励行骗的文化。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文人张应俞主编了一本骗子百科全书《杜骗新书》（亦称骗经），就列了24种骗术，伪劣商品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利用别人的轻信而去行骗，这乃是骗术的第一原则。人们相信做生意的都会老实经商，而奸商们就利用大家的善良轻信，去卖各种伪劣商品。近年来，台湾在食品上骗子特别发达，从塑化剂、伪劣米、假淀粉、人工香精到伪劣食用油，现在又见馊水油，台湾饮食的欺骗与食品管理的无能，已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前阵子，美国长岛大学哲学教授斯图尔（Karsten J.Struhl）及其夫人，合编了一本《当代伦理学诸面向》论文选读，其中有一篇讨论公司犯罪的论文。该文指出，西方从19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发达开始，就对公司的诚实伦理非常着重，产官学都强调商业的诚实。西方的公司当然也有许多缺点，但至少没有人敢去做馊水油这种极为恶劣的事。台湾爆发馊水油这起极荒唐的案件，我真正关心的是：台湾的公司为什么那么斗胆，用这种馊水油来骗人？台湾真的是个人人各凭本领骗人的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