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文报记者,很多时候是在翻译新闻。
纸媒发达经济大好的年代,槟城是一个会议中心,许多国内外大会在槟城举行,不要说各政府部门的大会,单单一个理科大学各学系就举行很多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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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报不像英文报,或马来文报可以直接引用大会宣传稿和讲稿的文字,而是要适当的转化为华文,有时候只是大会的叫法就叫人绞脑汁。
今天回想起来会觉得很好笑!华文报有一个有闻必录的传统,一般上记者的新闻稿只要没有明显的大错,不触犯法律问题都会在稍微改动之后照登,这些大会书呆子式的说词也原文照译和照登了。
经常会有这样的状况,即使你精通马来文或英文,读起大会书呆子式的文字都会觉得似乎讲了很多东西,却不知道讲甚么。
华文报记者会选一些莫名其妙的重要内容翻译,写成洋洋大观看起来很有份量的新闻,其实这些都是断章取义敷衍了事的新闻,只要有新闻就了事。
如果写这些新闻的记者曾经跑警方意外新闻,以一贯我们读了警方24小时刑事报告之后的炒新闻方式,写成人们看得懂读了很有趣的新闻,这些全国大会或国际会议应该不乏有趣的新闻。
这也就是说,并不是记者不懂得怎么更好的处理大会新闻,而是陷入了一个刻板的框框,大家都约定俗成的写烂新闻。
原因很简单:过去的新闻版位太多了,广告也多,需要一些似是而非的新闻塞版位。
处身我国多元语文社会,华文报记者习惯了翻译的工作,翻译遂成为钱不够用时的主要外快。
我过去赚过很多翻译的外快,曾长期做槟城消费人协会的翻译,一度火力全开,这单一来源的外快收入比报馆的收入高。
有一次朋友骂我稿费收得这么低破坏行情,我的答案不是为消费人作出贡献的大义凛然,而是难得每月有固定的外快收入,不必计较。
那时的报界翻译外快公价是一张稿纸的文字80令吉,一些报界朋友接得多,会找几个朋友分担,有钱一起赚。
早年我也接政治人物的翻译,他们会很慷慨的给稿费,可是多数是很紧急的最后一分钟稿,今晚交来长篇大论的原文稿件,明天一早就要华文翻译稿。
一般上是政治人物的秘书与我接洽,我很好奇,却没有这样的问过:“我写专栏得罪过你们的老板,老板知道是我翻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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