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强／后默迪卡时代的建筑思潮

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现代主义的都市建设及大量新式建筑涌现，尤其在首都吉隆坡，许多新式的酒店及办公建筑涌现，社会文化表面看起来相当开放且进步，到处呈现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然而过了不久，现代主义的简约性削弱了族群的文化及历史意识，反而使一些族群产生族群地位没落的危机感，最后形成一股反思浪潮。

事实上，在独立的前后几年，各族群在政治上已经有相当明显的排挤及角力现象，每一个族群都希望可以在政治上争取到最有利的地位，为了巩固自身在政党里的地位，一些政治人物开始操作族群文化情绪，以族群危机或困境等政治口号争取出位。到了1965年，新加坡因族群政治的现实问题脱离马来西亚，尔后在马来西亚以马来精英主导的执政党巫统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其中，进步派主张多元融合政治概念，而保守派则坚持维护马来民族的基本利益以及在国家上应享有特殊地位。如此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得族群的文化意识重新抬头。

1969年，巫统内部的意识型态之争以及族群政治的对立，最终酿成513事件，在吉隆坡几个地点爆发了激烈的族群冲突。当时官方对513事件的发生归咎于各族之间的政治以及经济能力差异，遂而在1971年推行以扶助土著为主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及国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e Policy），将马来民族及原住民统一称为土著（Bumiputra），在各种政策中赋予优先的地位。

尤其在文化政策当中，政府为了巩固族群的地位，以马来及伊斯兰文化为国家文化发展的主流价值，其他文化在不影响土著文化地位的前提下，可以纳入国家文化发展体系之中。在实行国家文化政策之后，政府将资源投入在土著文化建设当中，其他族群尤其华、印裔渐渐感受到被政府忽略，甚至受到压迫，进而引发不满的情绪，这些局势的变化使得一些族群在1980年代后，透过各社团组织串联，兴起文化复兴运动。

都市建筑景观的变革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马来西亚的建筑思潮，在70年代迈入80年代时，产生了一些关键的变化。首先，在新经济政策及国家文化政策的影响下，各族群的文化意识重新抬头。由于代表马来人的巫统掌握了大部分的政治资源，因此在官方建筑方面皆以凸显马来民族文化，或是以伊斯兰符号为主要图腾，大量应用在公共建筑、政府机关以及官联公司办公大楼上。

这个现象在敦马哈迪担任第四任首相时尤为明显，一些大型建设，例如：巫统大厦及太子世界贸易中心、土著银行、国家图书馆、国家音乐厅、国家美术馆、大地鸿图计划（Daya Bumi）办公大楼、马来亚银行，以马来传统建筑样式，或伊斯兰建筑语汇，以凸显此两者在国家的特殊地位。

此外，敦马积极推动官联企业私有化，将吉隆坡市区的一些公有土地与财产赠予官联公司，作为发展的经济资本。由于官联公司被赋予开发的权力，加上有政府为强大后盾，因此强势的发展动力有如推土机般驶入吉隆坡旧市区中心，一些重要的历史建筑及设施都难逃拆除的命运，都市空间开始出现剧烈的变化。

到了1990年代，政府推动多媒体超级走廊，以吉隆坡双峰塔、吉隆坡国际机场为端点，沿线开发布城及赛城，当中新政府大楼的设计，例如首相署、司法宫、财政部、布城市政局等多以突显马来及伊斯兰文化为设计原则。

这一股由强大的民族情感促成的城市及建筑景观，象征着一个大时代，到目前为此，这种文化情绪还在持续着，建筑设计样式背后代表的民族文化精神，超越了理性思考，包括合理的平面规划，适当的结构造型及材料估算等等。简单的说，到了今天，我们还在为了513事件所激起的民族情绪代价买单，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