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学生纪律败坏，校园歪风难治的情况下，有人说，要阻止天使变成恶魔，唯有藤鞭教育可以整顿校风，但是反对的人觉得爱的教育更有效。
在2001年儿童法令下，体罚学生是禁忌，最近两名教师因为鞭打学生被控上庭闹得沸沸扬扬，也在教育界敲醒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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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执教中学30年
曾经在中学执教30年的退休教师，目前在柔佛州新山担任少年法庭顾问的再纳莫哈末尤索夫表示，体罚不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非对每一个学生有效，但至少有所帮助，关键点在于不仅对付坏学生，也保护品行良好的学生。
“好学生看到老师严格，知道越线就会被惩罚，对他们更公平，如果他们看到学生做坏事没有被对付，会心想‘做坏事也没人管’。”
再纳受访时说：“适度的体罚包括鞭打，不是为伤害学生，而是教育他们。”
作为少年法庭的顾问，他接触过的少年罪案包括偷窃、飙车或抢劫等轻型罪案，比较严重的罪行是强奸，惟很多情况是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但女方家长不接受而报警。
少年法庭顾问的角色是在社会福利局完成少年犯的福利调查报告后，针对少年犯受到的影响，向法官提出通知与建议，相等于判刑前的“第二意见”。
他的执教生涯接触的是等着雕塑的学生，在法庭则看到走入歧途的孩子。
时代不同为师不易
难道没有“籐条教育”就管不了学生吗？他的见解是：“以前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时代变了，挑战也变了。以前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媒体，比较容易控制学生，以前学校有更大权力管教学生；现在不行了，家长会上报章、上社媒控诉老师，向教育部施压。”
他形容在现有制度下，体罚学生如同“过五关斩六将”困难重重，“你必须先见学生，再见家长，后送辅导，全部按程序走。有时召见家长，家长根本不来。”
他强调，在惩戒理论上，唯有及时体罚才有效果，拖延一两个月依程序履行，会把效率拖到无效。
“我们那一代会怕老师，现在没人怕了，学生把学校当成派对，加上取消考试，剩下大马教育文凭，重要性又不如以前，学生没有终点压力，就没有了方向。”
他说，许多教师担心被家长告发及被控告，干脆只教书，不教育，明哲保身。
体罚仅威慑 缺引导
林勇勇：应教学生表达情绪
校园暴力事件升级，敦促学校恢复体罚的呼声越来越大，但心理谘商学家林勇勇不认同。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做法去应对当下的问题，体罚只能带来短期效果，并没有真正教导孩子如何做正确选择。”
他表示，当孩子做错事被鞭打，他只学会“不能这样做”，却没有学会“我该怎么做才对”，所以体罚没有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行为模式，也无法教导他们如何表达情绪或解决冲突。
“体罚还有几个现实问题。第一，它要在监督情况下才有效，例如纪律老师在场时，学生会表现得很好，老师离开他们就恢复原样。家庭也一样，父亲在时孩子会乖，父亲不在时又照样犯错。”
其次，惩罚的强度会不断升级，心理学称为“反应恢复”；林勇勇说，老师鞭打学生开始时可能有效果，但时间一久，学生不再害怕，于是老师无意间增加力度；最后可能会演变成过度体罚或虐待。
勒令退学脱离监督更危险
他也不赞成把问题学生赶出学校，“这看似是立即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让他们脱离监督，陷入更大的风险。”
孩子失去结构化的学习环境，会与问题朋友混在一起，甚至卷入更高风险的行为。
他认为，学校需要建立更完整的干预与支持机制，包括及早发现行为问题，教导学生情绪管理和冲突处理技巧、与家庭和社区合作，为高风险学生提供持续的辅导与监督。
装电眼可减机会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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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宣布的8大强化校园安全措施，其中一项是在全国重点校园安装与升级闭路电视，加强走廊、宿舍、死角区域的监控。
林勇勇认为，从犯罪学角度来看，此举重要举措，某种程度可以减少“机会型犯罪”的发生，但难以阻止有计划的犯罪。
他披露，犯罪学的“日常活动理论”概念下，一宗罪案必须具备3个条件──有犯罪动机的人、合适的受害者或目标、缺乏监管者或守护者，犯罪风险才会大幅度提高。
“如果一个学生有动机，如情绪受挫、被拒绝等，有机会接近一个脆弱的目标，例如独自在教室或厕所的同学；周围又没有老师、同学或保安，就形成犯罪机会。”
他强调，如果有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即使不能“实时干预”，也会产生一种“被监督的感觉”，让潜在的加害者更犹豫、减少冲动行为。
建议学校引入社工
林勇勇建议在政府学校引入社会工作者的体制，一旦发现问题，社工马上介入，并与学生、家庭及社区合作，进行辅导、家访及个案管理，使问题在萌芽阶段被处理，而不是等悲剧发生才来补救。
“曾有一位学生填写心理筛查问卷时，焦虑与抑郁分数偏高，我留意他常情绪低落，有一天在校园看到他神情不对，我上前问候，他才透露有轻生念头，我立即把他转介给学校辅导老师。”
符奕胜：沟通失当引冲突
说话前须先理解
校园冲突往往起于沟通失当，尤其是语言暴力常被忽略，有时一句无心的玩笑，可能会深深伤害别人。
吉隆坡警察总部防范罪案及社区安全组副主任符奕胜助理总监表示，所以学生必须学会“说话前先理解”，因为每个人接受程度不同，所谓的玩笑、调侃、甚至外貌评论，都可能在他人心中造成创伤。
他指出，预防校园罪案的关键不在惩罚，而在教育。
“我们希望学生懂得说话的分寸，也知道如何表达情绪、如何求助、如何互相守护。”
对于被言语冒犯或伤害的学生，也要学会心理调适，不必把单一的言语攻击视作自我否定。
“一句‘你不好看’，可以当作动力让自己更好，而不是沉溺在受伤的情绪中。”
鼓励求助勿忍气吞声
他指出，若同学持续重复冒犯或嘲讽，就构成欺凌，不应容忍或忍气吞声。
“被欺负的学生一定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他呼吁学生勇于求助，可以向信任的朋友、老师、家长倾诉，必要时可直接向警方报案，因为每个学生都有被保护的权利。
校园安全旁观者扮要角
他也强调，旁观者在校园安全体系扮演关键角色，每当受害者被欺凌，因为创伤或害怕而沉默，这时旁观者必须挺身而出。
他说，旁观者不是要与施暴者对抗，而是向学校、老师或警方反映，或者把线索交到校园的资料柜台，让有能力的人介入协助。
校园安全并非靠警察驻守或惩罚机制维系，而是靠理解、沟通与共识建立的文化。
“坏女孩”现身说法
饱受欺凌 缺乏关怀
乖宝宝也会变恶魔
天使变成“恶魔”都会经历一段路程，其实每一个被欺负的孩子，都可能在没有引导下成为下一个施暴者；而每一个施暴者，也可能曾经是被世界遗弃的受害者。
“恶魔”没有性别之分，就像专案小组访问的一位女生，是从一个被霸凌的受害者，变成霸凌者的一个例子。
陈小姐受访时翻出深埋心里多年的痛，是希望自己的遭遇可作为借镜，告诉所有父母亲：再乖巧的孩子，也有可能变成“恶魔”，如果少了一份关心。
小学三年级时，她从城市转校到家乡的华小，父亲是神庙管理员，弟弟天生残疾，这样的家庭背景，让她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她说，在父母眼里，她是个乖巧、懂事、成绩优异的孩子，从不用长辈操心，但她心底藏着做梦都不敢喊出来的孤独。四年级她被编入“精英班”，本以为是荣誉的象征，没想到是噩梦的起点。
被全校孤立嘲笑
“老师当着全班同学指着我说：‘我不准你们和她做朋友，她是坏学生，会教坏你们。’”
陈小姐说，她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赶出了教室。自那天起，她成了全校孤立的对象。
“他们嘲笑我的外表，叫我‘肥婆’、‘黑黑鬼’，还说我是‘城市下来的臭鸡’。”
刀片自残后决定反抗
她每天上学像走进围猎场，走廊的窃笑、课桌里的垃圾，肮脏的作业簿，每一个事件像一把无形的刀刺着她，一刀又一刀，但她从未对父母提起，只能一个人哭，一个人忍。
直到有一回字典被同学撕成两半，她再也控制不住，泪水滴落在练习簿上，她发现“痛”不只是情绪，而是一种切肤的感觉。
“我拿出藏好的刀片，轻轻划向手腕，那一刻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死，还是发泄情绪，幸好那道伤口没要了我的命。”
但那天起她告诉自己：不要再被欺负了！她开始反抗，有人骂她，她就骂回去；有人推她，她就打回去。
“我长得比别人高又壮，渐渐地没人再敢惹我，我以为自己赢了。”
反击带来掌控感 学会霸凌
她指出，反击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掌控感，但那份力量也悄悄改变了她。升上中学后，她学会用成绩与言语压制别人，只要有人让她看不顺眼，她就会联合其他人排挤对方。
“我以为是坚强，是勇敢的象征，甚至有种隐隐的痛快感，好像所有恐惧都不存在了，直到遇到一名心理辅导老师。
“老师聆听完我所有故事后说：你一直活在过去的痛，只是习惯了那种痛，你必须学会原谅和遗忘，才能得到解脱。”
陈小姐还冷笑回应老师，“没必要，那些羞辱和伤害，是我坚强的养分，如果选择原谅和遗忘，谁还能保护我？”
后来踏入社会，身边人提醒她：“你就像一只刺猬，只要别人触碰底线，你就会用言语伤人。”
“那一刻我才觉悟，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成了另一种伤害，我不仅伤了别人，也不断伤害自己，我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变成当年那些霸凌者？”
找回当年被欺负同学道歉
她尝试和过去和解，不让情绪主导言语；她学会倾听，用同理心理解他人，最艰难的一步是她鼓起勇气，找回当年被她欺负的同学道歉。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原谅我，但那一刻，我觉得放松了。”
陈小姐说，她花了十多年才明白，坚强不能反击所有伤害，要学会原谅与放下，才能真正的疗愈。“不是遗忘过去，而是拥抱它，让它不再左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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