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的校园恶魔事件，让校园安全亮起红灯，连霹雳苏丹纳兹林沙也发声，指频频发生的校园暴力、霸凌、性侵、甚至少年凶杀等悲剧，反映了教育体系培养人性价值方面的失败，造成了精神危机与情绪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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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止孩子和家长有阴影，校园命案也让一些人一度出现集体焦虑的症状，他们对校园安全的信心动摇，许多和叶芯嫙不相识的陌生人，忘不掉这起案件带来的震憾，有的给她写了永远寄不出的信，倾诉悲痛和不舍，谴责凶手的残忍与冷血。
教育体制需要改革，社会需要疗愈，所有方面的态度要改变。
不能“出事才处理”
预防校园罪案，不能只等到“出事才处理”，而是把防线前移到家庭、校园与执法的日常互动里，警方将会更频密走进校园。
吉隆坡警察总部防范罪案及社区安全组副主任符奕胜助理总监受访时指出，当前最有效的途径，是让家长、校方与警方同时“改观念、动起来、常协作”，让小问题在滋长阶段消灭，别让它们发展成刑事案件。
他表示，预防校园暴力的8个解决方案，其中一项就是校园联络警员会定期走进校园，让它成为一种常态。
他表示，每所学校都有配对联络警员，每月入校最少两次，与校方固定会面、走访课堂、与学生问候沟通。
日常互动建立固定联系
他认为，日常互动可累积个案线索，避免“小案拖大”。
他直言师长必须彻底改变观念，不要再把警方常态出现在校园当有问题，而是改成预防优先，警方是最好的助力。
他认为 警方也要“多走一步”，被委以校园联络官的警员除了每月到访学校至少两次，负责的警官不应抱着“过场”的态度，而是与师长建立固定的联系渠道，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更深入了解校园。
他说，若师长需要警方陪同家访，警官也要灵活配合，例如穿上便衣同行，降低家长的紧张感等。
把性教育融入家庭日常
他说，家长在预防校园暴力的角色举足轻重，不能再把手机当成“安抚器”换取清静，要以陪伴来取代放任，时刻了解孩子在看什么、玩什么和聊什么。
“要付出可看见的关心，如不定期邀请孩子的同学到家里，为孩子举办生日会，了解孩子的朋友圈，从细微处观察孩子，更早察觉是否有异常的互动。”
家长也需抛弃古板的教育模式，把性教育和人身界限融入家庭日常里，例如当孩子到了能独立穿衣服的年纪，要教他们“不要让陌生人换衣”，父母也不要因孩子弄脏衣服指责他们，避免孩子把换衣这类行为转移到外面进行。
理解与发声是关键
他说，师长应抛弃“小事化无”的态度，不再将课堂口角、言语冲突、轻微推撞、早期结伙排挤等视为小问题，反之应该立即通报，让校园联络警员尽早介入口头劝诫与风险评估，避免学生以“打不到你我就到校外打”的心态把暴力带出校门。
他说，预防校园罪案的关键也在于“理解”与“发声”，教育必须强化施暴者、受害者与旁观者三方的责任意识。
8个预防校园暴力解方
1：校园联络警员常态走动
每所学校配对联络警员，最少每月入校两次，与校方固定会面、走访课堂、与学生问候沟通，必要时夜间顺路“亮灯巡校”提升可见度，传递“有人守望”的讯号；并通过日常互动累积个案线索，避免“小案拖大”。
2：轻微事件也要通报
推撞及口角等“小案”虽然不必都走刑事程序，但务必纳入校警联络渠道与辅导流程，由警方与学校对当事学生进行早期警示与辅导，形成记录，以便跟进。
“报不报案是第二步，先让系统知道、及早介入，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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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去污名“警察进校园”
警方将与教育单位联合向校方与家长说明，警察出现是预防教育而非“学校出事”的标志，鼓励家长观摩讲座、公开校警合作流程，修正形象顾虑，让合作常态化、可见化。
4： 家校沟通恢复教师权威
倡导家长与老师私下沟通争议，避免在学生面前削弱教师管教权，警方到校亦会向家长重申：“老师在教的是你们的孩子”，把关注点放在如何配合而非责怪谁。
5. 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校方可安排专家入校园分析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讲座，这类讲座可用浅白的问题，如“你来学校开不开心”等来了解学生的心理及情绪，再依据学生的状况进行校内辅导，必要时可和校外专家合作，以专业的方法纾解学生的情绪。
6. 以“偶像线索”识别风险
师长、家长和警察可通过与学生聊“喜欢的偶像或内容”，从而了解他们的社会观及价值观，了解他们是否对暴力等情况着迷，若发现异样，也可以及时引导他们改变观念。
若学生尚未有喜欢的偶像或内容，可引导他们寻找合适的偶像，从小塑造正确的观念。
7：营造“被看见的温度”
父母可用生活化方式了解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从而愿意敞开心扉和父母分享日常，父母也能通过经验为孩子提供稳定的认同与边界。
8：从小学就开始进行反暴力教学
把身体界限教育、反性侵、反霸凌与挫折教育往小学阶段前移，让不法者无机可乘。
“社媒严重化校园暴力”
符奕胜：实际上犯罪率逐年降
校园暴力事件看似严重化，但实际上18岁以下未成年犯罪率逐年下降，从2013年最高峰的7816宗案件，以及2006年逮捕最多少年犯（8127人），近5年来减至平均每年两三千宗案件，2023年只有2006宗，创下25年来最低纪录。
符奕胜坦言，近年来校园暴力看似频传，让民众容易产生“校园越来越危险”的印象，其实是社交媒体放大了冲击。
“过去学生之间的冲突都是由校方内部处理，现在发生了马上拍视频上传，民众接收信息的速度快了，感觉案件增加。”
透明度提高可当作警惕
他认为这不代表校园风险飙升，而是透明度提高，各方应当作是提醒的契机，更认真面对教育现场的隐忧。
根据警方及统计局的资料，在2006至2010年期间，我国18岁以下的犯罪率每年都是超过5000宗，2013年是25年以来最高纪录，即7816宗案件。
过去10年，未成年犯罪率首6年维持在四五千宗，分别是4569宗（2015年）、4886宗（2016年）、5443宗（2017年）、5294宗（2018年）、4833宗（2019年）及5342宗（2020年）。
从2021年起，少年犯罪率逐年下跌，分别是3457宗（2021年）、3013宗（2022年）、2006宗（2023年）、2442宗（2024年），今年截至6月有118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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