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香港资深记者江琼珠与卢敬华来到马来西亚放映纪录片《我们在此相遇》，讲述港马两地5个社运分子的故事。今年6月，两人带着续集《我们也许相遇》，继续说未完的续编。

纪录片似乎不只影响了港马两地的观众，一同出席吉隆坡放映会的主角邹幸彤看完片子后也大受鼓舞。

“你一个人在做，可能很容易迷失方向，信心没有那么大，可是看见其他人也在努力，可能你的决心会更大一点。”

●报道：本刊 刘存全

●摄影：本报 黄玲玲

两年前，香港资深记者江琼珠与卢敬华来到马来西亚放映纪录片《我们在此相遇》，讲述港马两地5个社运分子的故事。今年6月，两人带着续集《我们也许相遇》，继续说未完的续编。

《我们也许相遇》拍摄了两年，故事串联着来自港马两地的4个社运人士：在新加坡工作的李成钢，越过长堤，回到家乡参与抗争活动；来自城市的侯雯诗，去到砂拉越偏乡，报道峇南原住民的反水坝抗争，之后更成为部落的一分子；陈景辉在香港主办六四导赏团，挖掘香港人与中国八九学运的关系；香港的大律师邹幸彤除了在法庭为人权辩护，也走上街头纪念六四、声援中国的民运人士。

看似不相关的4人，在相信国际主义的导演卢敬华眼里，看到了彼此的联系：他们都在进行跨地域的关怀。这种关怀在近年来本土意识高涨的香港社会中，似乎显得益加稀有。

对于香港观众而言，这部片子有什么意义呢？纪录片导演卢敬华表示，片子虽然没有提供许多背景资料，但已让部分观众产生好奇。“这套片子的作用就是要打开他们的眼界，马来西亚这个离我们这么近的国家也有这样的抗争者，同样面对这些社运和政治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点都不理解？”

纪录片的策划江琼珠则说香港民间社会习惯于向台湾的社会运动学习，“因为台湾的社会运动很‘高’，但是没有人想过要向马来西亚学习”。她批评如今已经不是讲求“高低”，而是强调差异的社会，因此香港人应该向别的社会学习，看见他人的特殊之处。

江琼珠与卢敬华曾在前作《我们在此相遇》采访文运书坊老板张永新以及来自砂拉越州的文化研究学者陈允中。“我们透过访问张永新老板才知道内安法令对马来西亚的影响，访问陈允中才认识东马的森林，了解到原来一个人可以对森林、对一条河有那么深的情感。”对她而言，这是一种学习的方式，而放映纪录片则是让观众也一同参与学习。

一旁的卢敬华则忍不住批评中国官方的“一带一路”计划：“这才是交流嘛，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是用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到其他的地方，那不是交流嘛。”对他而言，纪录片拍摄与放映联系起两地的社会运动，是民间的“一带一路”，让彼此都以谦卑的心互相交流与学习。

纪录片似乎不只影响了港马两地的观众，一同出席吉隆坡放映会的主角邹幸彤看完片子后也大受鼓舞。“你一个人在做，可能很容易迷失方向，信心没有那么大，可是看见其他人也在努力，可能你的决心会更大一点。”

从历史中找回抗争的资源

2019年6月16日，反送中游行共有200万市民参与，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抗争。7月1日，示威者一度占领立法院，但在同一天晚上从立法院撤离。

香港在本次运动所展现的抗争能量远超过去的社会运动，对此，江琼珠表示，社会运动是在历史中不断积累经验和能量的。

从1989年声援北京的六四学运、2006年保留皇后码头运动、2009年保卫菜园村事件、2012年反国教行动，香港民间社会的力量不断累积。江琼珠说：“雨伞运动累积更多，这次根本是直接爆发。”

卢敬华也提醒马来西亚人不应忘记自身的抗争历史。他以张永新等左派人士的经历举例，认为马来西亚曾经有许多人为了抗争而坐牢，付出许多代价，而香港至今才有人因为政治原因坐牢。“其实马来西亚以前的抗争很厉害，比如老板（指张永新）坐了8年的牢，很多左派人士也坐牢。他们付出的代价很大，这方面我们反而很钦佩，因为坐8年牢不是容易的事。”

“我觉得马来西亚人不能妄自菲薄，很多社运的资源其实可能是来自上一代人，你们可以再去找回。比如李成钢在片里参与纪念青年觉醒团（Angkatan Pemuda Insaf，简称API）（注）的游行，回顾1940年代这种组织如何令许多青年觉醒，都是马来西亚人很重要的历史资源。”

江琼珠则说：“我觉得是太容易遗忘了，可能要系统地整理马来西亚的抗争历史，以提醒人们。其实老板（指张永新）做过很多事，他出版书籍，就是相信出书是一个抗争途径嘛。”

卢敬华接着补充，香港的年轻人也容易遗忘历史，忽略眼前的抗争是由之前的运动所累积而成，以为历史是从自身开始的。“陈景辉所做的事（香港的六四导赏团），无论影响大不大，也记录了一些历史；邹幸彤所在的支联会30周年了，虽然很多人批评他们僵化，但他们也30年不间断地纪念这段历史。”

（注：青年觉醒团成立于1946年2月，是活跃于马来半岛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政治组织，该组织在隔年7月被英殖民政府列为非法组织。2017年12月23日，“大马青年”组织游行向青年觉醒团致敬。）

访问社会中的小人物

《我们也许相遇》中的4人知名度低，都不是社会运动中的领袖或明星。江琼珠在放映会上提及：“许多拍摄者习惯选择一些明星或领袖，例如黄之锋来当纪录片主角，比较容易吸引观众，偏偏我们的纪录片不想从明星出发。”

江琼珠与卢敬华十多年来站在记录者的位置上，有意识地去记录十多年来在香港发生的社会运动，以及运动中小人物的抗争故事。

江琼珠过去在主流媒体当记者，专访了许多小人物的故事，包括拾荒阿婆和电子成衣厂女工。江琼珠说，恰好上司也参与社会运动，所以给她许多空间做另类报道。

“他们都有一些意识要用他们自己的能力与资源来冲击制度。他作为一个传媒的主管，是很容易融入主流的，但是他选择不融入主流，而是在体制内做小小的抗争，做关于边缘群体的报道。”

卢敬华则在加拿大学电影，回到香港后选择在电台当专题记者，几年前开始专注拍摄香港社会运动的故事。除了关注香港与马来西亚，他也拍摄在中国的维权故事。

“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发生一年后，江琼珠受到“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委托，访问维权律师的家属，书写一本关于维权律师和其家属的书。卢敬华则一同到中国访问律师与家属，拍摄了《709人们》。一人书写，一人拍摄，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中国司法的黑暗面。

卢敬华曾在文中提及，拍摄《709人们》以及续集《709彼岸》是因为在中国肃杀的气氛中，并没有令所有人噤声，仍然有人继续为公义发声，另一些人则选择远离家乡。“而选择避难的人，也有他们的故事和要说的话。影片就是让他们说话的平台。”

两人所关注的社会运动，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而是社会弱势面对眼前耸立的高墙时，他们怎么应对。江琼珠和卢敬华的合作始于2005年拍摄纪录片《姊姊妹妹和紫藤》。“这是拍性工作者的片子，但不是一般理解上冲锋陷阵、有示威现场的片子。”

对他们而言，为边缘群体争取权益是社会运动的重要部分。江琼珠表示：“紫藤是香港关注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帮助性工作者这些边缘群体，使到他们在社会里面是边缘、小型的组织。这故事算是第一部关于香港边缘社群的纪录片。”

江琼珠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去纪录没有人会去纪录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拍紫藤，那就没有人会帮他们组织一个故事。”

至于片子的效果与影响，江琼珠则不多考虑。“拍完之后能不能影响下一代人，不关我们的事了，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够做的事，也完成了自己要和社会发生的关系。”

或许用香港文化人马国明所说，作为一个记录工作者，他们的任务便是“留给下一代人一个明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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