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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2 07:00:00  2103498
【第15届花踪文学奖国际文学研讨会之二】先有记忆的自由,才有写作的自由
焦点



在主持人梁靖芬(左起)引领下,张惠菁、韩丽珠和言叔夏畅谈记忆在写作中的角色。






记忆,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些人、事、物,它似乎是潜居在我们脑子里,可能一住就一辈子,久到连自己都忘记了这位共生共存的“同居者”;它会出其不意的登门造访,翻开你有印象或已经遗忘的事情,有时连自己都会怀疑“这些真的是我的记忆吗”?

且来听听来自港台的3位女作家韩丽珠、张惠菁及言叔夏以“记忆”为主题,谈谈记忆在她们的写作上所激发的火花,在书写中如何好好处理记忆。这场座谈会的主持人为梁靖芬。


●报道:本刊 张露华
摄影:本报 谭湘璇


韩丽珠(香港作家)/记忆的权利



来自香港的韩丽珠,对于香港这两个月来“反送中游行”局势感到忧心,也深深感受到言论不自由的氛围。

“很多人都很关心香港,来到马来西亚很多人都问我有关香港的事情。”

她认为,香港今日的局势,并不是从“反送中条例”开始,早在几年前铜锣湾书店老板卖禁书,后被中国警察软禁,要他叫出买禁书者名单时,已经埋下伏线。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反对送中的不公平条例,是因为我们慢慢的发现,在安定繁荣下的黑暗面浮现上来,大部分人都面对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真正状况。”

她表示,1997年之前,香港土地属于英国,回归之后属于中国,而香港人是没有土地的人,当无法与土地连接时,人们唯有与身分认同链接。

“虽然有人说失败抗争不断,但却团结了香港人!”

她认为,文学在社会大事件中的角色,不是新闻所报道的事件表面数字或伤害,文学关心的是还原后的活生生的人,是更深层的伤害与恐惧,这是表面看不到的。

她感叹,如今的香港社会已经有很深的撕裂,包括家庭成员、学校同学、公司同事,“暴力”、“暴徒”同样的词有时骂警察,有时指示威者,而骂的人也不在现场,都是看图文而发,所以立场决定一个人想看什么。

“作为写作人,我们关心社会发生的事,我真正关心的是人,而不是争执!”

她也不讳言香港已经有白色恐怖氛围。“我们不一定被封杀,但已经有白色恐怖,讲什么或写什么都会担心。作为写作人,会自问‘如果要自我审查的话,为何还要写,这是没有意义的’,写作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她表示,写作与抗争,都有伤痛之处,所以抗争也是一种创作,创造更理想社会。就好比佛教中说的“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充满一切的可能性。生命也是一样,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从空性这观点去看,未来还是充满各种可能性。

韩丽珠表示,有人问她“反送中与文学有什么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比较封闭,而香港则比较中间,拥有了英国留下的民主自由精神。但这民主自由只有50年期限,如今正一点一点消失、收缩、尤其是近一两年来更有白色恐怖情况。

“我明白中国作家对书写记忆的空白,书写是保留记忆的过程,如果有些话题是无法碰或被控制的,就不能完整保留珍贵的事情。渐渐的遗忘的人也无法说出遗忘了什么,形成空白。”

韩丽珠说,自己出生在1978年,香港回归时她才18岁,那是她对香港英殖民的记忆。18岁的她也登记为选民。对当时生活在安定繁荣时代的她而言,她会自问“为何要投票?”但现在的孩子18岁就要登记为选民。

她觉得,对在安全环境中成长的香港人来说,现在是活在恐怖中,无论是社会、家庭或个人。我经历到恐惧下的自由,有点害怕。但审视后还是要写出来,因为危机与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历史之所以不断重演,是因为被遗忘,如果能从错误中学习就可以避免,但一直被遗忘就无法改进,所以记得是为了不重蹈覆辙。”


言叔夏(台湾作家)/事件的终止处


台湾作家言叔夏说,人的记忆非常吊诡,常常会在没有防备下被记忆拜访,如你进入一间屋子见到一个人,你之前完全没有到过那里或见过那个人,但感觉非常熟悉,其实是我们的记忆重新被记忆了。

她坦言在写作时也会出现同样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揭露写作者的经历与记忆。有时这些记忆找不到时间的顺序、起源,所以记忆真实与否不见得重要。

“如果是一个写作者,写作欲望一定是生活中遭遇很多谜题,而谜题未必可以解说的,但艺术与写作可以为我们指出谜题与找出答案。虽然所有时间都停顿了,但写作是发生在当下,让我们重返所谓的现实,充满现在与此时此刻的未来。”

言叔夏认为,21世纪是人类最重要的100年,这20年来发生的事情,强烈回应过去一个世界留下的债务,如同回应一封未来的信。

她说:“如果没有艺术,一切日常都令人呕吐,那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随时可以找到大量资讯,为何还要艺术史?为的就是提醒人类不去重蹈覆辙。未来随时会被毁灭,所以需要被记录,而自由记忆的权力,才能让人有写作的能力。”


张惠菁(台湾作家)/明日的记忆:在时代中书写散文


来自台湾的张惠菁表示,记忆一般人认为是关于过去的事情,但回忆或书写永远在当下,要如何决定思考与回忆,是当下的决定,而书写有许多的选择,让我们重新面对过去的时间。

在写作这条路上一路走来,她觉得写作都是当下的事情,虽然我们都在不停往前走,但也可以回顾历史,让我们有更多角度理解历史,用现在检视过去,就能越理解过去。

张惠菁说,自己不是一个单一作家身分,现在也是卫城出版社总编辑。她即将替出版社出3本书,分别是班尼迪.安德逊《全球化的时代、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民想像》,讲述3个住在菲律宾的人走向世界的阻碍,让我们用新视角检视台湾与家族的关系,这是在学校没有学习到的事,重新学习历史。

“第二本是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梦的悲剧》,讲述奥巴马执政8年里,美国黑人的悲剧与影响,印证美国存在种族与经济不平等,反映深层问题在哪里,用这个外在政治世界与自己作为黑人的历史,重新检视自己生命的历程。

“第三部就是钱真写的台湾历史小说《罗汉门》,从现代观点重新创造历史,从时间中写明日记忆。我们处在一个多变的时代,但也意味着我们拥有更多创作的时间点,可以回头理解过去,也可以往前创造历史。”

对于韩丽珠提到的白色恐怖,张惠菁说:“白色恐怖也可能发生在家庭内,对抗的人也可能更复杂。我曾有过这样的记忆,人活着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写作是回到当下,在写中作选择,封闭或打开这段记忆。”



花踪国际文学研讨会【主题演讲】
李有成(马来西亚旅台作家)/记忆与文学

●报道:本刊 郭慧筠
●摄影:本报 谭湘璇


2004年夏天,李有成曾到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进行为期6个星期的研究,也因此促成了他与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碰面的契机。当时他们在伦敦一家茶馆交谈了约两个半小时,谈论了许多内容,其中包括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他说,阅读石黑一雄的小说,不难发现记忆是他想处理的重要元素,像他的第一本和第二本小说写的就是战后的日本和他对日本的记忆。

“他担心自己对日本的记忆慢慢消失,所以通过跟父母谈话,还有看日本电影、漫画、画报及各种各样资讯,来保留对日本的记忆,也趁着写第一本小说,赶快把对日本早年的记忆给留下来。”

石黑一雄谈及本身对日本和德国处理二战记忆态度的看法,并说道:“这其中的差别是很大的,不只是简单的选择问题,导致一个国家记住历史的机制相当复杂。就日本而言,当时整个社会力量都在鼓励忘记和埋葬过去,而且原爆也让日本从加害者变成受害者。”

因此石黑一雄认为,什么时候要记住或遗忘;什么事情该记住或遗忘;又或者到什么时候才把遗忘的事情拿出来,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李有成说,作家在文学上处理记忆的元素也会面对同样状况,因为记忆是文学最重要的成分,尤其在处理大课题的时候,个人事情就会变成社会问题,甚至是家国问题,是很大的挑战,必须好好思索。

他的总结是召唤、清理和重建记忆,无非是为了拒绝遗忘或扭曲过去,目的在于导正和追求公义,让受侮辱和污蔑的可以抬头挺胸,让受屈辱的可获得安慰,借此重建人的尊严,并尽可能还原事实的本来面貌。召唤记忆的行为即是某种形式的行动,更是无可逃避的政治和伦理责任。



李有成(左)曾在伦敦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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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露华(副刊记者)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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