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些人、事、物，它似乎是潜居在我们脑子里，可能一住就一辈子，久到连自己都忘记了这位共生共存的“同居者”；它会出其不意的登门造访，翻开你有印象或已经遗忘的事情，有时连自己都会怀疑“这些真的是我的记忆吗”？

且来听听来自港台的3位女作家韩丽珠、张惠菁及言叔夏以“记忆”为主题，谈谈记忆在她们的写作上所激发的火花，在书写中如何好好处理记忆。这场座谈会的主持人为梁靖芬。

●报道：本刊 张露华
●摄影：本报 谭湘璇

韩丽珠（香港作家）／记忆的权利

来自香港的韩丽珠，对于香港这两个月来“反送中游行”局势感到忧心，也深深感受到言论不自由的氛围。

“很多人都很关心香港，来到马来西亚很多人都问我有关香港的事情。”

她认为，香港今日的局势，并不是从“反送中条例”开始，早在几年前铜锣湾书店老板卖禁书，后被中国警察软禁，要他叫出买禁书者名单时，已经埋下伏线。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反对送中的不公平条例，是因为我们慢慢的发现，在安定繁荣下的黑暗面浮现上来，大部分人都面对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真正状况。”

她表示，1997年之前，香港土地属于英国，回归之后属于中国，而香港人是没有土地的人，当无法与土地连接时，人们唯有与身分认同链接。

“虽然有人说失败抗争不断，但却团结了香港人！”

她认为，文学在社会大事件中的角色，不是新闻所报道的事件表面数字或伤害，文学关心的是还原后的活生生的人，是更深层的伤害与恐惧，这是表面看不到的。

她感叹，如今的香港社会已经有很深的撕裂，包括家庭成员、学校同学、公司同事，“暴力”、“暴徒”同样的词有时骂警察，有时指示威者，而骂的人也不在现场，都是看图文而发，所以立场决定一个人想看什么。

“作为写作人，我们关心社会发生的事，我真正关心的是人，而不是争执！”

她也不讳言香港已经有白色恐怖氛围。“我们不一定被封杀，但已经有白色恐怖，讲什么或写什么都会担心。作为写作人，会自问‘如果要自我审查的话，为何还要写，这是没有意义的’，写作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她表示，写作与抗争，都有伤痛之处，所以抗争也是一种创作，创造更理想社会。就好比佛教中说的“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充满一切的可能性。生命也是一样，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从空性这观点去看，未来还是充满各种可能性。

韩丽珠表示，有人问她“反送中与文学有什么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比较封闭，而香港则比较中间，拥有了英国留下的民主自由精神。但这民主自由只有50年期限，如今正一点一点消失、收缩、尤其是近一两年来更有白色恐怖情况。

“我明白中国作家对书写记忆的空白，书写是保留记忆的过程，如果有些话题是无法碰或被控制的，就不能完整保留珍贵的事情。渐渐的遗忘的人也无法说出遗忘了什么，形成空白。”

韩丽珠说，自己出生在1978年，香港回归时她才18岁，那是她对香港英殖民的记忆。18岁的她也登记为选民。对当时生活在安定繁荣时代的她而言，她会自问“为何要投票？”但现在的孩子18岁就要登记为选民。

她觉得，对在安全环境中成长的香港人来说，现在是活在恐怖中，无论是社会、家庭或个人。我经历到恐惧下的自由，有点害怕。但审视后还是要写出来，因为危机与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历史之所以不断重演，是因为被遗忘，如果能从错误中学习就可以避免，但一直被遗忘就无法改进，所以记得是为了不重蹈覆辙。”

言叔夏（台湾作家）／事件的终止处

台湾作家言叔夏说，人的记忆非常吊诡，常常会在没有防备下被记忆拜访，如你进入一间屋子见到一个人，你之前完全没有到过那里或见过那个人，但感觉非常熟悉，其实是我们的记忆重新被记忆了。

她坦言在写作时也会出现同样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揭露写作者的经历与记忆。有时这些记忆找不到时间的顺序、起源，所以记忆真实与否不见得重要。

“如果是一个写作者，写作欲望一定是生活中遭遇很多谜题，而谜题未必可以解说的，但艺术与写作可以为我们指出谜题与找出答案。虽然所有时间都停顿了，但写作是发生在当下，让我们重返所谓的现实，充满现在与此时此刻的未来。”

言叔夏认为，21世纪是人类最重要的100年，这20年来发生的事情，强烈回应过去一个世界留下的债务，如同回应一封未来的信。

她说：“如果没有艺术，一切日常都令人呕吐，那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随时可以找到大量资讯，为何还要艺术史？为的就是提醒人类不去重蹈覆辙。未来随时会被毁灭，所以需要被记录，而自由记忆的权力，才能让人有写作的能力。”

张惠菁（台湾作家）／明日的记忆：在时代中书写散文

来自台湾的张惠菁表示，记忆一般人认为是关于过去的事情，但回忆或书写永远在当下，要如何决定思考与回忆，是当下的决定，而书写有许多的选择，让我们重新面对过去的时间。

在写作这条路上一路走来，她觉得写作都是当下的事情，虽然我们都在不停往前走，但也可以回顾历史，让我们有更多角度理解历史，用现在检视过去，就能越理解过去。

张惠菁说，自己不是一个单一作家身分，现在也是卫城出版社总编辑。她即将替出版社出3本书，分别是班尼迪．安德逊《全球化的时代、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民想像》，讲述3个住在菲律宾的人走向世界的阻碍，让我们用新视角检视台湾与家族的关系，这是在学校没有学习到的事，重新学习历史。

“第二本是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梦的悲剧》，讲述奥巴马执政8年里，美国黑人的悲剧与影响，印证美国存在种族与经济不平等，反映深层问题在哪里，用这个外在政治世界与自己作为黑人的历史，重新检视自己生命的历程。

“第三部就是钱真写的台湾历史小说《罗汉门》，从现代观点重新创造历史，从时间中写明日记忆。我们处在一个多变的时代，但也意味着我们拥有更多创作的时间点，可以回头理解过去，也可以往前创造历史。”

对于韩丽珠提到的白色恐怖，张惠菁说：“白色恐怖也可能发生在家庭内，对抗的人也可能更复杂。我曾有过这样的记忆，人活着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写作是回到当下，在写中作选择，封闭或打开这段记忆。”

花踪国际文学研讨会【主题演讲】
李有成（马来西亚旅台作家）／记忆与文学

●报道：本刊 郭慧筠
●摄影：本报 谭湘璇

2004年夏天，李有成曾到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进行为期6个星期的研究，也因此促成了他与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碰面的契机。当时他们在伦敦一家茶馆交谈了约两个半小时，谈论了许多内容，其中包括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他说，阅读石黑一雄的小说，不难发现记忆是他想处理的重要元素，像他的第一本和第二本小说写的就是战后的日本和他对日本的记忆。

“他担心自己对日本的记忆慢慢消失，所以通过跟父母谈话，还有看日本电影、漫画、画报及各种各样资讯，来保留对日本的记忆，也趁着写第一本小说，赶快把对日本早年的记忆给留下来。”

石黑一雄谈及本身对日本和德国处理二战记忆态度的看法，并说道：“这其中的差别是很大的，不只是简单的选择问题，导致一个国家记住历史的机制相当复杂。就日本而言，当时整个社会力量都在鼓励忘记和埋葬过去，而且原爆也让日本从加害者变成受害者。”

因此石黑一雄认为，什么时候要记住或遗忘；什么事情该记住或遗忘；又或者到什么时候才把遗忘的事情拿出来，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李有成说，作家在文学上处理记忆的元素也会面对同样状况，因为记忆是文学最重要的成分，尤其在处理大课题的时候，个人事情就会变成社会问题，甚至是家国问题，是很大的挑战，必须好好思索。

他的总结是召唤、清理和重建记忆，无非是为了拒绝遗忘或扭曲过去，目的在于导正和追求公义，让受侮辱和污蔑的可以抬头挺胸，让受屈辱的可获得安慰，借此重建人的尊严，并尽可能还原事实的本来面貌。召唤记忆的行为即是某种形式的行动，更是无可逃避的政治和伦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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