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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019
【逆境出路:四】音乐创作人彭学斌●靠写歌生存,不可能的任务
作者: 郭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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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斌真正尝到版权的甜头是在5年前,也就是在入行差不多第20年后,才可以靠销售版税和播放版税生存。(图:受访者提供)

创作人是歌曲流行的幕后功臣,也是协助歌手登上事业高峰的重要推手,但因鲜少在众人面前曝光,往往容易被遗忘,甚至忽略他们背后付出的努力。

单靠创作维持生活不是一件易事,在重视视觉的时代,创作人还要积极走出幕后,为的是争取更多展现才华的机会。

彭学斌对创作感兴趣要追溯到初中时候,那是激荡工作坊非常活跃的年代,加上他住在南马,当时新谣创作也很盛行,而且他父亲是音乐老师,本来就喜欢音乐,有学习钢琴,在环境的熏陶下,从中学起就开始学习创作歌曲。

后来到台湾升学,修读侨大先修班那一年,他参加了当地的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生平第一次因创作得奖,尽管只是排名前二十,得了安慰奖,却从一千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让他感到开心,同时觉得自己可以在创作上继续做点什么。

就读政治大学新闻系一年级时,他参加金旋奖并获得冠军,促使他认真思考,日后也许可以往唱片或音乐领域发展。

“整个大学时期我不是很爱念书,都在比赛,平时打工也在唱片行,一直跟音乐有密切接触。直到大学最后一年,刚好在场的金旋奖评审李安修工作的唱片公司找制作助理,他就把我拉了进去。”

就这样毕业后,他马上有机会到唱片公司工作,达成梦想,进入了唱片业。约3年后,发生亚洲金融风暴,加上很多国际唱片公司进驻台湾,并购了不少当地公司,导致人事不稳定且复杂。

“我那时想即使留下来也极可能被裁掉,我向来有跟马来西亚分公司的同事联络,交流过程中有谈到本地的环境。而且我本来都是抱着游学心情到台湾,不管逗留多久,最终还是想回来马来西亚,毕竟家人都在这里,所以决定冒个险,回来试试看。”

他说,本地中文音乐圈一直以来都浮浮沉沉,没有很兴盛的年代,却也没到谷底,不过他回来的那段时间,刚好有段小高潮。

“那时阿牛的专辑听说卖了好几万张,大家都有持续地做,而且是因为有销量而做,并不是想办法要做一些事情出来,的确有收获成绩。”

尽管如此,他起步时还是打拼得很辛苦,因为他是自由业者,本地也没什么人认识他,当时他通过当制作公司的班底来慢慢累积经验和人脉。

回来的前两三年,他都处于吃不饱又饿不死的状态,直到2000年,他发行了一张创作专辑,同时也有写出好几首作品,像〈爱情不能做比较〉和〈不夜城〉,持续曝光才让更多人认识他,并得到工作机会。


一度曾想放弃,回归创作写出好歌

彭学斌认为,创作最难的关卡是要怎样推广第一首歌曲,“第一关是最难的,当别人还没有机会听见你作品时,第一首歌要怎样卖出去?”

另一道难题是没有写到红的歌曲,原因是若真要靠版权收入来生存,就必须写出主打歌,而且主打歌还不够,还要够红,这样赚取的收益才比较多。

他卖出第一首歌的时候,是在进入唱片业半年之后,但没有掀起热潮。大概3年后,他写了〈口香糖〉,由梁咏琪演唱,那首歌有在台湾红起来,在路上、店面或电台都有听到播放。后来他的创作状态漂浮,直至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让他感受到歌曲火红的感觉。

然而,在〈我也很想他〉发行期间,他碰到人生低潮,加上父亲身体不适,他回到新山帮忙爸爸打理传统书店,过着店员生活,有一整年等同于退出了唱片界。

“就是一个一直想要不要再往前的过程,被鼓励时就充满正能量,但当没有作品在市场上流传,又会陷入忧郁,思考该怎么办。我的过程和内心挣扎,其实跟所有在打拼的创作人没有什么两样。那时候还想,要是音乐这条路走不下去,可能也可以当书店少东过完一生。”

就在某一天,他在店里的电台听到〈我也很想他〉,顿时整个人开窍,“脑袋里的电灯泡亮了起来,其实我不是不能写,也不是江郎才尽,只是因为环境不好,也许是我还没有经历。我才30岁出头,不应该这么快放弃。”

他决定回来后,为了保持积极状态和散发潜能,每天不管有没有工作,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一定去上班,还会早起,醒来后就在键盘前写歌,至少一个小时,没有灵感的话,就当作练琴。

“可能我适合这样来操,就真的一直有作品出来,直到现在。而且从那时候起,十几年来,我没有一丝要离开这行业的念头。”

彭学斌创作量真正稳定和活跃是在入行10年之后,从2006年起,他创作了〈崇拜〉、〈原来爱情这么伤〉、〈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伯乐〉、〈天后〉等,连续几年都有主打,也因此吸引海外圈内人踊跃向他邀歌。

他认为,创作需要规律,就像做功课或工作一样,时刻处于创作状态才能够专注,“创作人最大的问题是懒散和情绪化,当然情绪化是创作的要件之一,但不能让情感奔放,只要情绪一来,就放掉手边的东西不做,让自己陷入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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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斌(右)曾多次跟张智成合作。(图:受访者提供)


靠版税生存,写超过300首歌才做得到

收入不稳定向来是创作人面对的挑战,彭学斌坦言,在本地要当全职音乐人是不太可能的任务,除非是任何跟音乐相关的东西都要做。

“即使我的口袋音乐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有做电视配乐、广告、音乐统筹、词曲版权、音乐制作等,甚至连音响也做,当然我们有本身的主要业务,但只要是合适的工作,我们并不会拒绝,也是因为这样而生存下来。”

他真正尝到版权的甜头是在5年前,“〈天后〉确实是我创作生涯中,版权收入最高的歌曲。2014年后,我的确可以靠销售版税和播放版税生存,也就是在我入行差不多第20年后,并累积超过300首作品才做得到。很难熬,对不对?真的要热爱,不然等不到。”

随着唱片市场低迷和网络崛起,他说,如果在90或00年代,实体专辑的版税收入会比较高,数位方面向来都很低。可是重点是现在实体销售下跌,数位销售虽然有成长,但并不明显,比较明显成长的只有中国。

“坦白说,新一代创作人真的要熬一熬,因为中国的版权制度其实有逐渐健全,以进步国家来说,这是必定要迈向的趋势,当人口这么夸张多的国家的智慧财产权机制慢慢健全后,智慧财产的收益一定跟着成长。”

他分享说,自己近5年可以开始靠写歌生存,也是因为中国版权制度慢慢健全,而且成长比例非常明显,“我对词曲创作的未来并没有抱着悲观心态,只是新一代创作人真的要再熬一下。”

另一方面,以往创作要给大家听见的管道少,唯一途径就是创作比赛,不过如今只要作品放到音乐类型相符的网络平台,机会的确比旧时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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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创作歌曲,彭学斌也是制作人。(图:受访者提供)


站在幕前,让自己被看见

“现在是地球村的概念,不管哪里的创作人,只要作品有潜力,都容易被大家听见。有潜力的创作人可能会先把作品放到网络上,作品不错的话,就能引起版权公司或音乐相关行业注意。所以我倒不觉得现在本地创作人的处境会更不好或更好,只要作品在网络上被听见,还是有机会。”

然而他认为,年轻创作人容易得到平台的同时,却也面临着伤害创作人的年代,也就是熟食时代,而且是光速,“大家的视觉胃口很大,喜新厌旧的速度也逐年增长,所以创作人像YouTuber得不停翻新作品,只要稍微不活跃,很容易被忘记。”

除此之外,以前实体专辑流行的时候,大家还会去看词曲作者是谁,但来到数位时代,其实会让幕后工作人员更难被看见。

“现在创作人更不能默默写歌,自己也要站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创作歌手同时也是创作人,常帮别人写歌。如果不具备歌艺的话,可能可以在网上分享如何编曲或创作,就是要让自己曝光或明星化。”

对于本地中文音乐圈,他认为,处境不会马上变好,但也不会消失,“只能说不管环境变好变坏,马来西亚跟台湾比起来,其实台湾掉得更快,几乎是在谷底。可是台湾音乐人还是很努力在做好音乐,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精神。”

因此创作人要想办法写出真正好的作品,尝试跟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的人做结合,或者更贴近人文气息,尽管流行歌曲通俗,不过通俗之余,依然可以保持质感。

“就持续写好歌吧!专注在如何写好作品,不要轻易被网友左右,这是我担心的地方,创作人还是必须对自己的作品有种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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