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蕙／走进非洲文学的森林

翻译家和作家之间有个共同点，就是拥有跨越国家和语言的世界观。柯慈尚未得诺贝尔奖前，她曾与他对谈，当时柯慈坦言：“在非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书卖得不好，连怎样活下去也是问题。”并非每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得奖前都广为人知。2019年10月之前，有多少亚洲人认识波兰女作家Olga Tokarczuk与奥地利作家Peter Handke？

Kubota主要从事英日翻译，有时也会遇到复数语言交织的作品。例如柯慈的小说，他为了突出英语以外的语境氛围，不时会使用南非荷兰语（Afrikaans）衍生出来的当地语言，十分“非夷风”。

有一阵子她着手翻译南非诗人库尼尼（Mazisi Kunene）的叙事诗，却不了解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情势，于是亲自参与反种族隔离活动。期间有美国朋友送她柯慈的《麦可K的生命与时代》，这部小说让她深受感动，后来反而先完成这本书的翻译，成为她从事翻译工作的原点。

翻译以非洲为舞台的作品，还必须考量当地民情风俗与价值观的不同。比如阿迪契的短篇小说《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文中出现“普通的男人”这个片语，实质上是指与白人对照的“黑皮肤的男人”。“译者，乃是一部作品最深入的读者。尤其翻译对话时，必须彻底变成当事人来说话才能传神。”这正是久保田翻译文学的魅力所在。唯有攀越文化高墙，与小说作者的灵魂相遇，才能用另一种语言说出直抵人心深处的话。

80高龄的柯慈说过，上了年纪的作家都会设法以洗尽铅华的风格创作。久保田觉得他近年的文章确实在极力省略多余的装饰，逐渐走向萨伊德说的“晚期风格”。

我对这位以非洲文学为轴来观看世界的翻译家，致以万二分敬意，感谢她这30年来对翻译文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