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大马印裔（二）‧从园坵坠都市边缘之痛‧人文视角探讨印裔问题

陈嘉庚基金日前开办“了解大马多元的印裔社会”公开课，邀请常年专注观察印度文化、马来文化及社会的乌塔亚主讲。

聊到印度人，看似熟悉，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却是陌生的群体，也可能有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比如一想到私会党就想到印裔青年。面对台下华裔听众的似懂非懂、成见与困惑，乌塔亚以幽默又敏锐的人文视角，从社会流动角度畅谈“印裔问题”。

园坵政策致悲惨命运

这可追溯到英国殖民时期开始理解，19世纪末英国人引进印度移工，从事园坵种植，这让许多印度家庭多年来，一直过着围绕园坵的规律生活——谈不上多么好的生活，可是至少踏实、有安全感。

乌塔亚说，当初印裔工人住在园坵公司提供的房舍，园内自成小社区，有小学和兴都庙，但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令他们被隔绝在园坵里头。

本地华人曾慧玲投入在印裔文史导览已有数年，她受访时表示，印裔劳工不像华工南来时有会馆和同乡接济，他们没有这样的组织联系，而更高种姓的印度阶级也不愿与之来往，导致印工被轻易欺压剥削。

“他们很多是文盲，温顺听话而且容易控制……英国人也不鼓励他们与外界接触。”

从园坵下岗 一切从头开始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许多橡胶园被关闭，或转型作商场、房屋等商业用；随着棕油价格节节攀升，许多橡胶园在70至80年代改种油棕，加上廉价移工的引进，致使居住于园坵的印裔工人被迫下岗，要迁居城市另寻生计。

离开了生活大半辈子的园坵，迁居城市的印裔面对一大堆难题。1975年，人民之声主席阿鲁穆甘（K. Arumugam）还是少年，成绩优秀的他为了上更好的英文中学，只身从园坵迁移到城市边缘，投靠在医院当工人的哥哥。

阿鲁穆甘说，他和哥哥在旧巴生路棉兰新村（Kampung Medan）落脚，那里聚居着其他刚从园坵迁居到城市的印裔，非法寮屋区沿着铁轨而建，他们的住处窄小而肮脏，缺乏基本卫生设施，还要请人定期挑走粪污。

非法木屋区落脚

“房子是非法的、土地是非法的、庙宇是非法的，什么都是非法的。”

“我是幸运的，从英中毕业后就深造成为工程师，我离开了那里，我找到好工作买了自己的房子，但其他人呢？有些人就这样一直留在底层，他们的下一代也是。”

乌塔亚指出，没有园坵公司提供的房舍，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他们多数会在廉价组屋甚至非法木屋区落脚；原先在园坵的农业技能也派不上用场，教育程度不高，离开熟悉的淡米尔语环境，有者连马来语也说不好，无法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更多是到工厂工作、四处打零工。

“即便他们要到一般公司打工，他们也没有高技能，只能从事低技能工作。”

印裔从园坵下岗并不只是居住环境不同，而是整个“生活世界”的转变，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失去原有的经济来源，也失去过去的语言、传统、人际关系甚至日常生活方式。

印裔群体由一个功能自给自足的园区，分割成缺乏联结的社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伴随迷茫与不安，乌塔亚称这些印裔遭遇的是“巨大的文化冲击（Kejutan Budaya）”。

城市贫穷更糟糕

社会主义党副主席阿鲁仄万（S. Arutchelvan）受访时说，尽管今天大多数印裔已走出园坵，但历史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残留至今：英国人曾经鼓励的椰花酒铺没有了，酗酒问题还在；迁居城市很多年了，困顿于底层的印裔、无地契兴都庙被迫拆迁的问题也未解决。

阿鲁仄万认为，城市贫穷比乡村贫穷更糟糕：“乡村贫穷可能至少有房子，可在空地种植作物，社区联结紧密；城市贫穷要应付交租困难，住房窘迫也无空地，而且也很难得到社区支援。”

许多印裔低收入群体就这样困顿在贫穷阶级中，长此以往便成恶性循环。

贫穷一代代被复制

乌塔亚指出，处于边缘的印裔下一代，若要靠教育达致社会流动，也没那么容易。他观察到，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经济状况较差的印裔父母，也希望孩子能靠教育向上流动，但他们经常忙于工作，没能力辅导孩子课业，或负担昂贵的补习。

根据2017年《印裔大蓝图》数据，尽管有68%来自B40低收入群体的印裔家长希望孩子可以深造、取得高学历，但93%的B40印裔家长仅有中学或更低学历。

另外乌塔亚也提到，华小生毕业后，还可选择对接国民型华文中学或独中，但淡文源流止步于小学教育，毕业后一般前往国中。若印裔生在过渡期因语言障碍等缘故适应不良，又再造成贫困家庭孩子学习动机低落，成绩不佳，甚至导致严重的辍学问题。

资料显示，每10名印裔中就有4人辍学，而仅有5%的印裔取得大学学历，低于国家平均水平7.5%。

缺家庭温暖入私会党

当原生家庭的根基不稳，青少年就会到别处，寻找尊严和安全。阿鲁仄万说，欠缺家庭温暖与学校社会网络资源的印裔少年为数不少，他们很可能会急于工作，以帮补家计或肯定自我价值，“即便那份工作是私会党混混。”

“这些印裔青少年，他们只有很拥挤的组屋，在外游荡，有可能成为帮派招收的对象。”

“他们可能会因为群体行动而感觉良好，再也不觉孤单，大家可以说同一种语言、感觉被需要和被保护。”

资料显示，印裔仅占大马人口的7%，但国内的私会党组织当中，印裔却占高达70%，有着最高的私会党成员比例。

乌塔亚提醒，若在早期的小学阶段对弱势印裔学生的照顾不足，日后社会将要付出更沉重的辅助和社会成本。

解决困境仅蓝图不够

乌塔亚认为，印裔低收入群体获得的关注与支援太少，既不像华社有强大的华团支援，也不像巫裔那样有政府更全面的计划照顾。

其实，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印裔困境。国阵执政时期，曾在2017年推出《印裔大蓝图》，也成立印裔社会经济发展特别组（SEDIC），但希盟执政后，后者却在今年7月被爆出千万资金滥用和发放不透明的丑闻。如今，希盟政府已将SEDIC更名为印裔社会转型单位（MITRA）。

阿鲁穆甘指出，《印裔大蓝图》的确为印裔现况提供了充足且重要资讯。举例来说，报告当中提到有22万7600个个印裔家庭属B40低收入群体，这其中有82%的印裔家庭已负载累累，需靠借贷维持生活。

“问题知道了，但要如何协助他们摆脱赤字？很难。”

他认为，要从根本解决印裔族群的贫穷问题，仅有蓝图和一个特别单位是不够的，这需要政府大力资助，从经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着手改善，唯他抨击无论前朝或现任政府，对印裔低收入群体的关注都严重不足。

跨族群角度思考交流

在导览印裔文化、宗教和历史方面，“走街”是本地少数以华语进行导览的组织，身为“走街”协调人兼导览员的曾慧玲坦言，即便是自愿参加跨族群导览的参与者，也可能会存有某些成见，面对真实直接的反应，她认为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从表象看到背后的本质与结构，并设身处地站在他人角度思考。

“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要看到的东西，‘印度人就是喜欢喝便宜酒然后打架’、‘哦印度人就是很蛇（狡猾的意思）’，那么交流将永远无法达成。”

“所谓跨族群，不是参加对方的文化宗教活动，不只是吃美食穿衣服，有没有与他们同在，从他们的位置思考，并关心他人所关心，才是更重要的。”

**也附上受访者已制作好的图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