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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1 09:25:00  2225512
被遗忘的大马印裔(二)‧从园坵坠都市边缘之痛‧人文视角探讨印裔问题
我们
本地有许多关注印裔学生的非政府组织,如MySkills基金一直致力协助失学或辍学的印裔,让他们远离接触黑社会不良活动,图为报读秘书课程的学生在吉隆坡办事处上课。
本地有许多关注印裔学生的非政府组织,如MySkills基金一直致力协助失学或辍学的印裔,让他们远离接触黑社会不良活动,图为报读秘书课程的学生在吉隆坡办事处上课。

你是否听过或说过“印度人很多私会党”、“印度人一有钱就买酒,然后喝醉群殴”、“偷东西打抢的都是印度人”,这种以偏概全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这种刻板印象?这些“印度人社会问题”背后,反映出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挑战?

刻板印象根深蒂固

“印度人啊,就是讲淡米尔语、穿纱丽、跳舞还有很厉害拜神咯,哪还有什么其他的。”

“印度人呐,一有钱就酗酒,然后醉卧路旁。”

“不然他们一定就是成天群殴闹事,参加私会党啦。”

连续听课4、5小时可以漫长而煎熬,本地印裔马来文学作家乌塔亚桑卡(Uthaya Sankar SB)却像脱口秀艺人般,抛出各种调侃印裔的黑色笑话。

我依稀感受到全场每次爆出一阵大笑后,又试图把笑意压制下来——有关种族刻板印象的笑话很好笑,但大家心底却又清楚这有点冒犯和政治不正确。但因乌塔亚自己是印裔,这身分让这些笑话很明确成为反讽。

陈嘉庚基金日前开办“了解大马多元的印裔社会”公开课,邀请常年专注观察印度文化、马来文化及社会的乌塔亚主讲。

聊到印度人,看似熟悉,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却是陌生的群体,也可能有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比如一想到私会党就想到印裔青年。面对台下华裔听众的似懂非懂、成见与困惑,乌塔亚以幽默又敏锐的人文视角,从社会流动角度畅谈“印裔问题”。

园坵政策致悲惨命运

这可追溯到英国殖民时期开始理解,19世纪末英国人引进印度移工,从事园坵种植,这让许多印度家庭多年来,一直过着围绕园坵的规律生活——谈不上多么好的生活,可是至少踏实、有安全感。

乌塔亚说,当初印裔工人住在园坵公司提供的房舍,园内自成小社区,有小学和兴都庙,但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令他们被隔绝在园坵里头。

本地华人曾慧玲投入在印裔文史导览已有数年,她受访时表示,印裔劳工不像华工南来时有会馆和同乡接济,他们没有这样的组织联系,而更高种姓的印度阶级也不愿与之来往,导致印工被轻易欺压剥削。

“他们很多是文盲,温顺听话而且容易控制……英国人也不鼓励他们与外界接触。”

从园坵下岗 一切从头开始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许多橡胶园被关闭,或转型作商场、房屋等商业用;随着棕油价格节节攀升,许多橡胶园在70至80年代改种油棕,加上廉价移工的引进,致使居住于园坵的印裔工人被迫下岗,要迁居城市另寻生计。

离开了生活大半辈子的园坵,迁居城市的印裔面对一大堆难题。1975年,人民之声主席阿鲁穆甘(K. Arumugam)还是少年,成绩优秀的他为了上更好的英文中学,只身从园坵迁移到城市边缘,投靠在医院当工人的哥哥。

阿鲁穆甘说,他和哥哥在旧巴生路棉兰新村(Kampung Medan)落脚,那里聚居着其他刚从园坵迁居到城市的印裔,非法寮屋区沿着铁轨而建,他们的住处窄小而肮脏,缺乏基本卫生设施,还要请人定期挑走粪污。

非法木屋区落脚

“房子是非法的、土地是非法的、庙宇是非法的,什么都是非法的。”

“我是幸运的,从英中毕业后就深造成为工程师,我离开了那里,我找到好工作买了自己的房子,但其他人呢?有些人就这样一直留在底层,他们的下一代也是。”

乌塔亚指出,没有园坵公司提供的房舍,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他们多数会在廉价组屋甚至非法木屋区落脚;原先在园坵的农业技能也派不上用场,教育程度不高,离开熟悉的淡米尔语环境,有者连马来语也说不好,无法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更多是到工厂工作、四处打零工。

“即便他们要到一般公司打工,他们也没有高技能,只能从事低技能工作。”

印裔从园坵下岗并不只是居住环境不同,而是整个“生活世界”的转变,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失去原有的经济来源,也失去过去的语言、传统、人际关系甚至日常生活方式。

印裔群体由一个功能自给自足的园区,分割成缺乏联结的社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伴随迷茫与不安,乌塔亚称这些印裔遭遇的是“巨大的文化冲击(Kejutan Budaya)”。

城市贫穷更糟糕

社会主义党副主席阿鲁仄万(S. Arutchelvan)受访时说,尽管今天大多数印裔已走出园坵,但历史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残留至今:英国人曾经鼓励的椰花酒铺没有了,酗酒问题还在;迁居城市很多年了,困顿于底层的印裔、无地契兴都庙被迫拆迁的问题也未解决。

阿鲁仄万认为,城市贫穷比乡村贫穷更糟糕:“乡村贫穷可能至少有房子,可在空地种植作物,社区联结紧密;城市贫穷要应付交租困难,住房窘迫也无空地,而且也很难得到社区支援。”

许多印裔低收入群体就这样困顿在贫穷阶级中,长此以往便成恶性循环。

贫穷一代代被复制

乌塔亚指出,处于边缘的印裔下一代,若要靠教育达致社会流动,也没那么容易。他观察到,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经济状况较差的印裔父母,也希望孩子能靠教育向上流动,但他们经常忙于工作,没能力辅导孩子课业,或负担昂贵的补习。

根据2017年《印裔大蓝图》数据,尽管有68%来自B40低收入群体的印裔家长希望孩子可以深造、取得高学历,但93%的B40印裔家长仅有中学或更低学历。

另外乌塔亚也提到,华小生毕业后,还可选择对接国民型华文中学或独中,但淡文源流止步于小学教育,毕业后一般前往国中。若印裔生在过渡期因语言障碍等缘故适应不良,又再造成贫困家庭孩子学习动机低落,成绩不佳,甚至导致严重的辍学问题。

资料显示,每10名印裔中就有4人辍学,而仅有5%的印裔取得大学学历,低于国家平均水平7.5%。

缺家庭温暖入私会党

当原生家庭的根基不稳,青少年就会到别处,寻找尊严和安全。阿鲁仄万说,欠缺家庭温暖与学校社会网络资源的印裔少年为数不少,他们很可能会急于工作,以帮补家计或肯定自我价值,“即便那份工作是私会党混混。”

“这些印裔青少年,他们只有很拥挤的组屋,在外游荡,有可能成为帮派招收的对象。”

“他们可能会因为群体行动而感觉良好,再也不觉孤单,大家可以说同一种语言、感觉被需要和被保护。”

资料显示,印裔仅占大马人口的7%,但国内的私会党组织当中,印裔却占高达70%,有着最高的私会党成员比例。

乌塔亚提醒,若在早期的小学阶段对弱势印裔学生的照顾不足,日后社会将要付出更沉重的辅助和社会成本。

解决困境仅蓝图不够

乌塔亚认为,印裔低收入群体获得的关注与支援太少,既不像华社有强大的华团支援,也不像巫裔那样有政府更全面的计划照顾。

其实,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印裔困境。国阵执政时期,曾在2017年推出《印裔大蓝图》,也成立印裔社会经济发展特别组(SEDIC),但希盟执政后,后者却在今年7月被爆出千万资金滥用和发放不透明的丑闻。如今,希盟政府已将SEDIC更名为印裔社会转型单位(MITRA)。

阿鲁穆甘指出,《印裔大蓝图》的确为印裔现况提供了充足且重要资讯。举例来说,报告当中提到有22万7600个个印裔家庭属B40低收入群体,这其中有82%的印裔家庭已负载累累,需靠借贷维持生活。

“问题知道了,但要如何协助他们摆脱赤字?很难。”

他认为,要从根本解决印裔族群的贫穷问题,仅有蓝图和一个特别单位是不够的,这需要政府大力资助,从经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着手改善,唯他抨击无论前朝或现任政府,对印裔低收入群体的关注都严重不足。

跨族群角度思考交流

在导览印裔文化、宗教和历史方面,“走街”是本地少数以华语进行导览的组织,身为“走街”协调人兼导览员的曾慧玲坦言,即便是自愿参加跨族群导览的参与者,也可能会存有某些成见,面对真实直接的反应,她认为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从表象看到背后的本质与结构,并设身处地站在他人角度思考。

“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要看到的东西,‘印度人就是喜欢喝便宜酒然后打架’、‘哦印度人就是很蛇(狡猾的意思)’,那么交流将永远无法达成。”

“所谓跨族群,不是参加对方的文化宗教活动,不只是吃美食穿衣服,有没有与他们同在,从他们的位置思考,并关心他人所关心,才是更重要的。”

曾慧玲认为,进行跨族群交流时,人们可能也会抱有某些既定成见,但更重要的是,能从表象看到背后的本质与结构,并设身处地站在他人角度思考。
曾慧玲认为,进行跨族群交流时,人们可能也会抱有某些既定成见,但更重要的是,能从表象看到背后的本质与结构,并设身处地站在他人角度思考。
乌塔亚桑卡说,印裔低收入群体获得的关注与支援较少,既不像华社有强大的华团支援,也不像巫裔那样有政府更全面的计划照顾。
乌塔亚桑卡说,印裔低收入群体获得的关注与支援较少,既不像华社有强大的华团支援,也不像巫裔那样有政府更全面的计划照顾。
曾慧玲(右四)所创办的文化导览组织“走街”,是本地少数以华语进行印裔文化、宗教和历史导览的活动组织。
曾慧玲(右四)所创办的文化导览组织“走街”,是本地少数以华语进行印裔文化、宗教和历史导览的活动组织。


在9月28日的嘉庚学堂公开课上,面对台下华裔听众的似懂非懂、成见与困惑,乌塔亚以幽默又敏锐的人文视角,从社会流动角度畅谈“印裔问题”。
在9月28日的嘉庚学堂公开课上,面对台下华裔听众的似懂非懂、成见与困惑,乌塔亚以幽默又敏锐的人文视角,从社会流动角度畅谈“印裔问题”。
淡小生升中学时,不像华小生有独中或国民型中学可以选择,大多数会前往国中,在过渡期可能会因语言障碍等缘故而适应不良。
淡小生升中学时,不像华小生有独中或国民型中学可以选择,大多数会前往国中,在过渡期可能会因语言障碍等缘故而适应不良。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因为廉价移工的引进、橡胶园关闭或转型等因素,致使许多居住在园丘的印裔工人被迫下岗,要迁居城市另谋生计。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因为廉价移工的引进、橡胶园关闭或转型等因素,致使许多居住在园丘的印裔工人被迫下岗,要迁居城市另谋生计。
阿鲁穆甘在70年代从园丘迁居到旧巴生路,亲身体会当时迁居城市边缘印裔所面对的难题:他的住处窄小而肮脏,缺乏基本卫生设施,还要请人定期挑走粪污。
阿鲁穆甘在70年代从园丘迁居到旧巴生路,亲身体会当时迁居城市边缘印裔所面对的难题:他的住处窄小而肮脏,缺乏基本卫生设施,还要请人定期挑走粪污。
阿鲁仄万认为,城市贫穷比乡村贫穷更糟糕,城镇的“低端人口”不仅要面对房租等经济压力,而且也很难得到社区支援。
阿鲁仄万认为,城市贫穷比乡村贫穷更糟糕,城镇的“低端人口”不仅要面对房租等经济压力,而且也很难得到社区支援。

**也附上受访者已制作好的图表供参考。


作者 : 黄田恬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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