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领导者需要改变防疫思维

才过了一周，各国的抗疫措施又作了调整。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疫情，原本实行“集体免疫”的英国，开始意识到不切实际；欧盟成员国开始实施30天的封关措施，而美国方面也宣布对26个“申根区”国家和加拿大进行封关。

眼下正在施虐领土和安全系统的不是政治军团和经贸大战，乃是见不到的病毒传播，所以政治学家近来又重提起美国政治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原来一个冠状肺炎就能威胁国家建立的区域联盟和全球共同体。

亚洲现在是高风险地带，中国还不能全身而退，必须投身协助各国抗疫，同时向外分享中国本身的经验和模式。

尽管各界对中国有着正面和负面的评价，也无法漠视中国的抗疫模式，不过，毕竟中国与大部分国家的制度有差异，基于制度差异的问题，中国的抗疫模式只能作为全球共同体的其中一个模式。然而，世界还没有产生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防疫体系，纵观“封城”举措各国就有五花八门的做法，因为政府从来不会只考虑健康单一的因素，况且最不愿意放弃经济利益。

有些国家不是独自作战，必须与其经济联盟体一起配合，就比如欧盟和东盟，这两个迈向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组织，面对成员国疫情不一的状态，每一个政策都在考验共同体的利益以与国家安全的冲突。

欧盟实行对外封关，但不禁止欧盟公民在成员国之间串流，其实倒是为病毒留了传播渠道，有机会从疫情严重的国家转移到疫情较轻的国家。

相较之下，东盟抗疫最严格的是马来西亚，除了实施全国性的管制行动，也已关闭所有入境关卡，邻近的新加坡和泰国也相应的限制人员通过边界。马来西亚这样严格是责无旁贷的，因为两周前在吉隆玻大城堡清真寺的万人集会，不但为国家防疫打开破口，也导致东南亚的病例总数暴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