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焌恒／疾病不该有隐喻

“在疾病被赋予的某些道德判断之下，潜藏着有关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审美判断……比这些形变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一种潜在的、持续不断的变化，即患者身体的分解溃烂。”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何尝不是被赋予了某种新的隐喻？当中国武汉的第一批感染者被揭发带病逃离封城，其中以高姿态炫耀他们出逃的“成就”时，他们当下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为这个2019年新面世的病毒注入新涵义——不负责任、自私自利、不警惕、贪生怕死等负面取向的形容词。借助网络这股风势，这个病毒的名声很快传到全世界，结果它在西方被认为是亚洲的病毒，如今它在马来西亚则被认为是宗教分子的病毒。媒体过度的渲染更让人们坚信特定宗教分子继承了那些负面的隐喻，即使人们知道种族区分无助于阻遏病毒的扩散。我们在此不能不担忧说熬过了这次疫情的马来西亚社会，能否能够熬过接下来挑战更为严峻的种族分化议题。

给病毒贴标签，是鸵鸟行为

作者认为人们标签病毒的行为是一种在逃离核心问题的“鸵鸟式”解决方法，她说：

“……把任何灾难性流行病解释成道德松懈或政治衰败的症候，与把可怕的疾病同外国（或那些受人鄙视、战战兢兢的少数民族）连系起来的做法一样……”

把责任推向另一方，除了可以减去一些心理负担，实质上并没有什么益处。Covid-19在最不恰当的时势刻意挑起国家／种族之间的矛盾，将关乎个人卫生的基本问题升级至整个族群的问题，难怪会有人认为这个病毒是为地球去除淤血的自然现象机制。为任何事物注入隐喻或许是人们逃不出的思考模式，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看穿疾病的隐喻，直击问题核心并将之解决，而不是找借口设法把球抛给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