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妹妹在大马封城的第5天,拨了电话给在远方的家人,难过地说着室友们要她搬离他们的住处。理由是她不停地咳嗽,他们害怕她得到的是正在肆虐的冠状病毒病。朋友的妹妹在锁国前因为害怕把病毒通过飞机带回家乡,不顾父母的劝阻执意留在吉隆坡,打算趁这一段时间准备毕业论文。
这几日的天气一向忽冷忽热,可能在吃方面也不太小心,她在第2天就开始咳嗽,第3天病得严重了就去大学医院就诊。她带回了一些药盒和医生的叮咛:如果症状严重了,记得拨打吉隆坡冠状病毒病的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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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天高烧退了一些,咳嗽依旧;第5天,高烧完全退了,咳嗽依然缠身。
害怕和不安开始囤积,室友在第5天终于开口,要求她入院,或者离开住处。问题在于,在拨了好多通电话后,院方给的答案都是若她没有接触任何确诊病患,也没有相关旅游史,他们无法让她入院。
“怎么办,她今晚会不会露宿街头?”电话的另一头,是朋友无助的呐喊。
我们一向国泰平安,没有天灾,鲜有人祸。长这么大第一次碰上锁国封城和行动管制,所有人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
害怕多了,便是更多的惧怕: 是谁把病毒带上飞机再带入哪一个州属,是谁病了好久都不看医生不说实话导致疫情扩散,是谁在一开始就不小心导致一切发展至今天的地步。
然后是更多的指责和忌惮: 是他啊,是你吧,我们都离他远一点吧。在这些情绪的背后,也藏匿着不同的人性表达。
好多医护人员在前线没日没夜的抗争中;某个医生在脸书上却要求病了的人不要来他的诊所。好多人在22日的夜晚齐心歌唱,感谢在前线为我们抗争的人们;某人却在同一个地方的某处挣扎,拼了命的抑制住自己的咳嗽,期许今晚还有个容身之处。
好多公司让员工们远端工作;一些人却逼迫员工便装偷偷摸摸的到公司上班。好多人继续领着3月的薪水,一些人无奈的收着被减半的薪金。我们都不敢出声抗议,怕没了饭碗。在病毒的面前,生活里依然有着好多的不堪要去面对。
我们不知明天如何,每一天等待的是傍晚时分发布的确诊人数和死亡案例,我们每一个人都害怕。可是我们能不能在感到害怕的同时,依旧站在6英尺之外的地方,声音颤抖却坚定的问受伤的一方:嘿,你还好吗?
我们能不能有一点点的温暖,一点点的勇敢和一点点的良善,去度过这一片荒芜且苍白的日子。
这一次的疫情让大家都失去了些什么,想起《全境扩散》里的台词:我们失去了春天和夏天,也失去了再也不会发生的144天。
或许到最后,我们不仅失去了生命里这宝贵的14天,或许还有更多未来那些未知的日子,我们还丢失了对性本善所秉持的一丝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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