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详】温情与敬意/何国忠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于1990年8月30日去世，余英时写〈犹记风吹水上鳞〉悼念老师。30年前读这篇文章，钱穆孤零零养病这一段让我念念不忘。落寞只留给自己，那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旧派文人风格。当时新亚书院初创，谈不上是大学规模，学生不过20名，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流亡过来的。钱穆在香港没有号召力，经常连吃饭都有问题。他一人在港，工作之余没有天伦之乐。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是钱穆好朋友，余英时说有一次钱穆和他们家人看一部有关亲情的电影，走出戏院发现钱穆的眼圈是湿的。“他在怀念着留在大陆的子女。”余英时说。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离我们其实不远，一些场景值得还原，它有敲打心灵之效，提醒我们人生有无限的深度可追寻。钱穆自幼好学，念中学时发生辛亥革命，学校停课，只好在家自学。18岁时，被聘家乡小学，后来又转到中学执教。1930年，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学界好评如潮。虽然没进过大学，但经顾颉刚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后来又授课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成了一位名副其实，驰骋大学院校的学者。

 学问和才识可以取代文凭，掌校人破格录取的气魄值得表扬，只可惜那个时代没有真正的象牙塔，也没有所谓安逸的教书生涯。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到钱穆一生辗转不少地方。1949年4月，钱穆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同年10月，钱穆随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南迁香港，并出任新成立的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亚洲文商学院更名新亚书院，院长仍然由钱穆担任。1954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协助，经济情况才开始稳定。1963年合并入中文大学以后，新亚书院的地位更是遽速上升。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这是钱穆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中提醒读者要具备的信念，此话常被引用。钱穆所处的社会促使他不断思考中国的未来，他的民族文化意识引发他转入历史研究。面对气势如虹的西方文化，钱穆不断探索传统文化存在的意义。他通过历史的论述强调中国文化和制度的珍贵精神，为国家求出永久生命之泉源。在钱穆看来，要拯救国家，唤醒民众，一定要振奋民族精神。他著书立说，以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

不能舍弃文化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