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桌情缘/廖文辉（吉隆坡）

书桌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外是一张学习期间读书、写作业、赶报告的所在，本无甚稀奇，然而对我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我安身立命，展现人生意义的地方。

对书桌的印象开始于初中。当时任职于《南洋商报》的父亲，因报馆将编辑记者使用的办公桌汰旧换新，让员工把旧桌椅拿回家循环使用。父亲将一张约莫4呎乘3呎，品相良好的长形桌子搬回，摆放在客厅门口落地玻璃之前，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书桌。对家境清寒的我而言，一张附有3个抽屉，台面还有一片玻璃，其下可以放置照片和纸张的桌子，无疑是天降大礼，从此就伴随我度过高初中的求学岁月，我和弟弟一前一后，各据一方，成为我们温习功课的场所。

这张书桌，随我往后漂泊移动四处搬迁而游走。第一次是1985年高中一年级，房东为了筹备孩子英国留学的经费，决定将房子出售，我们只好从旧巴生路的华联花园迁至蕉赖3英里半的登嘉楼花园。这时书桌就摆放在我兄弟俩的房间，刚好夹在两张单人床的中间，空间略嫌紧张，两边刚好仅供一人挤身入坐。此时，除了复习功课，我也赋予这张书桌一项重要的使命，成为我写作的伴当。高中三年我所有曾经在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都在这张桌子伏案完成。

吸收知识和写作的场所

第二次则在1987年12月，搬迁至文良港士打北花园的政府组屋，那年刚好高中毕业，完成高中统考。这时房子的空间更为狭窄，墙的一边是上下铺的单人床，另一边则是贴墙定制的书架，书桌就在两者之间，面对同样的仅够一人容身的狭小空间，甚或更小于之前的空间。高中毕业后书桌已经不再是我温习的地方，成了我吸收知识和写作的场所。这段期间，我阅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友联出版社的《友联文选》，还有冯作民四册的《中国历史》等书，奠下了往后就读历史系和古文的基础。

换了环境的书桌与我只相处了短暂的8个月。1988年9月8日，我负笈台湾。台湾大学的简陋宿舍在床底下设有固定的长形书桌，展开了另一段的求知旅程。1994年回国后，家中居住空间，进行了调整，书桌也随着移至大房，形成我兄弟俩和父亲3张床围着书桌的格局，同样还是面对入坐面积的不足，虽然稍微挤迫，但至少仍能维持读书写作的局面。这时的空间相对紧张，也较不舒服，有时只好移步到客厅的几案坐在地上书写，《华校教总及其人物》一书大半章节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印象较为深刻的是这段期间完成的阅读有《易经》和《荀子》二书。

1997年底，完成终身大事以后即搬离文良港组屋，暂居于岳母处。太太刚好有一张3呎半乘两呎的小书桌，就摆放在房间的小角落。自置房子后，同样的书桌也同样安置在主人房的一角。婚后因忙于教学、照顾身怀六甲的太太，以及女儿出生后的养顾，书桌除了改作业、批考卷，基本没有太多“用武之地”。孩子约莫三四岁后，我也到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任教，这时候才有较多的时间读书和研究，书桌总算派上用场。待得儿子出世，要求父母搬来一同居住，方便小孩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