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施/假死

它们畏光。

人类因为没有在黑暗中看见的能力，所以没有及早发现它们。包括心思细腻的母亲，都没发现它们留下的蛛丝马迹，那些圆圆的小黑点，完好地融入周遭背景，象是岁月在床边墙角留下的痕迹，在真身揭示之前毫不显眼。

那一阵子，岛上笼罩在一片失去的悲恸氛围中，参加追思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各族群和各年龄层。先跨过我的尸体！卡巴星对伊刑法坚定的立场让人印象深刻，那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巨人，立成一堵高耸的坚硬的墙，将世俗国的框架稳住。许多人舍不得那敢怒敢言的真性情，在政坛上尤其难得；更多人恐惧，在没有卡巴星后，伊刑法的提案会如西伯利亚冻土底下的炭疽菌，等待时机刚好，悄然苏醒。

它的苏醒、布局与繁衍，完全在我们可能的想像范围外。当家人开始发现有异物入侵居家环境，影响日常生活时，感染程度已扩散如癌症末期，失去控制。天气的炎热让人难以忍受，蚊虫在妹妹全身上下留下张扬的咬痕，母亲则一天到晚精神不济。

“妈你是不是睡不好？”

“没有啊……”母亲伸手擦拭眼角的泪，一脸疲态，“只是眼睛不知怎的一直在流泪。”

妹妹以为自己火气大惹蚊虫叮咬，大喝罗汉果青草茶降火；母亲则认为天气热眼睛过敏，猛滴眼药水。直到一天下午，母亲罕见地大声唤我，是一种近乎毛骨悚然的求助声。

我盯着母亲床上的竹席很久。

母亲每晚都睡在竹席上，这习惯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竹席由一小块一小块3×2公分的竹板连接起来，在炎热的赤道铺在床上睡特别凉快。自从母亲睡坏了若干年前她从大陆扛回来的那张竹席后，就一直念叨着买新的。只是竹席并非必需品，镇上不容易找，好不容易找到，如获至宝。“还是最后一张”，母亲为她的战利品喜滋滋。

我蹲在床边，盯着床上的竹席。蓦地，一只黑色的只有几毫米的虫从竹块这一端爬出来，快速钻入竹块那一端。流着汗的背脊瞬间凉了，寒意延伸到耳后，冻结脑袋运转的能力。我转过头，正好对上母亲的视线，两人相觑半晌，二话不说，七手八脚将竹席卷起来，连拖带拉将竹席扛到大楼垃圾堆。丝毫不留恋。

母亲事后用消毒药水前前后后擦拭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将床被单都洗过，枕头抱枕都曝晒过。我们绝口不提虫子的事。5月下旬我提交了论文的最终版本，等待教授做最后一次反馈。长期在外的弟弟回家过生日，我们还帮他庆生。蓝卡巴星誓言捍卫他父亲的政治立场，誓死抵抗伊刑法，在补选中用狂风扫落叶的姿态大胜。妹妹身上的咬痕渐渐消退，母亲的眼泪也不流了，一切仿佛回到从前，那一个下午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

一个早上，妹妹惺忪着眼，抓着手上新鲜的五分一角大小红包，万念俱灰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它们还在。

万念俱灰。许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事人还来不及理解就成了定局，仿佛你只是个局外人，是第三者，无关紧要的群众。你以为自己生长在世俗国，突然一天她成了回教国；你以为土地上执行的是世俗法，突然一天她说要执行伊刑法。这些念头一直都在，它们只是隐藏起来，随着遏制条件松垮复活；就像它们携家带眷搬进来，大剌剌掠过我们的眼底，没有询问过我们，喧宾夺主。

怎么办？母亲问，哭丧着脸。

床虱二字刺痛我的神经，我弹跳起身上网爬文——“床虱是一种体型扁平椭圆，呈赭红色，吸人血为生的寄生虫。它们没有翅膀，既不能飞，也不能跳，通常潜伏在人们睡觉的区域附近……检查床铺或枕头，它们会留下黑色小点，那是它们的排泄物……”

母亲不停地抓头。她头皮发痒，那些小黑点嵌在她床头的地板上，嵌在墙角边，嵌入瞳孔里，我用指甲用力抠，非常难除去。那不是岁月的痕迹，是床虱走过必留下的大便，吃饱喝足的铁证。我们粗心至此。

“床虱进行创伤式受精，既雄虫不管雌虫的感受，用自己如利剑般的生殖器官强行插入雌虫身体。它们在隐蔽的场所交配，将卵产在墙壁、床板、家具等缝隙中。雌虫每个繁殖季节产卵二百多个，一年繁殖三代或三代以上。耐饥，吸血后即躲藏不出，成虫不得血食可耐饥一年以上，幼虫得不到血食可活30天以上……”我看着那些家具摆设，它们可潜藏的范围太广，我们战败的机率太大。

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该考虑搬家。

我突然发现，世界上的生命组织超乎所认知的庞大与复杂，多种生物交错生存在同一个空间，不只鸟在天空飞，不只鱼在水里游，这群生物和你占用同一个空间，比如蟑螂出没厨房的频率和你出没的次数一样多，比如白蚁吃掉了房子的骨架，比如螨虫爬满了床爬上你的脸，而你对它们的认知如此匮乏，甚至对它们的存在浑然不知。这种浑然不知，正如我就站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是现实与想像的落差，是人与人或人与事认知上的黑洞，直到东马的邻居文莱突然宣布通过伊刑法，众人才棒头大喝。

我们丢弃了床褥，多余的家具，跑遍了镇上大小超市尝试了不同的杀虫剂。我们分工合作检查房内各个肉眼所及的缝隙，出动强力手电筒照明，细针探入罅隙中钩扰一动不动的赭红色身体，它们圆滚着肚子打禅，在缺少日照的卧室建构理想的天堂。

墙上到处是它们被压扁的尸体，血却是来自于我们。血迹是一笔一笔加上去的，像血债血还的账，要一笔一笔算清。一天一天过去，每一次喷药过后，蓝色的房门被紧紧地关起来，如潘多拉的小盒子，里头发酵着另一个咬牙切齿的世界。数小时后，我们一家总动员清算业绩，每回都有来自各生命阶段的鲜活个体曝露嘴脸，象征源源不绝的生命力。它们还在，而且非常顽强。我们甚至用批土将所有缝隙填满，缝隙无处不在，石灰与木板连接的地方、裂开的墙角、落漆的墙壁，电灯罩底下、电线管背后……雪白的墙如补破衫般糊上东一块西一块的批土，却总有我们错漏或超出我们所及的地方。我们几乎疯了。

半夜热醒，客厅仍然灯火光明，藤椅空荡荡的。妹妹趴在桌上不敢睡，她被折磨得最惨，一脸的惶恐憔悴。对街麻将声依旧，除了我们一家，没有人知道那些外生物盘踞于此，每天交配产卵繁殖后代，蓄势待发毁灭人类。世界如常运转。世界如常运转？发生那么大件事，世界怎么可以如常运转！我想起《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中，最让我动容的篇幅。没有人因为你怎样了就怎样，没有谁不可以失去。除非床虱搬到你家。

人就是沧海一粟。

我看着装订好的论文，朱红色的厚皮上烫上我金色的名字，以及金色的“游客入住乔治市古迹酒店的意图”。所以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的求职面谈中，面谈的人要问同一句话——所以呢？而我支支吾吾，答不出来。

准备论文口试那几天，除虫公司的人终于出现在家门口。他们只有一个电话的距离，承认无计可施却需要极大勇气。在这之前，我以为他们的制服至少要像抓鬼团队或化学测漏员那样，戴个氧气罩或防毒面具，将鬼怪都吸到背后的钢制长筒里。尽管外形并不惹人注目，他们的到来还是引起同楼层一两户邻居的注意，毕竟我们是户挨着户地生活着。

除虫公司来了三次，前两次相隔两天，最后一次相隔一个星期。他们三人成一队，每人一桶药水，一支喷嘴，将屋子里各房间角落家具褥垫都仔细喷上一回。开始作业前，他们戴上口罩、手套和穿上白色袜子，“以防粘上，白色袜子增加看见的机会”。每次作业结束，他们将外面的衣物除下，装到大塑料袋内封死。

我对这份工作充满好奇，他们是否有洞悉另一个微观世界的能力？就像道士驱惊，问米婆附灵。你怎么不怕被感染？我问其中一人。

什么不怕！对方反射性地脱口，却一副欲言又止，“带过一次回家……家里的地上铺的是地板，它们躲在地板下，喷药根本喷不到，搞到全家活动范围就只剩各自的床。那时每张床架四个脚都浸泡在水杯里防止床虱爬上来，床架上的床垫则用塑料袋套死，不让它们爬出来。”

后来呢？我问。

“如果不是房子刚买，应该会搬家。”他大叹一口气，“后来就掀开地板啊，花了一大笔钱。”他心有余悸，捉鬼反被鬼附身，毕生难忘。

三次治疗结束后，日子算是回到了常轨上。论文口试结束后，我们替沾血的墙重新上漆。没有人建议将凹凸不平的墙磨平，大家都担心床虱冬眠式假死的本事，一不小心又复活。

天气依旧炎热，据报上说是自1975年以来最炎热的一年，单是这个月的高温就已经破了好几次历史纪录。我们尽量少出门，同时商议是不是应该装冷气了。伊斯兰党很快在国会提呈私人法案，寻求在吉兰丹州落实伊刑法，引来各路挞伐，也为后来的民联解体埋下伏笔。

周末，弟弟如往常般打电话回家。他说起新加坡的天气和大马一样糟，而且房里突然多了好多蚊子，每天醒来都发现手臂有新咬痕，全身都在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