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马来社会严缺公知的因素

读了达祖丁教授撰写的文章〈大马有什么希望〉（刊登于11月29日《星期天广场》），深有感触。达祖丁对60年来大马从联盟、国阵到目前的国盟政府依靠大多数单一种族的支持，利用种族主义政策施政，让他对国家未来感到绝望，而且最让他震惊的是大马的种族政策，竟然获得马来社会受过教育、高等教育和宗教人士的强力支持。在这政策下，偏激伊斯兰主义竟成了保守派用来压制进步思想、干预非穆斯林世俗生活方式的武器。此外，偏激伊斯兰教派对世俗法治原则视而不见，对贪污枉法、犯下谋杀和绑架罪的政治领袖，辩驳是小罪。他们在保护伊斯兰的名义下，一度怂恿各地的穆斯林到中东伊斯兰囯参与屠杀行为，使大马伊斯兰社会陷入深渊，它将撕裂社会并制造严重的社会冲突。

达祖丁教授身为马来人，跟马来社会接触频密，对马来知识分子的了解比我们透彻得多。作为华社一分子，我最感兴趣的倒是为何马来社会中受过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士会强力支持种族主义。

对于没受过教育的人，因无知而受政党蒙骗以致赞同马来种族主义，并相信从华、印族中抽取财富来重新分配是合理的法则，甚至坚信土著民拥有特权是天然权利。因为许多无知者就是无助者、社会的弱势群体，纵使是政客虚无缥缈的许诺，心理仍然感到慰藉和舒适，愿意继续听从种族主义分子的言论和差遣。

反观受过相当教育的马来人对种族主义的态度也基本和弱势马来群体一致。独立60年来，马来族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远远超过华族和印度族的总和。然而这个庞大的马来知识群却少有出现像达祖丁教授那样，成为有社会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原因何在？

公知是指较能独立思考、拥有一定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能对社会不公展露批判和正义的精神，并有胆识对官方不良政策发表真实意见。反之，达祖丁教授和我们见到的绝大部分马来知识分子，不是参加政党谋求官位或尽其所能攀爬公职高位，就是对社会贪腐现象虽有所感受，却毫无勇气发声抗议或提出具体改革计划。对底层的马来社会，他们纵使含同情之心，但不愿负起开启民智、为开发较合理的社会而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他们其实也观察到政府藉种族主义路线搞朋党营私、涉及诸多贪腐，但却不情愿去思考其错误而有所行动，因为他们是受益人，内心带有“宁可我对不起他族人民，不愿他族人民对不起我”的矛盾心理。

马来高级知识分子即使内心蕴藏着社会公正意识，但为了维护个人利益或是“整体族群命运”而不敢挺身而作出正义行为，是一种罪过吗？从法理层次看，他们并没有犯罪，心理素质纯属正常，有思考能力但少有努力寻求突破的决心。他们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安享着政府赋予的优厚条件，松懈的让国家意识绑架了他们的个人意识，剥夺了勇气，成了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再说，这个体制也不重视真正人才，即使平庸，但只要忠心和拥有一定“群众基础”，便官运亨通或当个领高薪的政府企业高管不成问题。

这些马来高级知识分子不选择做公知，因为公知在他们社群中极可能被看成是不合群的异类。纵使有人表现出社会良知，别人也会猜疑他们是故作虚伪、怀有另外目的。达祖丁教授在该文章中的言外之意是，马来知识分子违背了自己的社会良心，为全国小学到大学的宗教教育课程铺设了干柴，政治人物随时能将仇恨和种族不信任之火点燃，威胁全国的社会安宁！

达祖丁最后提到他想召集一群公民社会理想主义者，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兄弟会“ukhwah”，培训和启发大约300名40岁以下的大马各族精英。课程内容以灌输共同历史观、各族通力合作和共同经济建设的精神为主，学员还需接受政治和组织管理方面的专门培训，学习写作、沟通技能以及分析舆论等，以便他们将来能共同建立一个新全民政党。我深信这个提议非常有意义，很值得支持，谨祝愿达祖丁教授心想事成，能为培训我国未来对抗种族主义的各族公知尖兵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