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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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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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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8:00am 17/01/2021

冯振豪.种族、族群、民族与公民

作者: 冯振豪

当我们尝试传达多元社会的样态时,经常使用种族、族群或民族之词,于官方文宣、电台、报章、书籍、口号表达对多元的热爱,惟字词之多,解构面向也各异,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这些用词,也就自然未能传达出有共鸣的表述。

笔者试着透过本文以深入浅出地带厘清三者——种族、族群和民族的真义,期望各界慎用这些用词。接着探究这些的定义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所应构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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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race)实为社会学家划分群体之用,此种划分是基于客观特性的判定,包括肤色、面容、基因、骨骼、四肢等先天性元素,没有掺杂主观意识于其中。如美国的黑人与白人便是以种族区分的结果。问题是,当我们看见一个走在路上的黄种人,却不能判断她到底是日本籍、韩国籍、中国籍还是马来西亚籍。而且,经过欧美殖民主义洗礼,优生论一度横行于世,种族摇身一变为界定人种优劣之词,因此,人们以种族主义(racism)说明群体间的歧视与迫害,致使“种族”变成贬义、狭隘和不理性的存在。

当今的马来西亚,上自政治人物下至黎明百姓常以客观界定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原住民,基于表面差异施以各种不良标签,恶言相向。媒体所用的“种族”,呼吁国人珍惜多元大马,却一在提示国人要主观地认定人种特质来区分彼此,请问怎么建构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呢?

介于种族与民族之间的族群(ethnic)是个较高层次的名词,是学术辩论中最常见的用词。族群的定义较种族来得广泛,基于出生地、习俗、语言、宗教等判定,属于后天所塑的特质。但较于民族(nation),族群仍是客观认定。例如,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裔公民,但不能肯定他“想要成为”大马人或新加坡人。无论如何,在我国使用族群比种族更为恰当,毕竟马来西亚存在很多“种族”无法解释的现象——土生华人、印裔穆斯林、葡裔、暹裔、卡达山杜顺姆鲁、达雅人、巴瑶人等。

接着是民族(或国族),当谈到民族时就自然会谈到民族主义(nationalism)。依照捷克社会人类学家盖尔纳之说,民族是指共享一种文化特征的“人民”,在领土范围内行使自主独立统治的群体。政治学者杰克施耐德以为,民族与族群之别在于前者具备政治自决(共同建立国家)的集体意识,进言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若用“多元民族”传达大马的多元面貌,言下之意说明大马是个支离破碎、没有国家认同的国度,显得很不恰当。

在进一步理解“民族”之前,有必要先了解造就民族的民族主义。

文化人类学家安德森将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 community)。由于印刷传入欧洲,造成拉丁语体系的没落和地方语言的兴起,吹响族群的地方认同。这种认同意识随着地理大发现拓散到世界各地,殖民者后裔与当地土著结成手足情感,最终第一波民族主义在拉丁美洲产生——玻利瓦尔革命。

美洲革命余波回袭欧洲,掀起英国立宪革命、北美独立运动、法国大革命高动员力、反君权的群众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由各国王室主导且充满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出现,将威胁其统治的势力型塑成民族敌人,压缩群众抗争与对外穷兵黩武并行,催生德国、意大利、日本、沙皇俄国等新帝国主义国家。

直到二战结束,全球兴起反殖民斗争,受惠于殖民地教育和经济的菁英阶层领导的第四波殖民地民族主义。印度、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诞生都跟这一波有关。虽在殖民时代的社会不平等,但政治菁英刻画共同的方向,抛开群体边界,塑造国土边界,希望以“国民”建构新叙事。不管是东姑的体育民族主义(按历史学家谢文庆的说法,体育民主主义是指国人在国家队选手支持中展现国人的相异求同),或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都在验证安德森之说。

因此,从安德森的论述中可知,民族主义和民族都是虚构出来的产物,是让领土内的“人民”愿意团结起来的政治论述。

回到施耐德的说法,他在《从投票到暴力》书中将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相结合,以法治精神、行政制度和官僚体系的建制强弱,以及菁英对民主的容忍度做自变项,把民族主义归为四类:公民民族主义(制度强,容忍度高)、反动民族主义(制度强、容忍度低)、革命民族主义(制度弱、容忍度高)、族群民族主义(制度弱,容忍度低)。显然,公民民族主义是最理想模型。

回到问题,我们该怎么把多大马的骄傲表达出来?首先,我们须从上而下、从内心到口语远离先天论的“种族”,代之以后天的“族群”界定不同群体,再透过制度化和民主化,于族群之上建构一致的“民族”意识,,每个族群在享有各自特质的同时也共享同一个东西——可以是政治制度(如英国、美国),也可以是精神价值(如新加坡、台湾)。届时,马来人跟马来西亚人的区分便显得多此一举,毕竟我们已把多元、包容与和谐内化到各个族群,即“公民”(citizen)导向的马来西亚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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