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草／中国的中国史怪圈

为了研究明末在四川大屠杀的张献忠，还记得在台北图书馆找了很多明清史料，也到书店去找专门研究张献忠的历史书，好不容易找到一本中国史家写的，结果看了直想把书丢掉！明明是大屠杀的恐怖人物，却被描写成“伟大的农民革命军领袖”，人民还很爱戴他。荒谬的是，张献忠出身于行商家庭，读过儒书，根本不是什么农民。

有一部我珍藏的《中国史稿地图集》，1958年由著名史家郭沫若主编，里面凡是地方作乱，或企图推翻王朝的动乱，全都称为农民起义、人民起义、流民起义，少年时看了还真以为是这么一回事，后来越看越奇怪，明明是强盗作乱，或地方势力争天下，却还硬套“起义”。后来才发觉，只要该时代的中国历史书，都缺乏公平的历史评论，仅将其硬套进官方规定的历史观点，即使我看有名的易经研究者在六七十年代写的易经解读，也要先在〈前言〉把易经谴责一番，说是封建迷信的糟粕，然后说必须要用马列主义辩证之类的进步科学来研究它。我顿然感觉很悲凉，这些一代史学大师在国家的强大机器下屈服，如果不在书中这么高呼一下，恐怕毕生心血就无法出版了。

然而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苏秉琦，终于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说出心里的话。

他在该书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写“两个怪圈”：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他反对夏商周“三代”的名词，因为三代的概念就是一代传一代，代表继承，其实是“我们习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就列于正史之外”，根据他60年考古研究“尤其新石器时代陶器文化”，夏商周根本是“三家”不同的文化，“不是继承，三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