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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在全球民众越加关注新冠病毒疫情之际,我却在台北娘家全无预警地接到家里来电说:妈妈猝死过世了。随后,带着抖索的心情,调整行程,携带妻儿返家奔丧,我才逐渐被动地接受这场来之突然的现实:妈妈确然离开了。
5个兄弟在她离去的当晚,平均分配了她晚间烹煮的最后一道猪心汤,这道我自小到大极之抗拒的中药大补汤。“久未下厨的她,当天为什么会想煮一锅猪心汤呢,”哥哥事后寻思。
惟我们却没收到任何临终遗言。事发当晚,她只当自己身体不舒服,希望睡一觉就好了,跟“临终”压根扯不上边儿。事发当日与妈妈通过电的二姨在丧礼上回忆那天对话情景,说她语气放松,满嘴都是安慰的话,称道只需做个小手术——两天前,她刚被确诊大肠里长了一道并不长的肿瘤。
她向来如此,热心为人张罗,极少为自己打算。就连生病,却不留予我们足够反哺的空间,及时间。
确诊大肠癌后,我未来得及回国好好鼓励妈妈一番,每念及此,心里又一阵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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