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南.从林立迎诽谤个案探讨司法下判标准

为何民间的声音，跟法院的判决走向，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为何许多民众愿意大力支持林立迎所发动的筹款运动，并于短短3天内达标？我认为这暴露了远比诽谤案的司法判罚原则，更关键和接地气的社会现实面相。

无可否认，林立迎在此案暴露数项关键性举证弱点，包括言论过火，以及无法传召任何受害的中国投资者担任证人，以确认有关消息来源的真实性。

但其当初于2017年揭发事件的正面出发点，最终也获得执法行动的确认，包括该公司稍后于2000年在吉隆坡刑事庭被判洗黑钱、推广金字塔金钱游戏和进行非法直销活动，而被判900万令吉罚款。

但令人震惊和不解的是，为何最终只是罚款了事。我只能说，根据我本身的执业经验，执法单位尤其警方处理商业犯罪领域的态度，简单而言就是对受害者过于刁难，以及对相关企业单位过于友善。所以最终导致普遍人民逐渐丧失信心。

而且，司法有项重要原则，即不会向一个以不法或不道德行为作为起诉基础的单位伸出援手（ex turpi causa non oritur actio）。因此，吉隆坡高庭在审理满星云集团的有关诽谤案时，是否有考虑到该公司早前已受到法律制裁？

所以，法院近年来通过类似系列诽谤案判决，是否向我们的社会传达正确讯息？是否有依循本身的案例先例？

大马司法在诽谤领域其它失序或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立场，包括一会儿根据英国的德比郡议会案例，禁止担任公职人员起诉他人诽谤；而过后又于2018年在砂州政府起诉张健仁诽谤个案改变立场，指州政府可通过政府诉讼法令展开相关诽谤行动；而稍后又于2021年在马华起诉林立迎诽谤个案，判决政党不能向个人展开诽谤行动。

若政府能起诉诽谤，为何政党不能？若政党不能，同样注册在社团法令下的一众非政府组织，是否也不能？这是否已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这种令人感觉过于针对性、缺乏一致性或建立在不同原则基础的案例，最终将进一步压缩人民在宪法下所赋予的基本言论自由，尤其在执法不力或领导无方的情况下，导致被欺压的低下层人民面对更多的发声障碍和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