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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10:00pm 01/0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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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焕然教授

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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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焕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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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焕然教授.中国文学史,教什么

安焕然教授

所以不是说教讲不好,但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参考多几本不同视角论述的文学史,是必要的。而文学史的教讲是希望你更有兴趣的去接触原来的文学作品。但你若是“以筌为鱼”拿高分,这样的文学史“基础教学”无疑也是失败的。当文学教育只剩下“基本常识”,这样的文学史教讲根本就是让“文学”给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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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学史课,让学生分组讨论,甚至是辩论和叩问文选(亦即文学作品选读)及文学史教讲两者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

一些学生习惯了要有“老师教”,要有“教科书”,总是希望课堂上的老师能至少教给他们一些什么“基础常识”,所以以为文学史的教讲很重要。但所谓的教与学或许不只是这样吧!为什么学生不自己去阅读原书作品呢?只想着要去依赖一本《中国文学史》教科书,考试考填空的“文学史常识”,如此,或许你即使不读文学作品,照样可以在文学史考试中对答如流,拿高分甚至拿满分。但如此的文学史考核和教讲,不过是使文学史“知识化”,却不尽然是种“文学”教育。

当然“用功读书”的学生可以反驳,如果没有文学史教讲的“基础知识”,我们在阅读文学原书作品时,哪有什么功力去解读文学文本呢?难道缺乏背景知识的解读,也可以被允许?被赞许?甚至分数可以跟我“用功读书”的一样高分?

上述的质问没有对错。然而,一本《中国文学史》所教讲的,就是你对某篇某部文学作品认识的“基础”吗?还是你受了这本主流论述“官定”的《中国文学史》的偏向主导而不自知,以为这文学的“大概”或某作家其作品基本上就是如此这般解读了。如果缺乏自觉,这恰恰也就是偏重文学史教讲的陷阱。因为你以为你习得的文学史“基础常识”可能恰恰就是限制你解读文学作品的盲点和迷思。

其实,文学作品选读和文学史教讲,两者都同样重要。各偏执一隅,恐怕都有问题。当然这也可能跟受教育的制度和环境背景有关。不过,在教讲文学史时,老师总得提醒学生,你在听讲这段文学史时,需要有这样的自觉:你在某老师或某本教科书所教讲的文学史,要意识此“框内”应该还有“框外”的想象空间和其他论述的可能性存在。

任何一本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和教讲,都涉及材料的轻重取舍,这同时涉及的是文学史编撰者的史观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学史常常需要“重写”。文学史的重写,所谓的“典律替换”是“正常现象”。不论对错好坏,至少读者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而不是把一本文学史教科书当“标准答案”来背记。以为这就是定论。这样的考试拿高分,恰恰显示了文学史教讲的危险和僵化。

所以不是说文学史教讲不好,但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参考多几本不同视角论述的文学史,是必要的。而文学史的教讲是希望你更有兴趣的去接触原来的文学作品。但你若是“以筌为鱼”拿高分,这样的文学史“基础教学”无疑也是失败的。当文学教育只剩下“基本常识”,这样的文学史教讲根本就是让“文学”给缺席了。

当然,文学史的教讲,也不能忽略历史时空背景的交待。一些议题,是文学的,也可以是非文学的,亦可以拿来古今对话。举其一例,自古文坛多渣男。台静农《中国文学史》就指说唐初(按:其实整个唐朝也差不多如此)文士多无行,有者甚至无品。那请问:评价文学作品,需要结合作者品行来品评吗?这议题是文学观的议题,亦是历史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同时也很有“当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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