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伦敦与新加坡的新双城记

新加坡進入了最好的時代，而倫敦進入了最壞的時代。從經濟到治安，從法治到創新，都折射倫敦城市管理倒退的痛苦，也展示新加坡賢能政治超越前進的優勢。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经典名著《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的开篇名句。证诸新加坡和伦敦的最新发展，显示新加坡进入了最好的时代，而伦敦进入了最坏的时代。从经济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的品质来看，两大城市的落差越来越大。

但英国的精英阶层却不作如是观，他们对于新加坡的崛起视而不见，还是用很多的刻板印象来指手画脚，结果却被残酷的事实打脸。周前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周刊（The Economist）文章评论新加坡的权力接班，都是语带讽刺，新加坡的法律与内政部长尚穆根（K.Shanmugam）就反驳称，《经济学人》终于忍不住要中伤新加坡，在于英国评论界精英骨子里的潜意识，不能忍受一个他们习惯教训的对象，却是全面的胜过他们。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经高达八万多美元，而英国只是约六万多美元，而去年开始还陷入衰退，英国全年人均GDP下降百分之零点七。

这位部长引述犯罪案的数字，指出去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偷窃汽车和破坏汽车案件高达33万宗，但破案率是零。这在新加坡来看是不可思议。当然，他还没提到，伦敦去年的凶杀案是112宗，而新加坡却是零宗，百倍之差，对比强烈。在今天的伦敦街头，枪劫手机非常普遍，往往在地铁出口和露天咖啡厅都是作案黑点，而最奇葩的是受害者去报警，但冠上“苏格兰场”和福尔摩斯历史荣光的伦敦警察都对这些“街头罪案”爱理不理，绝大部分的案件追查都没有结果。越来越多伦敦市民在街头感到不安全，尤其在晚上；但在新加坡，游客半夜走在街上都感到安全，姑息犯罪是天方夜谭。

其实新加坡胜过伦敦，正是亚洲重视“良政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结果，而西方耽于“选举政治”短期操作，加上社交媒体的同温层（Echo Chamber）和信息茧（Information Cocoon）造成了群体极端化，政治人物都被民粹绑架，无法根本解决社会的弊端，治安不靖成为常态，而所谓“进步司法力量”，说要同情有色人种和弱势群体，对“轻微犯罪”网开一面，等于姑息养奸，诲淫诲盗，造成文明的倒退，也严重损害人民的基本权益，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情何以堪。

狄更斯的《双城记》本是比较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伦敦和巴黎，但两百三十多年之后，伦敦却要面对新加坡的挑战，从经济到治安，从法治到创新，都折射伦敦城市管理倒退的痛苦，也展示新加坡贤能政治超越前进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