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欧洲联合政府的难处

至于德国的“红绿灯联盟”之中，自民党、绿党和肖尔茨所属的社民党本就存在对立的自由民主和偏左的主义路线，燃油和供暖的津贴，移民和难民的社会问题考验着主义不同而用钱观念不一致的政府。

来自自民党的财政部长更着重于加强经济发展，这与倾向社会发展的总理无疑也水火不容，无法调解的局面，必然是使用权力解决。

再看我国的联合政府模式，团结政府安然度过了两年的考验，希盟和国阵度过尴尬的合作时期，如巫统主席所言：“当下大家已经成为朋友。”在年度预算案上，希盟和国阵齐心合力应对国盟成员党的批判。

尽管如此，团结政府在净选盟的评估中只获得“D”级，这正也表明联盟和谐与改革进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实。下一届大选来临前，政府仍需应对稳定政权的挑战。

我国政治文化和体制不同于欧洲，族群结构形塑的政治特点使各党派着重于族群利益大于阶层利益，如今开启了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分享政权的时代，族群因素依然不可忽视。

虽然跨越族群的公民意识正在崛起，但各阶层的民生和福利长期以来被包裹于族群身分之中，与族群政党相辅相成，公民意识距离取代族群优先还有一段距离。

希盟和国阵有共识在发展平等的同时也需维护一部分的传统利益，已经体现在首相高调批判以色列的姿态，不但展示其倾向伊斯兰右翼立场，也可跟国盟竞争对伊斯兰的话语权。

此外，让团结政府保持下去的因素还有威权。我国正处于政治的去威权化转型，不过资深政党保留着对党员和支持者的掌控，党员必须服从领导个人大于政党宗旨，支持者也经常受促以大局为重。过去国阵是在威权主义下巩固政权，而今国阵成员党也还保留威权主导一切的作风。

相比之下，我国的联合政府模式比欧洲政府走得更远，有望维持到届满。不过，比较的意义非是夸耀我方政府有多团结，反之，外国联合政府的瓦解提醒了我方存在党意大于民意的问题。至于应否正视以及如何正视，则胥视国会殿堂中的人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