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运动／02】多了解多包容 看见残疾运动员的力与美

大马残奥理事会秘书长苏布拉（Dato Subra）说，事实是，赢取大赛奖牌越来越不容易。随着各国意识提高，政府支持系统到位，赛场上的竞技水平也更显胶着。

以盲人门球为例，各由3人组成的两支队伍交替攻守，将球滚入对方大门便能得分。“这不只是简单丢球而已，有很多技巧在里面，怎么让球反弹或扭转方向，都是让游戏特别的地方。”

然而，面向现实，他也直言，“以前大家将残疾体育看作嘉年华，而非专业竞技。”毕竟残奥运动的起源历史相对短暂，“例如足球，今天每个人都在追捧，这很好。后来女子足球也很活跃。后来盲人也可以玩足球，但追随者多数都是亲友和障友。现在我们还没到达那个阶段，让观众愿意排队入场。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如何让85%的健全人口对残疾运动感兴趣？

沉默一阵，苏布拉说，“我的想法是，我们不该只是为了娱乐消遣而看，包容性（inclusive）才是真正的关键词，你必须让残疾人士融入社会，如此而已。”运动给他们收入维生，运动也给他们社交平台。

这么说来，观众多寡倒是其次，苏布拉更关注如何增加残疾运动员的整体数量。

残障者走向领奖台的第一道障碍──家门

2024巴黎残奥会，大马派出30名运动员参赛，刷新我国历来参赛人数最多的纪录。可是，苏布拉提醒，这个数量还远远不够。

残疾运动的分级系统细致严谨，“你看，游泳项目约有150场赛事，田径项目约有150场赛事，单单100公尺短跑就有29面金牌可以争取，视觉障碍者一起跑，单脚者一起跑，智力障碍者一起跑……我们参加了多少场？我们还没开发和捕捉全部‘市场’。”

不会没有人才，马来西亚残疾人口约有500万，可是让他们走向颁奖台的路径在哪里？

苏布拉和卡尔的首要呼吁对象，不约而同指向家长或监护者。家长的观念，往往是残疾者走出家门的第一道阻碍。尤其对于无法完全自理的残疾运动员而言，家人的支持体系至关重要。

“很多挑战存在。”苏布拉说，“父母没有时间、没有醒觉，还有霸凌问题等等。所以很难得到父母信任，他们会觉得，没有人比自己更懂得照顾孩子，于是不愿放手。”人与人的互动是双向流通的，“如果能证明给父母看，我们值得信任，那他们就会主动联系。”

他希望父母意识到，运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他们能够学会自立，从中得到满足，改善身体情况，”还可以看见更缤纷的世界，“比如我带他们到巴黎比赛，那里的轮椅和电梯都有先进的辅助技术，这些孩子大开眼界。”从此知道世上存在这些工具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卡尔也指出，残疾人口与OKU卡持有者数量不成正比，更没有相应反映在残疾运动员人数上。他向父母喊话，“及早留意孩子的异状，不要犹豫申请OKU卡，把他们送去特殊学校，或与大马残奥理事会接触，探索运动才能，作为换取成功人生的一件工具。”在体育竞技中，越早培训无疑更占优势。“现阶段，大多父母显得有点羞怯。”

残疾运动走入社区，推动打造友善环境

当然，难以回避的是，大环境也不够友善。等到残疾人士愿意走出家门，前往运动场地的路上往往道阻且长，盲人标记或会半路中断，轮椅使用者或会寻无斜坡上下楼，这些都不是罕见的场景。

苏布拉认同，残疾运动员不缺训练设施，包括体育馆、跑道和游泳池，皆能与健全运动员共享，无需太多调整，但这些设施是否容易“抵达”，又是另一回事。“除了比赛场地，住宿与交通是否方便，都需纳入考量。”

这两年，残奥理事会开始走入民间举办社区体育赛事，“一次在斯里曼绒，一次在梳邦再也。”跟随社区体育赛一并展开的，还有整个城镇对残疾运动的认识。“有了比赛，他们需要打造障友友善设施，观念也会慢慢改变：哦，我需要尊重残障人士，我需要好好提供这些设施。”

今年，理事会计划在全马6个城镇举办社区残疾体育赛，“是一场很好的教育，也希望从中寻获有潜质的运动员。”

13年在体育媒体耕耘，3年跑前线采访，也是各大赛事如亚运会与残奥会的见证者，卡尔的直观感受是，政府对残疾运动的态度“并不认真”。很多数字拿来相互比较便高下立见，包括健全运动员与残疾运动员的培训经费。

“Latif Romly（残疾跳远选手）有两面残奥金牌，Ziyad Zolkefli（残疾铅球选手）有一面残奥金牌，可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特别对待。”卡尔认为，“至少可以送他们到海外受训6至8个月。”2024年巴黎残奥会上，被寄予厚望的两人，并没有卫冕冠军，收获银牌。“相比其他国家选手得到的支持，赛前筹备的投入程度，确实会带来不同成绩。”

卡尔感叹，“我觉得大家常常忘了，他们也是世界级的运动员。”

若能协调政府与民间的力量，1+1大于2

愿意提供支援的人不是没有，可苏布拉看见的现况是，政府也好，非政府组织也好，每个单位各自为政，缺乏相互协调与配合。“你在寻找，我在帮忙，我们都在助人，可是你和我之间没有沟通。”如果无法有效活用这股力量，未免可惜。

回到本身岗位，苏布拉期许自己可以尽可能满足残疾运动员的需求。

巴黎残奥会之前，一名运动员希望苏布拉可以协助唤回前教练，“他说他会证明自己可以表现更好。所以我们说服教练回来执教，这是艰难的抉择。”最终，这名运动员成功晋级残奥会舞台，虽没赢得奖牌，“但已超越之前的表现，他很开心，我也开心。只是小小的事务安排，却能给他带来很大的改变。我想这是其中一个让我感到充盈的时刻。”

2021年从制作人转战记者岗位，卡尔毛遂自荐跑残奥会这条线，“因为我喜欢讲一些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故事。”

那年东京残奥会，他近距离接触谢儮好、Latif、Ziyad等国家代表，贴身报道换来高浏览率，打破大部分观众对残疾运动不感兴趣的迷思，也打破他自己的固有认知——原以为运动员光鲜亮丽、满怀自信，“当我问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残疾，我才发现，他们大多难以跟人互动，仅仅因为他们比较特殊。”

其中也有鼓舞人心的时刻。

同年残奥会，羽球选手Fareez Anuar并没有赢得奖牌，但卡尔同样报道了他的故事——15岁撞上意外，右手受了重伤，影响日常劳动，就在工作差点不保之际，残奥会宣布首次纳入羽球项目，仿佛让这名前州手重获新生。“这是一个真实故事。不是只有胜利，失败者也有故事可以说。”

报道发布后，卡尔接到Fareez母亲来电表达谢意，如今回到家乡，大家都将儿子视为国家英雄。“与其关注赛事输赢，我们诉说一个人如何挣扎的故事，挣扎不是为了谋生，仅仅为了生存。这是我说故事的动机。”

故事说多了，希望迎来这么一天，当人们提起体育竞技，已经理所当然把残疾运动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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