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现象 / 01】禁书真的禁得了吗？

50年代禁书多涉及共产主义

先是聚焦1950年代，那是国家独立前后的过渡期。从图表可见，禁书数量的曲线在1951年划出高峰，多达445本。这些书籍大多以华文书写，题材多是涉及共产主义，无疑与彼时英殖民政府的反共行动息息相关。

往后数十年，这波涟漪持续扩散。文运书坊创办人张永新记得，在他升上中学的六七十年代，校内有同学自组学习小组，悄悄传阅不少课外书籍，其中也包括一些带有革命思维的禁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等。“在那个时候，有人因为阅读《共产党宣言》，被警察抓到的话，是有法庭审判，要坐牢的。”

第二个特别的时间段，落在1990年代。若以十年为区隔，相比其他时期，90年代的禁书数量剧增，多达717本。

内政部网页罗列的禁书资料，仅是涵盖书名、语文、作者、出版社和印刷商。从中可以得知的是，大多数查禁的华文书与英文书属于进口书。再从书名大致推敲，来到90年代，禁书理由最常见是涉及色情（42%）与宗教（36%）内容，反观在政治与种族和谐方面，似乎没有构成太大困扰，包括触碰共产主义的禁书数量也已大幅减少。

剧作家兼研究学者Ann Lee补充，90年代禁书数量不成比例地高，异端组织奥尔根（Al-Arqam）的兴起是其中一个因素。

随年代更迭 数量逐渐递减

90年代以后，实际上，禁书数量一直呈现递减趋势——2000年代有400本，2010年代则有229本；迈入2020年代，过去这5年多，政府在《印刷与出版法令》下，一共将24个印刷品（包括SWATCH彩虹手表）列为禁物，其中11项明显触碰性少数群体（LGBT）的课题，成了近几年占比最大的禁书题材；其他禁书题材还包括宗教内容、色情描述，或是以性相关的字眼命为书名，内容实则是在嘲讽时政。

纵观大马禁书风气的演变，从数量来看，爪牙似乎已有松开，可尤其在性少数课题上，却咬得前所未有地紧。

当年在学校一度离禁书很近，大半辈子以后，张永新转身成为出版与书店业者，并在2020年接获通知，由文运出版的《Gay is Okay! A Christian Perspective》（同性恋没问题！一位基督徒的观点）列为禁书，“所以你看啊，关于禁书这件事，几十年不变，法令还是没有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 禁书攻防战：一场暧昧不清的华尔兹

《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亦称第301条法令，在1987年修订后，加入第7（1）条款——“管制不受欢迎出版物”，授权内政部长查禁任何可能危害公共秩序、道德、国家安全、外交关系或国家利益的出版物。持有、出版、销售、发行、复制、进口或印刷违禁读物，若罪名成立，可判最高3年监禁、2万令吉罚款，或两者兼施。

张永新：书被禁后可去法庭挑战

在马来西亚，张永新解释，出版书籍只须申请ISBN（国际标准书号），无需特别申请准证。“但是，你出版以后，政府可以来禁。”禁书的官方理由，往往简短而模糊，不会明确指出有问题的篇幅或段落。“它说有损道德，是什么道德？由谁定义？这些东西很难说。”不过，收到禁令后，“出版社或作者可以去法庭挑战。”

2022年，高庭宣判《Gay is Okay! 》解禁，裁决后来又被上诉庭推翻，该书作者欧阳文风与文运出版社已向联邦法庭提出上诉，法律程序目前仍在进行中。

不是没有过成功案例。

2025年3月，漫画家梅志民成功挑战禁令，他的漫画《When I was a kid 3》（当我还是小孩3）在高庭宣判下解禁。更早以前，由伊斯兰姐妹组织（SIS）出版的《Muslim Women and the Challenge of Islamic Extremism》（穆斯林妇女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挑战），以危害公共秩序为由遭查禁，后来成功在2010年通过司法程序解禁。

可是，法律诉讼耗时费力，不是每个人都能挪出额外的心神去应战。

2作品被禁 Benz Ali不挑战禁令

今年颁布的禁书列表里，马来作家Benz Ali的著作《Koleksi Puisi Masturbasi》（自慰诗集）名列其中。这是他第二本被查禁的作品。问他可曾想过挑战禁令，他说，金钱时间都是成本，不容易的。“目前他们只是查禁，没有更多的骚扰动作，对我来说就ok了。”

有趣的是，发生在张永新和Benz身上的案例，书籍出版与查禁的时间，中间均是相隔了好几年。这是为什么？

3. 审查制度第三方：“禁”的政治语境

直至截稿，仍未获得内政部出版物管制组的回复，详细得知一本书的查禁是如何拍板定案。

而张永新有他的猜想和观察。

“《Gay is Okay!》在出版7年后才禁，不知道是不是执法人员在空闲时翻查目录，看到好多年前有本书书名有‘gay’的字眼，所以采取行动，突然就禁了。有时是有人报警或炒作，像我们有一本《重生：新马来西亚的改革、烈火莫熄与新希望》，有人报警说封面侮辱国徽，很快就有行动，不用等7年。”

一如《When I was a kid 3》的查禁，正是发生在印尼非政府组织在大马驻印尼大使馆外聚集抗议之后。

Ann：审查制度带有表演性质

在官方审查与自我审查以外，Ann也提及参与式审查（participatory censorship）的概念，“这个概念相对新颖，大众会在社交媒体投诉，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讽刺结果，”她认为，真实情况复杂得多，不能单纯归咎于来自权威的审查机制。“如果有人报警，激起舆论火花，事情便成定局。”来自公众的审查之所以奏效，因为审查制度本是带有表演性质的行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关乎权力和掌控，我们需要演示，谁有权力谁没有权力。”

Ann引用马来亚大学退休教授Susan Philip的观察，“比如像是已故本地剧场导演Krishen Jit也说过，每次临近大选，禁止这个那个的行为都会达到高峰，这就像是一种道德的健身运动，你必须去举起一些‘哑铃’，展示你有多么纯洁与干净。”

黄麒达：禁书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

落到大马当前的政治现况，辩论人黄麒达直说，在网络时代，禁书其实没有太大效果。他分析，“这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在绿潮兴起后，通过禁书，展现自己有决心去竞争保守。”在他看来，“禁书不是做给原先就会读这本书的人看，相反，它是做给没兴趣读这本书的那群人看。”

“禁”的行为如何展现，黄麒达说，也关乎当权者如何想像自己的权力，以及民众如何想像政府可以拥有怎样的权力。“政府是不是天然把自己想像成它有这个查禁的权限，当然这也关系英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框架。政府其实也可以想像自己没有这个权限。”归根究底，“政府如何思考自己的权限？”

关于书籍审查制度，我们还可以有怎样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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