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现象 / 02】审查制度是阻碍也是激励

张永新：应提升社会认知

还是绕回同一个纠结点——人人是否具备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这也是一个争论。”经营书店的张永新，最终把锚落在他对知识就是力量的笃信。“如果政府要禁书，你更应该去提升社会认知。懂得分辨真伪，就不易被挑拨，那么不管色情还是宗教，都不会影响我。否则你制订再严格的条例，还是不能解决。不要用大棒子，禁禁禁，要鼓励思辨。”

黄麒达：反抗到底恐走向極端

辩论人黄麒达警惕的是，反抗到底恐怕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毕竟即使是坏掉的钟，一天也会对两次。“执行方面公不公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公平两个字有些抽象，Benz试图为它画出一个明确的轮廓：若禁令非得存在，那么在拍板定案之前，能不能至少有一场对话？

“政府可以召唤作者或出版社来对话，营造一种风气——你写了什么，就要有勇气去负责。”很多时候，作者书写时不必然抱有什么意图，而是阅读的人曲解涵义。“你叫我去内政部，我们来对话，一小时也好，一天也好，政府可以说明你的担忧，我也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即使最后结论，你还是认为我的书危害公共安全，我可能会被说服，”那也总好过现状，政府只须提供一个模糊的理由，一本书就能轻易成了禁书。

5. 禁书有用吗？是寒蝉效应，还是越禁越爱看？

模糊一贯是所有审查制度刻意维持的样子。

“很多法令都是模糊却又具体的。所以我们非常擅长自我审查。”现实处境有多糟？Ann曾和两位学者分析现有的法令，有哪些可以用来管束舞台表演工作者，“《印刷与出版法令》《煽动法令》《通讯与多媒体法令》，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其实共有25个法令可以直接撞击（他们），更不要说还有不少当地的指引（guidelines）。”

Benz Ali：恐嚇成为自己的思想警察

这是一种恐吓（intimidasi），Benz认为，“让我们成为自己的思想警察。”

张永新还记得80年代，因为政治角力，由反对党经营的纸媒《火箭报》一度找不到印刷商，“查禁的作用在这边，印刷商不想冒险，因为所有印刷品都得注明‘printed by who’；而我一直最反对的是，你起诉作者和出版社，ok，但为什么提控印刷商呢？这就是一种压抑的方式。”

压抑的成效有多大？“以前是有效果的，因为没有别的通路，”张永新说，“现在有社交媒体，不一样了。所以我说，那个时代过去了。”

黄麒达：禁书法令是过时产物

黄麒达也认同，禁书法令是一个过时产物。

“随着资讯发达，加上我国阅读风气不算太高，禁书效果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是某程度的徒劳无功。”在他看来，在市场不够大的马来西亚，禁书有时反而起到宣传效果。像是早前有网民在社媒发帖，不满一位现居英国的本地作家小说含有同志元素，掀起一波争议。“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它会让原本不是很想看的读者，更想去找这本书来看。”

张永新想到的例子，是多年前一本有关五一三事件的书籍，“那时没什么人敢出版，结果很多人买。也有人想这本书应该会禁，赶快买赶快买，结果没禁。后来好像又传闻要禁，结果卖了更多。你看最近杨巧双自传上了法庭，结果又卖了一轮。”

两本著作均被查禁的Benz，则没有那么乐观。“虽然很多人说，禁书可以去黑市找，网络上也看得到，但对作者来说，其实更吃亏，因为不再能够公开售卖。”他曾与独立出版社Buku Fixi创办人Amir Muhammad交流，“他说，书本被禁了，第一个星期确实有人会来书店询问，后来就没有了，很多人会慢慢淡忘。所以，禁令其实是对一本书的扼杀。”

说罢，Benz自嘲一番，“可能我们可以‘骄傲’，自己有了禁书的rekod，但也只能这样。”

6. 在阴郁气候里，带着幽默感坚定往前走

懂得自嘲的幽默，在Ann看来，或许是气候变得阴郁时，作家或业者可以尽可能抱持的一种心态。“如果你太过认真看待，它最终会把你吞噬。它会限制你想书写的内容，影响你的心智，影响一切。如果可以，幽默感可以为我们拉开一点点距离，两厘米也好，我们才不致于淹没在里面。”

Ann：压迫与限制或可激发创意

在阴郁气候里保持幽默感，也许我们会看见，压迫与限制或许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创意，寻找一个能够躲闪爪牙的方式，依然说出自己想说的话。Ann记得新加坡剧作家Alfian Sa’at说过，法令上的管束，反而激励他写出更好的作品。

年初，Benz的《Koleksi Puisi Masturbasi》（自慰诗集）被官方列为禁书，“我想不是因为书名，而是内容关于君主制。”他也没有选择正面应战。“如果太过庸俗直接，对我来说就是不够创意。身为作家也要聪明，去发挥创意、装饰词汇，在未来写得隐晦一点。这是我面对禁令的态度。”在他看来，作家始终需要与权力中心保持距离。“不是反政府的意思，而是我们需要监督和批判，批判必然会带来麻烦，这也是我的宿命。”

或许，Benz想，自己有天可以写一部小说，反映禁书该不该存在的两难。

身为出版与书店业者，张永新从来不怕去撞一撞那条隐晦不明的红线，“如果你怕，什么都不能做了。如果你走到前面，碰到了，你就知道那条线在哪里，然后去处理它，不是书被禁，就是被起诉，就这样简单，去面对啊。如果没有，你再继续走咯。”冲撞不是只有一种姿态，“当然我们不要死板板硬硬撞过去，这不行啊，我们要灵活一点。”

灵活不是取巧，该承担的责任并不能忽视，张永新说，“出版一本书，我们是有责任的，太过直接的话，我们也会多加注意。需要审查，但不是自我审查，而是审查一本书的内容水准。如果是批评公共政策，那就没问题，如果涉及私人事情，可能会有被起诉的风险，那就要小心。”在这以外，“我们就处之泰然啊。”

Amir：市场需求仍是最主要考量

至少有3本Buku Fixi出版的书籍，在不同年份被列为禁书。同为出版业者，Amir说，市场需求始终是出版一本书最主要的考量。“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一本书会引起什么回响。有些书籍甚至在出版5年后，因为一些模糊的理由被查禁。”既然结果无法预测，与其害怕，不如实践。“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听到多元的声音，我们就应该去发表任何我们愿意署名的内容，并承担它会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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