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豪.大马应避免在中美科技战中遭殃

其次，大马需加强本土科技生态建设，降低对单一技术来源的依赖，从“科技输入国”转型为“科技调和者”。目前我国在半导体封装、测试及电子制造服务领域具全球影响力，例如槟城被称为“东方硅谷”，吸引英特尔、超微（AMD）、英飞凌等美资企业长期投资。然而，在核心技术如设计授权、先进材料等方面仍依赖外国供给，难以掌握技术议价权。一旦科技战升级，供应链被中断，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国家应投入特定资源发展高科技人才、设立战略科技储备及推动跨国研发合作，以增强科技自主弹性。

再者，教育制度应前瞻性调整，培育兼具科学技术通识与国际外交素养的人才，提升国家在科技博弈中的话语权。目前大多数理工或商科学生对科技治理、数据伦理、跨国科技规制缺乏系统理解。科技战不只打芯片，更涉及认知战、法规战与标准战。大马若要在东盟科技框架中扮演桥梁角色，必须培育具科学外交能力的人才，以对接国际规则、斡旋利益平衡，并在数字贸易、AI治理等新兴领域占一席之地。

然而，有鉴于我国在地缘政治与区域经济中的独特位置，我们具备发挥“科技桥梁国”作用的潜力。作为东盟创始国之一、亚投行成员国及RCEP签署国，我国可推动“去政治化”的科技合作机制，例如设立东盟—中美科技中立平台、建立区域AI沙盒标准、共同研究可持续科技路径等，以避免被拉入零和竞争。更重要的是，唯有加强内部科研产能、善用多边治理平台、确保科技政策的前瞻与独立，大马方能在两强博弈中站稳脚跟。

中美科技战虽是巨人之争，但对于大马而言，关键不在“选边”，而在“自立”。在地缘动荡的时代，科技独立性便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唯有主动塑造自身角色，灵活协调、长期布局，我国才不会在科技巨浪中沉没，才能乘势崛起，稳健航行于国际科技新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