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贤.教育投资勿奢望高回报

随着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大学学历不再稀有，而是越来越像一张“基础入场券”。学历的“稀缺性红利”正在消失，而我们却仍旧把它当作决定命运的“保证书”，这种思维早已与现实脱节。

根据一项题为《The Gaji Cukup Makan经济：当高等教育成为经济风险时》的研究报告揭示，我国超过65%的大学毕业生月收入低于3000令吉，70%以上的本地毕业生被迫从事半技术或非技术性工作。这些数字在反映现况之届，也在某一个层面剖析出了我们长期以来对教育、学历与经济回报之间关系的误解。

长期以来，许多家庭将“上大学”视为摆脱贫困、获取体面生活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亚洲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只要拥有高学历，就能获得高薪职业的观念。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低迷，现实已经打破了这种美好设想。加上大学文凭的普及，并没有为大多数年轻人带来理想的经济回报，反而让他们陷入高学费与低薪资的矛盾中。而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局面，正在逐渐侵蚀亚洲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心。

其实亚洲社会必须认识到，这个现象不仅仅是“学历与工作错配”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现象。随着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大学学历不再稀有，而是越来越像一张“基础入场券”。学历的“稀缺性红利”正在消失，而我们却仍旧把它当作决定命运的“保证书”，这种思维早已与现实脱节。

因此，与其说是学历的错配，不如说是我们对于学历的价值认知出现了错位。教育的意义，本不该只是为了换取一份好工作。真正的教育，应当是一种自我提升的过程，是增长知识、开阔思维、培养批判性与创造力的系统途径。教育之所以有价值，不在于一纸文凭，而在于它是否赋予了个体面对世界、理解复杂性与作出判断的能力。

此外，我们也应反思当前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与教学内容是否真正符合时代的需要。当课程与产业脱节、实践机会匮乏、毕业生缺乏适应职场的实战能力时，高学历自然无法带来相应的就业质量。而企业也逐渐倾向于雇佣“能解决问题”的人才，而非仅仅“有学历”的人。

此外，家长与学生本身亦有必要重新定义“成功”的标准，不应将未来的工作岗位，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

总而言之，高学历不再等于高薪，这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所以与其哀叹文凭贬值，不如反思教育的初衷，认清教育的本质。当我们从功利的期待中抽身，把教育还原为拓展思维、提升素质的根本手段时，我们或许能找到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