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从吉兰丹到马来西亚的“毒品滥用”第一名

从“刑事司法”模式转为“公共卫生”模式，需要执政者的思维转变，其中摆脱对毒品使用的惩罚性模式、摆脱社会污名化和法律刑事化，都是主要基础观念。

吉兰丹，对许多华裔来说，是个神秘边疆。不陌生的，可能是近几年新闻报道老提到的“性罪案”、“高失业率”、“毒品滥用”等社会问题的“全国第一”。

这些社会问题逐渐恶化，可追溯至1977年伊斯兰党在州选败给巫统后，两派人马为争夺民心，开始竞相推行宗教化政策。在宗教化政治竞赛中，煽动吉兰丹（乃至全国）乡民情绪和操弄民粹，成了争取选票主要手段。经过四十余年，如今的丹州已陷入一种畸形状态：过度强调男女隔离、穿着规范、娱乐限制等道德教条的同时，却严重忽视许多方面的行政效能、经济发展，导致该州不仅治理低下，经济成长远落后于其他州属，公共基础设施更是半汤不水的长期停滞。

这些年社媒上三不五时就有人拿来当笑话的肮脏水供、落后的临时巴士总站等问题，都是吉兰丹的“土产”。三十多年来，即便两次搬迁，“临时巴士总站”始终维持这“临时”尴尬身份；好在大部分乡民都是超级忍者，能忍他州子民所不能忍。如今，这里成了人们逃离的故乡，背后是州内种种深层的社会问题。

根据国家反毒机构最新数据，大马每10万人有566宗毒品滥用个案，而丹州平均率为1130宗（全国数字的一倍），紧随其后的有登嘉楼（974宗）、玻璃市（965）、吉打（898）和槟城（803）。

若说这些州属临近泰国，因此必需面对额外的“毒品诱惑”，所以毒品滥用特严重，而且许多毒品源自泰国，那么我们可以推论该国的毒品滥用问题，应该会比我国更严重吧？

但事实很吊诡。

根据东盟毒品合作中心（ASEAN-NARCO）2023年8月发布的《东南亚毒品监测报告2022》，东南亚“毒品滥用”龙头老大，不是泰国或缅甸，而是马来西亚。

由于东盟各国缺乏全面流行率数据，因此“接受治疗”数据被用来反映毒品滥用的整体情况。2022年东盟地区每10万人口中，有83.9名毒品使用者接受治疗，其中三分之二为安非他命类兴奋剂（Amphetamine Type Stimulants）使用者，阿片类药物和大麻使用者分别占15%和3.5%。在每10万人口的对比中，我国治疗率最高，达420.1人，最低者为菲律宾，仅3.4人。

我们可以辩说我国“非常积极治疗”，所以才名列第一；但2011年《世界毒品报告2011》显示，我国15至64岁人群中阿片类药物年使用率为0.94%，东南亚排名第一（缅甸以0.80%排第二）。

我们也可以辩说大马地处“金三角”（缅甸、寮国、泰国）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之间，所以成了毒品贩运中转枢纽，但也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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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边境执法能力软弱，导致走私活动难以控制。泰马边界的茂密丛林、漫长海岸线、重要港口（如巴生港）等条件，常被贩毒集团“妥善利用”，把各类毒品通过我国流入东南亚各地；而且腐败与执法漏洞，包括部分执法人员受贿的新闻时有所闻，导致毒品贩运网络被纵容。

无论如何，研究发现仅靠惩罚性措施，并无法有效遏制毒品滥用和药药物成瘾问题。也因如此，2016年联合国大会毒品问题特别会议里，193个会员国一致达致共识：“药物成瘾是复杂、多因素的健康障碍，具有慢性和复发特征，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而并非道德败坏或犯罪行为的结果。” （引2017年5月《World Psychiatry》文章 ）。

惟纸上谈兵是和政策实施却是两回事：大多数国家应对毒品滥用的策略，目前主要还是侧重于惩罚。

但惩罚性措施其实只会让吸毒者陷入恶性循环：高失业率和贫困导致滥用毒品，被逮捕后导致社会隔离，也让吸毒者背负刑事案底，进而限制未来教育和事业发展，让他们更难摆脱困境。所以，严惩吸毒者并无法解决问题，反而把他们困住社会底层群体，加剧复吸成瘾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从“刑事司法”模式转为“公共卫生”模式，需要执政者的思维转变，其中摆脱对毒品使用的惩罚性模式、摆脱社会污名化和法律刑事化，都是主要基础观念。

患有药物和毒品滥用问题的人，需要的是同理心和治疗，而不是惩罚；其中毒品法庭、转介项目（diversion programs）、非刑事化持有毒品的政策等，都可以是替代方案（详见2021年8月《Neuropsychopharmacology》期刊文章 ）。

对于这类“大马第一”、“东南亚第一”封号的社会问题，吉兰丹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责无旁贷，必需共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