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山.公开执法单位调查报告

高庭在尤索夫案宣判控方提交的证据无法在表面上定罪。意思就是，在控方提呈的证据与证人，经过控辩双方的来回盘问之后，如果被告选择沉默，法庭还是不认为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有罪。换句话说，控方提出的证据薄弱。

问题的关键是，到底控方，即总检察署，如何衡量手上的证据是否足够？总检察署必须检讨，为何当初没有要求警方加强调查、收集和提供更多的证据，以强化他们控告涉案者？到底有多少宗案件就是因为这样而让被告当庭释放？

一名专业的检察官在处理一宗刑事调查案件时，不管案件严重与否，或者是涉及的人事物复杂与否，该案件的档案一般来回总检察署和调查单位好几回。原因是总检察署一开始未必满意警方的调查素质、方向和速度，例如总检察署认为他们如果要提控某人，他们可能还缺乏一些重要或关键证据。这些证据或许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总检察长多次表明，联邦宪法和刑事程序法典也有规定：决定是否要提控某人，依靠的是调查机构，如警察、反贪会等所提呈的证据。此外，总检察署有载量权决定以什么法令，在哪一个法庭决定要提控某人。最后，总检察署也有权力决定是否要终止提控某人。

和尤索夫案一样，在赵明福案，总检察长必须解释为何他认为证据不足，无法控告相关的涉案人士？到底警方的调查报告显示了什么？像这样备受瞩目的案件，虽然总检察长在公函中解释为何做出“没有进一步行动”（NFA）的决定，但是如果一日不公开调查报告，公众的疑虑一日都不会消除。

这不只是赵明福案件，包括消防员莫哈末阿迪因公殉职一案也是如此。事到如今，关键的已经不是为何总检察署没有控告相关人士，而是到底执法单位怎样调查这些案件？我的看法是，现在最能够解除公众疑虑的就是公开执法单位的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