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财政困局下“开源节流”的抉择

SST与GST税制存在基本差异。

首先，SST是单层税制，只在特定制造阶段与提供服务时课税，通常会由企业向消费者转嫁税负。其优点在于制度简单、执行成本较低。但缺乏透明度与可追溯性，很容易被企业层层转嫁，最终抬高商品价格。

反观，GST是多层税制，即每个生产、配送与销售阶段都要征税，但业者可凭进项税扣抵，由最终消费者承担净税额。优点在于透明、可控，有利于政府扩大税基与防堵逃税漏洞。然而，GST会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造成影响。

至于公平性的衡量，不应仅在于形式平等，更应包括实质影响。GST能扩大税基，让非正式经济（如现金交易、黑市活动）也纳入管理，有利于整体税收公平性。

然而，反对者认为GST是一种“逆向累进”税制，中低收入者比例上承受更多高税务负担，因其大部分收入来自消费，难以逃税，特别是政府在缺乏有效补贴和社会保障下，会加剧中低收入户的不满与焦虑。

因此，若从短期民生负担与可接受度考虑，SST较具“社会和谐性”；但若从制度效率与长期财政公平性来看，GST更合理。

首相认为“未是时候”恢复GST

首相安华日前表示，“目前并非重推GST的适当时机”。虽然GST的税制是更便捷的系统，但该税制影响全民，包括低收入户都必须缴税。首相说，除非最低薪资达到4000令吉以上就可以考虑。我们认为，政府暂时否决GST的原因有三：

其一，通胀压力：虽然近年通胀率缓和，但基础生活成本依然偏高，GST的回归恐推高物价，对低收入群体冲击最大。

其二，内需复苏脆弱：疫情后经济仍处于复苏阶段，目前是私人消费为主要动能。重推GST将抑制家庭支出，打击消费信心。

其三，政治民意考量：国阵政府在GST推行期间引发重大民怨，是导致政权更替的因素之一，安华政府为免重蹈覆辙，所以对GST的推行十分谨慎。

除了经济条件，政府目前也未建立让社会信任的配套制度，例如针对B40群体的退税机制、价格监管系统、公开税收用途等。若民众对税收去向仍存疑虑，GST即使税率较低，也难获得社会认同。

在财政开源上，除了SST还有其他选项吗？税收固然重要，但SST并非唯一工具。政府可考虑其他开源措施，包括：

其一，能源补贴合理化：2024年政府花费613亿令吉用于汽油、柴油、电费、煤气与民生补贴，但这些补贴如果落入高收入群体与商业用途，未能精准扶贫只会导致资源浪费。政府若能针对B40与特定行业有条件津贴，即可节省大量开支，并转将资金用于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

首相周一表示，RON95汽油针对性补贴不会影响我国85%的民众，那是反对党“绝望的花招”。首相说，现在国家需要鼓舞人心的消息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散播不实的负面讯息。

其二，落实数字经济与非正式经济税收来源：对电商平台（如Shopee、Lazada）进行适度课税，或针对自雇、自由职业者建立税务申报制度，使政府收入来源更多元而稳定。

节流：节约公共支出与治理改革的机会

除了“开源”，“节流”同样关键，尤其在政府开支膨胀与效率低落的情况下。

其一，公务员编制合理化：截至2024年，大马公务员总数接近170万人，是东南亚最高之一。相比之下，越南过去几年间大规模精简公务员编制，裁减逾70万名冗员，间接提高行政效率与财政可持续性。

越南能，大马应该也能。如果是大有为政府，就应该剑及履及的实施绩效管理制度，提升公务员生产力；精简非核心部门与重叠机构；鼓励数字转型与流程自动化，减少人力依赖；避免不必要的出国开支（例如补贴40余万让敦马出国是值得商榷的决定，因为观感不好）。

其二，撙节开支与“零基预算”：政府应从“零”开始审核每项预算需求，而非沿用过去年度的预算结构。如此可减少不必要或重复支出。包括津贴、部门差旅、政府活动宣传等，都应缩减开支。

其三，重建防贪反贪的制度：根据2024年透明国际“贪污印象指数”报告，我国排名维持在57位，在亚洲仍属于中高风险贪腐国。所以必须从制度源头整顿，包括加强政党资金透明法；独立检控机关；设立公共采购透明平台；人人都是“反贪委员”。贪污不除，任何形式的税收改革都会失去民众信任。

大马要走出财政泥沼，不能只靠单一税制工具（如SST或GST），而须以“综合治理”取代“头痛医头”的短视应变。现阶段除推动SST外，政府还必须拿出其他等效措施来补上财政缺口，例如补贴改革、资源税收、数字税制等。

同时，若政府无法严控开支、改革公务体制、杜绝贪腐，即使征再多税收，也难以换来人民信任与可持续发展。